“家礼教派”的队伍强悍凶狠，若跟他们发生冲突，肯定会两败俱伤。梁湘分析了眼前的险要形势，了解到这个教派的政治态度，立即派出四名过去曾在“家礼教派”的地方呆过、会讲当地土话的战士为代表，去拜会“家礼教派”的首领，说明县大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是借路经过，绝无寻衅之意。首领明白了原委之后，脸色从阴转晴，连声说：“好，好！河水不犯井水。”旋即下令教派武装后撤避让。化干戈为玉帛，一场即将发生的血战就此和平解决，县大队安全地继续前进。尔后，在西安、通化、东丰、西丰四县中，梁湘率领着县大队，跟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游击战。
11月间，县大队到了典化一个名为八棵松的地方，终于找到我方正规部队保安三团。得到保安三团的护送，县大队横渡松花江。松花江河宽水急，风大浪高。队伍坐上木船过江的时候，遭到国民党飞机的扫射，被打伤多人。
县大队到了长白山麓，这儿是大后方，没有国民党势力，比较安全平静，但供给中断了，生活十分艰难。
冬天早已降临人间，气温低达零下二十多度，漫天风雪，滴水成冰。梁湘跟大家一样，穿的只是黑色棉布袄裤，头戴一顶棉帽。这么单薄的衣着，从小习惯于严寒生活的东北三省青年人还可以马马虎虎顶得过去，而南方人就难熬得住了。加上没有食物下肚，常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即使有锅可揭，喝的也是玉米面糊糊。梁湘第一次喝玉米面糊闹出笑话。他看到碗里盛着黄橙橙的东西，挺好看，以为是鸡蛋炒饭。可一口吃下去，却满嘴粗糙难咽，只是饥肠辘辘，不得不硬着头皮吞下去。玉米面煮粥挺难煮熟，而县大队的战士们饿得等不了，人们拿着口盅，一个挨着一个地走向大铁锅，一人舀一碗还未煮熟的玉米面糊，用树枝作筷子扒着吃。有一次等候派饭，梁湘也站在队后，轮到给他舀时，炊事员就往梁湘手中的瓦碗里舀了满满的一碗玉米面糊，并悄声地提醒他：“面糊还很烫哩，”可是梁湘转过身来，端起饭碗就仰起脖子大口大口地喝着，也顾不上烫了，他实在是饿极了。
四十八年后，当年的县大队武工队政委张伯良回忆这段日子时说：“记得1946年年底，到处是白茫茫的雪原，给我们行军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通化附近，我病倒了，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高烧迟迟不退。为使我尽快康复，梁湘和张学科日日夜夜守护着我。当我烧得厉害时，梁湘就用毛巾泡泡冰水帮我敷在脑门上作物理降温。记得我高烧到抽筋的时候，梁湘和张学科一直在我身旁守护着，为我倒水、喂药，用湿毛巾帮我擦身子，整整忙了一夜。第二天行军，梁湘为了不让我掉队，在他自己也极度疲劳的情况下，还把他的马匹让给我骑，他自己坚持步行。这件事今天想起来，我仍感动不已。”
翌年5月，西安县第二次解放，重获新生。
不久，梁湘按上级部署，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展开了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被压迫了几千年的广大贫苦农民，扬眉吐气站起来了。在斗争中，梁湘注意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西安县的土改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当时担任西安联合中学校长的罗衡追忆说：“梁湘在东北的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作风平实，待人亲近，喜欢听取和讨论我所提出的工作上的问题困难，对我的工作意见甚为尊重，关心支持联中工作，对当时联中的培养目标，要求结合形势教育转变学生思想，输送干部，注意执行知识分子政策。那一年冬天来得很早，路边的树木光秃秃只剩枝干，叶子早已没有了，而我和几位教师还没有冬衣。他知道这情况，就立即批发了棉衣和其他用品给我们。
最突出的一件事是，正在进入土改高潮时，贫下中农和土改工作队到我们联中来，抓地富子女的学生和教师回乡批斗改造。我将这情况向梁湘汇报，请示他该怎么办。他当即表示说：‘作为地富子女的学生和教师不同于地富分子，他们属于知识分子，要说服工作队和贫下中农，学校可以不给人，他们也不能到学校来批斗。如果某人有问题，可将材料送到学校，由学校根据政策规定处理。’由于梁湘的支持，使我大胆地处置好了这些棘手的问题，没犯邻县中学那种对地主子女的学生、教师进行清洗批斗的错误。这件事在联中教师和学生中引起很大的反响。邻县中学一些家庭是地富的学生和教师纷纷转学到联中来，省教育厅对联中的做法也给予肯定。可是很有趣的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头头却说我把联中办成‘招降纳叛、包庇地富反坏右的安乐窝’……”
在解放四平的战斗中，因为梁湘组织带领的西安县人民支前担架队非常勇敢，一直活跃在第一线，及时抢救出许多受伤的战士，上级授予他“支前模范县长”的光荣称号。
1948年，沈阳解放了。梁湘奉命从西安转到沈阳，参与接管工业名城沈阳市的工作，担任大西区区委书记、区长兼沈阳市纺织工业行业党委书记等职务。
广州入城式。叶剑英给毛泽东发电报：我们的工作要从农村转向城市。
梁湘回家了。祖母走了留下一座坟，母亲还在，父亲落叶归根回到羊城。梁湘上任广州市公用局长，又调任市工商局长，从局长升任市委第二书记。
改革开放，他渴望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试行解决“吃菜难”的市场开放的改革试验。但起先未被领导理解，省委书记斥责他说：“我刚上任蔬菜就涨价，你想把我赶走？！”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战争形势发展一日千里。中共取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的胜利后，像秋风扫落叶似的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直扫到了海南、台湾两个岛屿上。中共中央组织成立了南下工作团。梁湘应召调到该团的广州干部分团里去。
1949年10月初。南下工作团刚抵江西赣州，中共中央就任命叶剑英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长，并为接管华南地区配备了领导班子。叶剑英刚到任，立即主持了赣州干部会议。
梁湘早在学生时代就仰慕叶剑英的英名，这回他参加了赣州会议。几十年后，梁湘还能清楚地讲述当时的情景：“在赣州会议上，叶帅详细地分析了我们即将去接管的广东的各方面情况，并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给我们指明了进城后的总任务、总路线和工作方法。他说：‘城市政策一是接、二是管。如何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是城市政策的基本内容’，‘管理城市的总任务是安排秩序，团结人民，进行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在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叶帅强调实行党委集体领导，高度民主、高度集中，善于预见，抓住中心，谦虚朴素，勤劳工作，和衷共济，团结会师。”
五天之后，即1949年10月15日，梁湘跟随南下工作团，穿粤北翁源，过新丰吕田，经从化街口，走出太平场，胜利抵达广州市。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市的第二天。当晚，梁湘睡在中央公园后面的国民党时期广州市政府大楼的办公桌上，翌日才搬到长堤爱群大厦八楼去。这儿，既是办公的地方，又是栖身之所。
面对阔别了十二年的广州市，湾湾的珠江水，莽莽的白云山，梁湘百感交集，颇有点儿“桃花依旧，人面全非”之感。心里又泛起回忆的涟漪：从广州参加革命，到了陕北延安，到了东北吉林，远离广州几千公里，想不到转一个大圈圈之后，现在又回到广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