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既可以是权力的工具，也可以是其结果……话语传递并产生权力，它加强权力但又削弱并揭露权力，使其虚弱并能够使其挫败[15]。
《水浒》，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一旦成为名著，就意味着通常需要翻译成外文，让非母语的读者可以阅读。当然，翻译有时是“主动的推销”，有时，是“积极的接纳”。前者说的是，母语的主体自己翻译，目的在于“推出”，用一种话讲就是“开拓进取世界”。后者说的是，非母语的主体也即“他者”翻译，目的在于“接入引入”，时常通称“引进吸收打开眼界”。现代性的展开，其方式之一，就是翻译。
翻译中有学问，而且是大学问，故现在对翻译颇多研究，遂促成一门显学成立，造就了新的学术分工，并引发了“翻译极为可能是种话语策略”的警惕。人们开始思索，翻译是否隐含着话语权力的运作。《水浒》的翻译，历经数次，其本身的故事，翻新不断，其中似乎就有“策略”的问题。
当然，本文只谈故事中的一个“版本”，略及“翻译策略”，主要目的是从翻译问题导向法律问题的追究。
一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个国际友人，叫沙博理（Sidney Shapiro）。此人居住中国多年，十分精通汉语，又特别喜好《水浒》。当时篡政的“四人帮”，力邀沙博理用英文翻译《水浒》，以便“推销”，送及海外。沙博理勉强答应下来。翻译完成之际，沙博理将译稿交给“四人帮”，算是交差。可“四人帮”初读英文译本书名，立即表示了不满。英文书名是Heroes of the Marsh。“四人帮”说，宋江被帝王招安了，他是叛徒，而且跟随他的相当一部分梁山泊人物，没有“阶级觉悟”，同样是叛徒。既然是一群叛徒，怎么能用heroes（英雄）这个词？所以，这里的翻译之误是根本性的，有关立场。“四人帮”有想法。他们觉得，既然是“开拓世界”式的“推出”，就要有意识地通过翻译策略引导非母语的读者，让他们看出历史中人物的真正问题，特别是历史中人物和当代人物之间的隐喻关系，以明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某些人物的“深层一面”。“四人帮”说，应该用与中文里的“歹徒”一词相对应的英文词，而且要求沙博理一定要准确找到这个英文词。“四人帮”指出，梁山泊人物，开始时是“造反”，可后来是叛徒，两相连贯，就有了比叛徒还要恶劣的情节，于是非用“歹徒”一词就不能揭发其实质。沙博理这时发现，“四人帮”对翻译有点在行，接着，答应找词。最后，英文书名成为Outlaws of the Marsh[16]。outlaws的确有中文“歹徒”的意思，而且，主要是这个意思。“四人帮”读后，觉得“爽”，遂宣布翻译“大功告成”。然而，沙博理暗自偷笑，而且在“四人帮”垮台之后，还不无得意地说，outlaws还有中文“好汉”的意思，通过全书的翻译，英文读者一定相信，书名在指“好汉”！[17]沙博理似乎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用outlaws的双重隐意来暗中进行话语抵抗运动。他同情那些“四人帮”不喜欢的人物。
在《水浒》翻译过程中的这个“版本”故事，非常鲜明地表现了翻译的意识形态策略的斗争。
二
现在转入法律问题。在梁山泊的特定语境中，不论heroes，还是outlaws，都与法律有关。heroes针对的是法律制度，outlaws更是如此。可是，作为能指的两个词，其所指向的实在对象，却是一个——一群人物群体。换言之，用中文语词来说，既可以用“英雄”来表达某一类反抗一类法律制度的人物，也可以用“歹徒”来表达某一类违反一类法律制度的人物。不同意思的语词使用，表现了对特定人物或者特定法律制度的不同立场。尽管，英文里outlaws，也有“好汉”的意思——和“英雄”的意思有了点滴相通的地方。但颇为重要的是，“英雄”所对应的“反抗”，表达的是对一类制度的否定；而“歹徒”所对应的“违反”，则相反，表达了对一类制度的肯定。
在法学里，一个问题始终暗中作祟。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在某些语境中，人们总是中性地看待法律，比如，在前面的语词使用中，无论“英雄”，还是“歹徒”，无论“反抗”，还是“违反”，都没有否定法律本身的资格（尽管对法律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态度）；而在某些语境中，人们却仅仅正面地、怀有偏激道德立场地看待法律，比如，我们的语言表达习惯中总有“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法，平之如水”……
当然可以认为，这是法学里常说的实证主义话语和自然法学话语的“争论”现象。实证主义，从来都说，“法律的存在是一码事，法律的好坏则是另一码事”[18]，因而，在《水浒》的翻译中，“英雄”“反抗”也好，“歹徒”“违反”也好，同时都是对法律资格的认定，但却可以表现出对法律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自然法学，尤其是极端的自然法学理论，则是相反，认为“法律的存在和法律的好坏从来都是一码事”，[19]所以，在“英雄”和“反抗”的语词使用过程中，法律表面上看是存在的，实际上则并不存在。否则，英雄就可以反抗“正义的”“智慧的”“平之如水”的法律了，这会是奇怪的语言使用，而且至少是违反了一些重要的语言游戏规则。
但是，传统的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的“笔墨官司”，已经过时，其启发意义，可能已是大打折扣。因为，语言的使用从来都是应景式的，更为打紧的是，语言的使用者，从来都是从自我理解的角度去看自己的语言使用，并不喜欢跳出“自己的立场”，总会认为自己的语言使用，是正确的、应当的，尤其针对法律这样的社会建制问题。进而，语言游戏规则也变得是多重的、复杂的，构成了多维曲扭演化的空间。而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话语，都在从“他者的立场”来讨论问题。“他者”的立场，表现了知识理解的中立性，并且，意在表现这种中立性，展示了知识观察的“外在性”，毕竟，这种立场相信，法学知识的寻觅也是知识中立追求的一种。两种话语的这种“他者”潜意识，决定了其不可逃避的“过时”。不论实证主义认为自己怎样有道理，认为自己对法律制度的建设怎样大有裨益，不论自然法学认为自己多么“讲正气”，对法律制度的建设多么立意高远，生活在现实中的个体，还会采取自己的语言行动策略，标明观点，进行“斗争”，自我伸张，从事征服，进而构筑“法律想象”的一个方面。这就是“过时”的意思。
因此，暗中作祟的法学问题，不是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揣摩的那样，是一个“他者”可以争论清楚、论证清楚的问题。这个“暗中作祟”，是持续的、生长的，是和作为个体的我们每个人眼睛中的鲜活法律场景持续相互作用的，并在相互作用之中，凸显个体的利益、嗜好和立场。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个体化的法律话语实践决定了法律生活必定是“反普遍”的？这不一定。因为，谁都可以发现，即使是在我们个体的自我经验中，我们也能发现特定语境中的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某种一致。有时，某个体，的确和他者个体分享了共同的法律体验，因而，进入同一条战壕，彼此鼓励、相互支援、一致对外，设定共同的“标靶”。就此而言，如果将法律游戏看作语言游戏的一种，那么，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断言是不能忽略的：语言游戏是生活，生活是语言游戏，而语言游戏是有规则的，尽管规则在变化[20]。
可是，个体化的法律话语实践，因其是从自我立场出发的，或者说是从“内在实践立场”出发的，所以，法律游戏规则的变化，又和自我个体的争斗有着联系，是由自我个体的争斗加以催发的。“自我”确定着立场，谋划着策略，设计着方式，运用着权力（福柯[Michel Foucault]式的权力），从而在一种法律游戏规则中不断注入新鲜元素，也即导致演化可能出现的新诱因；“自我”总是轻声唱着“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部队已出发……”将自己的意志及热情，诉诸战场。而一种法律游戏规则和自我介入的相互关系，是无法确定的，是无法知识化的，尽管，可以小作描述。于是，法学知识的努力总是面对了无法知识化的部分对象。
这就是在一个《水浒》翻译的故事版本中可以发现的问题。
三
在“四人帮”“想象”着梁山泊时代的法律的同时，沙博理也在“想象”着，尽管他们都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也会“想象”，虽然我们同样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只要在生活中有着争斗，比如，像“四人帮”那样有着力图含沙射影的攻击意图（将宋江喻为某某），像沙博理那样有着春秋笔法方式的迂回抵制思虑，人们就会不断地“想象”法律，“砌筑”法律，不论这个法律是什么时代的，并且，为其击鼓，为其呐喊，为其披挂，为其上阵。人们不仅要争论究竟是用“英雄”“歹徒”“好汉”还是“反抗”“抵制”等语词去阐述《水浒》的故事，以及其中的翻译，而且要争论究竟是否用其他语词去阐述去翻译，从而准备设置不同的法律气氛，制造不同版本的法律故事，包括不同版本的翻译故事，使法律游戏规则变得“既在此时又不在此时”，十分辩证。
当然，我们可以自我约束地做个“旅行者”，克己复“法”，走马观花，不卷入上面所说的一切，去客观地描述法律现象，生产普适的法律知识，指出“四人帮”和沙博理都是不客观的，没有普遍的法律知识储备，从而指出“到底是用何种语词来翻译不是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就是我们自己，恐怕都没有办法可以不生活在特定的法律制度中。毕竟，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无法自拔头发从而脱离地面的“法律地球村庄”中。
如果无法成为法律知识的“旅行者”，那么，就必定是法律知识的“角斗士”——而且是在使用文字的每一刻，包括笔者写下上述文字的这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