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铸的钱，多少透着一股无奈。这时候南唐的“国主”，是中宗李璟，他在政治上不是很聪明。南唐败给了后周，赔了一大笔钱，政府的财政有了赤字。当时有个叫钟谟的官员提议“铸大钱，以一当十，文曰‘永通泉货’”，李璟想想没别的办法，就批准了。（见《新五代史》）
这又是铸大钱的老把戏，其结果就是物价高涨，私铸泛滥。
人民用小钱兑换政府的大钱明显吃亏，“故民间匿币而不出”，甚至人们纷纷销钱铸器，以获厚利。
政府的钱还是不够花，从哪儿弄才好？南唐重臣韩熙载又建议：“铸铁‘永通泉货’钱，以一当二”，与铜质“永通”并行。
这一招狠！铸钱的材质便宜了，币值却翻了一倍，这就更是加紧抽老百姓的血了。果然，“铁永通”一出，“农商失业，食货俱废”。
南唐君臣铸钱虽然没安好心，但是他们的“永通泉货”，却开了钱币铸造艺术上的一个先河。
它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对钱”。
这又是一个新术语了，所谓对钱，有三个特征——
一是钱文内容完全相同；二是两枚钱币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书体，其中篆书必居其一，另一种为隶书或行书；三是书体虽然不同，但两枚钱币必须是币值相同，形体对等。
也就是说，两枚“对钱”的钱形大小、钱身厚薄、穿孔大小、轮廓宽狭、钱文位置、字体大小、铜质等各个方面都完全一致，可以成双配对。
这种趣味钱币，又叫“对文钱”或“对书钱”，日本泉界称之为“符合泉”。这种花样儿，恐怕也就南唐的君臣才想得出来。
“永通泉货”的书体有隶书和篆书两种。其中的隶书钱，又有阔缘和窄缘之分、精字和细字之分。
当时韩熙载是南唐的户部侍郎，担任了此钱的监铸官。
“永通泉货”的铸期大约只有半年时间，所以铸造量极小，现今存世的数量就更少了。现在你要是能寻摸到一个，就可以当珍品收藏了。
此外，“唐国通宝”也是钱币中的一绝。这个钱，是为了应付战争赔款后的财政危机而铸的，当时南唐已答应奉后周为正朔，也就是使用后周的“显德”年号，可是铸钱的时候，还是写了“唐国”字样，可以看出南唐君臣的微妙心态。
“唐国通宝”有极复杂的版本差异，钱文有篆体、楷书、隶书三种。其中的篆书钱又有不同的版别，互相间仅有细小的不同，但是品级差别很大。
比如，篆书“国”字呈方形的，被称为“方国”。有一种方国的“唐”字篆法尤为独特，非常秀气，与普通品完全不同，是“唐国通宝”中的极品，存世极少。
诸位如果有幸得到一枚篆书“唐国通宝”，请务必找可靠的专家辨认，否则，很可能把极品当成普通品，而错过了稀世珍宝。普通品在现在的钱币市场上，价格是4元钱一枚，而极品则是4000元一枚。
说起南唐，大家一准儿都不陌生——李后主的国家嘛。
“春花秋月何时了”，李后主的那些事儿，现在几乎家喻户晓，这里无须多啰唆。可是在南唐，还有一个人，其传奇色彩、其知名度、其才情，一点不亚于李后主。
这人就是——这次铸钱中的重要角色韩熙载。
他是南唐著名的大官僚、大书法家、大作家。原是北方的青州人，为避祸逃到南唐，从政后，一步步做到了高官的位置。
他原本是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所图者甚大，入仕南唐后曾多次进言，都能切中时弊。南唐君主要是按他说的办，没准儿能跟宋朝弄出个“南北朝”来，起码也能多出几十年寿命。
但是到了后主李煜执政的时期，南唐形势岌岌可危，李后主却只顾着享受风花雪月，不想有所作为，反而对韩熙载有所猜疑。
韩熙载知道自己命不好，这一辈子的抱负都泡汤了不说，弄不好还要倒大霉。
为了避免李后主猜疑，他便纵情于声色歌舞之中，以颓废来表示自己并无野心。
纵情声色，那是需要钱的，韩熙载恰恰就不缺钱。他本来家财就厚，另外还有大宗的灰色收入。
由于他文章写得好，江南的贵族、士人、和尚、道士，都带着金帛来求他撰写碑碣（墓志铭），甚至有以千金求写一文的，再加上皇帝的赏赐，就更不得了啦！这些财富，让他成了南唐大臣中罕见的超级富豪。
有了钱，要想挥霍，那还不容易？
韩熙载在家中蓄养了伎乐40多人，广招宾客，终日宴饮歌舞。
五代的大画家顾闳中，曾经去他家领略过那盛大场面，回来后画了一幅超级长卷——《韩熙载夜宴图》，那画面——极尽辉煌，气势非凡！
顾闳中当时是南唐的画院待诏，也就是李后主的美术顾问。据说，他是受李后主的秘密旨令，去韩熙载家里刺探韩是否有异心的。等李后主看到这幅《夜宴图》，才对韩熙载彻底放了心——领导还是信任腐化一点的下属啊！
待到韩熙载的家财耗尽后，仍不改旧习，照样供养着歌舞小姐。每月一到发薪，就把钱散发给各位小姐，以至于搞得自己囊中羞涩。
每逢这时，他就会换上破衣烂衫，装扮成盲老头，手持独弦琴，让自己的门生用铜板伴奏，敲敲打打，逐房向小姐乞食，众佳丽都不以为怪。
有时碰到哪个小姐正与来他家凑热闹的知识分子私会，韩熙载就不进其门，在门外笑道：“不敢打扰你们好兴致。”
一个国家重臣，精神虚无到这种程度，南唐的“落花流水春去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唐代官场经费靠“捉钱”来解决赈济贫民就相当于父亲救儿子
现在要来说一下隋唐至五代的信贷情况了。
唐朝立国，“民为贵”的调子是唱得最高的。那么它究竟是唱高调，还是确实办了实事呢？答案是办了实事。
古代有史官，有史书，做好、做歹都会有后面一朝的人给你下定论。皇帝不畏天、不畏鬼神，甚至不畏民意，但总还要考虑后世名声。因此高调只要唱出来，一般都会落实。
在唐朝，对灾民的赈贷，是完全制度化了的。
其实从隋文帝开始，政府就建立了一种“义仓”，由政府管理，在每年收获季节动员富户捐出稻谷和麦子，存入义仓。灾年时就发放出来，“赈给”灾民。
所谓“赈给”，有专家指出，这应该就是无偿提供，跟现代的情况一样，不需要返还。
义仓，也就是建在乡间村社的粮仓，所以也称“社仓”。
到了唐太宗时代，各州县又普遍建立了县级以上的义仓，存粮实行摊派，按每亩土地收取粮食2升，对无地的商人按不同等级收粮，但对贫困户和少数民族不征收。
遇到灾年，由县级义仓发放救灾粮，并贷给灾民种子，等到秋后偿还。
后来，义仓粮食改为按户征收，最上等户要出粮5石，以下各等级根据富裕程度递减。
富人不仅要先富起来，还要比别人多承担义务。这在古代是很朴素的道理，并非政府“仇富”或“绑架富人”。若富户中有恬不知耻的铁公鸡，那时候也没有自由主义理论可以作掩护。
唐朝的这个赈灾机制，就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作支撑的联合体。赈灾的事，有人出钱，也有人管理了。
百姓不都是富得流油的商人，因为收成不好而穷困，不是他们的罪过。政府有责任帮助他们，这不是什么恩典，而是职责。
隋唐五代，民本意识是比较强烈的，在皇帝身上也是一样。
比方，百姓日子过得苦，隋文帝就会思考：“我怎么这样无能？”
百姓日子过得穷，就会有柴世宗这样的皇帝出来说话。后周显德五年（958年），淮南发生大饥荒，柴世宗就下令州县发放赈灾米。
有臣下说：“民贫，恐怕无法偿还，如何办？”
柴世宗听了大不高兴，说：“民，吾子也。怎有子倒悬而为父者不救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