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汉朝的复兴大业，老百姓们，你们也就出点血吧。
说完了其实并不仁义的刘备，咱们再来看东吴。
东吴就更厉害了，孙权铸的钱，叫“大泉五百”，一钱顶五百钱！当时铸钱也是铜不够用，孙权就命令民间献铜，酌量付给报酬。
后来越搞越厉害，又出了“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老百姓满手都是大钱，找零都没法找。再说，好好的五铢钱，就换成这些“冤大头”回来，谁干？东吴的百姓尤其是商人反应激烈，坚决抵制，就是不用你这个“大泉”。
孙权还算明智，见此情况，下诏不再铸大钱。已流入民间的大钱缴还官府，官府按比值兑换五铢钱，以此来减缓官民对立情绪。但政府有时候也会装聋作哑，实际上有很多大钱并没有被收回。
蜀、吴的领袖在铸大钱的时候，总要有个堂皇理由，不然就很显得自己太无赖了。铸大钱的理由当然有，就是小钱不值钱以后，用起来太不方便了。
经过黄巾、董卓之乱，处处经济凋敝，五铢钱随之狂贬，百姓去买一点东西，要背上一麻袋钱。
当然了，蜀、吴铸大钱的初衷，除了想搜刮点民财外，可能也真的有想方便流通的一面。但是只要铸一次大钱，老百姓就要被剥一层皮，这是铁定的。
那时候的“扑满”，可能都没人用了。你存进去一百钱，放上一百天，钱没变，市场的东西也没变，可是等你取出钱来想买东西时，一百钱就只能顶一个钱用了。
越穷，就越买不起；越买不起，过一段时间就更穷。恶性循环，生生不已。
——这就是很多人认为“傻瓜才存钱”的原因。
人们宁肯把钱拿去干更傻的事，也不愿意存钱！
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有个论断说得好：“人类应该汲取的真正教训是：政府让他们失望。货币体系的管理不当，才是引发大萧条的元凶。”
得过诺贝尔奖的，说话就是具有普世价值。汉末的情况岂止是政府“管理不当”，更像是政府在玩货币幻术，公然抢百姓的钱！
汉末以后，五铢钱可谓命途多舛，名义上还存在，其实质量大大下降，政府只是利用它以往的好名声而已。三国归晋以后，在很多时候，形形色色的“五铢钱”因为贬值，甚至没办法流通。
看出规律来没有？中央财政一危机，执政者就搞货币贬值，争铸“恶钱”，实不抵值。投入流通后，中央财政凭空增加，百姓存款无形减少，因此人民极其厌恶“恶钱”。
老百姓为了应对货币贬值，就大量使用价值比较稳定的绢，来充作代金券。绢是论匹计算的，不用剪裁。无论官府还是民间，买卖、计价、赏赐、借贷，甚至行贿受贿，大家都用绢。这好歹解决了问题，但唯一的遗憾是行贿时比较麻烦，不好藏着掖着。
看吧，历史并不都是时时刻刻在前进，有时候它会大踏步倒退。现在，就是又退回到神农氏时代了，统治者作的孽，不小啊！
《三国志》里有记载：那时候买卖人口，一个人值16匹绢；但是名贵的宠物狗，一只就值好几千匹绢。
人比狗贱，从来就不是好世道的表征，不论是在啥时候！
曹操真的是很关怀贫困儿童
寂寞的东汉在三大枭雄的瓜分下，演出了一场盛大的末世狂欢，终于寿终正寝了，留下了一个缭绕千年的“汉”字。
这个王朝，不比西汉那样威震欧亚，但在金融信贷方面，也还是有建树的。这一点，并没被历史所湮没。
说起来，东汉对贫民的赈济政策相当优惠，就这点说，它是个好王朝。
汉章帝时代，朝廷曾下令，让各个郡国招募无地农民，集中到土地肥沃的公田去耕种，官府不仅把这些公田无偿赐给他们，还贷给他们种子、口粮和农具。在税收方面，免田税五年，免人头税三年。
你们就放心种地吧——农民若不能安心种地，说出花儿来也不能算是盛世。
后面还有几位皇帝，也曾赈济过鳏寡孤独的贫民和逃荒的流民，贷给了种子和粮食。
最后，帮助皇帝做好事的，还有曹操——曹丞相。
传统戏剧舞台上的白脸奸臣曹操，在现实中也不见得是“宁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的狠毒角色。他在汉献帝时代，曾下令，凡是12岁以下因家贫不能养活的苦孩子，一律“随口给贷”，有一个救济一个。
这可不是蜻蜓点水式的作秀，而是按户排查，实打实地扶贫。
大奸臣曹操尚能如此，我们现代人在面对弱势群体时，就更不应该太狠心。毕竟我们是礼仪之邦的后代，且又受过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熏陶。
扪心想一想：我们做人，可以不如岳飞、不如海瑞，但是不能不如曹操啊！
曹丞相如今可是安睡在铜雀台的地下，千年的盗墓贼都没找着他。要是让他爬起来笑话咱们，咱这现代人的脸往哪儿搁？
好了，我们还是回到正题。
放贷是东汉朝廷的慈善行为，这毫无疑义。至于当时的地方政府是否可以放贷，史无明载，只是记载了有的王侯或地方官曾因贷款给贫民而遭到处罚。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根本就不准地方官放贷呢，还是因为他们收了人家的利息而被罚？专家们也搞不清了。
不过，那时候的皇帝虽然心肠软，富商们却没有那么慈悲——钱，我有很多，都放在家里。可是它们搁着不能下蛋呀，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就只有放高利贷。
东汉的高利贷，比西汉更甚。
有一位议事郎桓谭，曾上疏皇帝说：“如今富商大贾多放债，中产阶级子弟（中家子弟）为他们效劳，奔走犹如臣仆，从中分成，个个都像王侯一样富。”（见《后汉书》）
这与西汉不同，西汉是王侯贵族帮富商牵线放债、讨债，东汉是中等之家的子弟充当了这个角色。
想想吧，为富商跑腿的，都能富比王侯，那大商人得有多富？恐怕不派调查组是查不清楚的了。
东汉还有一个现象比较特殊，就是出现了“官负民债”。事情起源于朝廷和羌族开战，一打就是好多年，军费开支上百“亿”计。
这场战争，从东汉建国后第六年开打，断断续续打到末代的汉灵帝。一共是155年。
羌族是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民族，分布在湟水流域及甘南、川西和青藏高原，以游牧为主，也从事农业。西汉初，羌族臣服于匈奴，与汉为敌，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去讨伐，把他们基本给降伏了。
后来王莽篡政，用了万能的贿赂手段，彻底摆平了羌族各部首领。羌族的头儿不知为什么，独服王莽，王莽一死，就开始反叛。此后，他们据守西海（今青海湖）一带抗拒汉朝，西北从此不得安宁。
史书上，关于西北战场“杀八千”、“斩四千”、“官军死二千”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
战争就是烧钱，太平盛世也禁不起这么长年累月地烧，朝廷的内囊渐渐空了，就向王侯、官僚借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债”。
借钱来打仗，也是死要面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