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场经费靠“捉钱”来解决他质问臣属，怎么就非得让他们还贷呢？
——不错，柴世宗只不过是个“封建”皇帝，但他说的不是真理吗？
我看现代官场大概都缺了一课，那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当然，唐代也有“歪嘴和尚”，把唐太宗的经给念歪了。到唐玄宗时，义仓的粮食经常被挪作他用。到了该赈灾的时候，却拿不出粮来。
老百姓饿得没法，只好去向商人借“倍息”的高利贷。
唐玄宗也知道了这情况，专门发了圣旨说：“贫民都去借‘倍息’，致使贫者越贫，富者更富。”于是他下令，在各州设立农桑官员，各县要负责审查农民的粮食和种子情况，不够的就要贷给，还规定了赈贷口粮的标准。几年后，他又重新规定了义仓粮的征收办法。（见《册府元龟》）
玄宗，《长恨歌》里的唐明皇，看来这人也不是心中只装着杨贵妃啊！
唐朝的好经验，就是政府把慈善事业纳入了自己的职责范围，主动管了起来，发挥了政府和民间两个积极性，而不是将慈善事业向民间一推了之。
再一个是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建立赈灾保障体系，使得慈善事业有了强大的实力作后盾。
在史籍上还记载着，在特殊情况下，唐政府也曾动用过国家粮仓的粮食进行赈济。也有过免除民欠官债的大量记录。
有这样一群奇特的“捉钱”专业户
前面所讲的唐朝的货币情况，都还没超出我们的常识，而这个中国古代最好的王朝在放贷方面，却就有现代人难以想象的举措了。
那就是所谓的官营高利贷。
官营高利贷，最初是出现在隋朝，隋朝时叫“公廨钱”，到了唐朝，把这个制度继承下来，称为“公廨本钱”，凡从事官营高利贷的种种活动，都叫做“捉钱”。
古人的形象思维，真是不知比现代人发达多少倍，比起现今常说的“捞钱”来，“捉钱”——是何等虎虎有生气！
怎么捉钱？当然还是由朝廷发给本钱。
从唐高祖李渊上台的那一年起，就在京师各部设立了公廨本钱，这就是放贷基金了，每个司都有。由各司出几位“科级秘书”来管理，这些人就号称“捉钱令史”。
也有一些六品以下官员的子孙来干这项工作的，则称为“捉钱品子”。
一般来说，是每个司指定大约9个秘书，每人发给本钱4万到5万文，再由他们将这些钱交给物色好的“中介人”（下面要专门讲到）拿去放债，要求每月收回利息4000文，每年收回利息5万文，相当于月利率8~10分。收上来的利息，就作为京官的料钱（津贴）。
对那些能按时还本付息的“中介人”，有特别的奖励，只要干满了一定年限，便可参加吏部铨选，授予官职。
到了唐高宗麟德年间之后，公廨本钱制又从京师推广到各府、州、县。东西南北中，官场是一家，大家都一起来“捉钱”。
由“捉钱令史”借出去的钱，等于政府是债权人，没有皇帝的免责令，是绝对不能免除债务的。
如果借款人死了，由子孙偿还；没有子孙的，由亲戚偿还；连亲戚也没有的，由保人偿还；要是保人也死了或者逃亡了，那也要找到一个人代纳。总之是赖不掉的，不能只在账面上做个“呆坏账处理”就算完事。
因为这个事情的负面作用很大，唐朝开国重臣褚遂良就曾经激烈反对，他认为中介人只要按时缴还利息就给授官，会导致很多“惯于求利”的人得官，这将严重败坏干部队伍风气。
迫于道德的压力，唐太宗时曾经两度废黜公廨本钱，但很快又恢复了，因为软道理要服从硬道理——钱紧是办不了公的。此后，在玄宗开元年间，又曾罢黜全国公廨钱一次，于8年后再次恢复。
每次恢复后，月利率都有所下调，太宗时就降到了5~6分，玄宗和武宗时最低，仅为4分。不过即便是这样，合年利率也高达48%，其间的油水还是大得惊人。
“捉钱”看来不是本职工作，只是一个附带的任务，所以月利率下调，大概是为减轻“捉钱”的难度，以免经办的官员除了钱不想别的。
那么，唐朝后期放债的钱，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呢？
不，正好相反。
以京师为例，初唐时京师共有70多个司，有捉钱令史600多人。各司的公廨本钱总数在2400到30000贯之间。
而到了中唐贞元十二年（796年），京师68司所置的公廨本钱，总数已达24万多贯，捉钱官的人数也大大增加。
——这算是个规律吧。一个王朝，越往后，办公经费的需要量就越大，大概是官员人数越来越多、官员们也越来越讲究品位的缘故。
从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年）以后，公廨本钱的运作，就交由“高户”，即百姓中的富户来代理。这些富户，就成为官府的放债中介人，被称为“捉钱户”,可免除徭役。
捉钱户是良莠不齐的，什么鸟都有，有人能按时交回利息，有人则赖账不还。到唐宪宗时，积欠本息的实在太多了，只好免去一些本息。如果借钱的人所付利息已经超过本金10倍的，本利全免。如果付息已达本金5倍的，所欠利息就不再要了。
做一个捉钱户，还有一个绝大的好处，就是按唐朝法律，捉钱户一旦犯罪，府、县地方官管不着，要由本司的捉钱令史负责追究。这样，有的捉钱户本意就不是要帮官家放债，而是找一棵大树好乘凉，他们连本钱都不要，照样按时交付利息，图的就是一个受保护的身份。
还有的捉钱户，在公廨钱里加入自己的私钱，一起放债，收来了利息归自己，收不上来，就算官家的呆坏账。
还有的商贩富户，主动投靠官衙当“捉钱户”，就是想以“官本”资金为依托，主要目的是私人放债。他们明明放的是私人钱，在讨债的时候却说是官家的钱，对不能及时还钱的欠债人任意欺凌。（见《唐会要》）
政府也知道这些捉钱户的猫腻，但是衙门里的人头费就全靠这些人来解决，撵走了他们不是要让我们喝凉水？所以也睁眼闭眼地不大管。后来只是规定，捉钱户放债的私人本钱，不得超过官家给的本钱数，超过的部分就要没收。
唐高宗以后，地方州县和军事单位也都设置了公廨本钱，由典吏（办事员）主持运作。收上来的利钱，作为各级吏员的吃饭钱和各级官员的工资、津贴。到了唐玄宗时，全国州县公廨本钱的总额，已达80万至100万贯。
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唐朝政府通过放债来筹集机构人员工资，而不是直接由中央财政拨款，总还算有点良心，知道老百姓的血，不应该抽得太多。
而且这办法，也强于朱元璋狠命压低官员工资水准的笨办法（既然工资低，你就别怪我放手贪污了）。
虽然官营高利贷也有一些负面效果，在“捉钱户”中会有一些仗势欺人的恶徒，但总比官员人人都肆无忌惮去“捉钱”要好啊！
唐朝法律不许黄世仁抢白毛女
上面讲的是公家放债的情况，在隋唐，私人放债也非常活跃。各种信用机构也应运而生，在长安的“西市”，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有了各式各样的信用业务。
可以说，我国古代的金融业到这时候，才全面成熟，迎来了它的第一个兴盛期。
这是经济发达使社会生活变得丰富的实例，比起南北朝时和尚一手遮天的情况好多了。
隋唐放债的人，主体是富商，有专门以放债为业的，家产能累积到千金。与此同时，也有其他的人在干这一行。
从隋朝起，王公贵族就踊跃加入了放债取利的大军，他们有钱有势，玩得相当大。
隋文帝有一个儿子杨俊，就是放债的能手。他老爹当了开国皇帝，他想不富都不行，有了钱就想更有钱，于是便“违反制度”，到处放债。这样的主儿，谁敢惹？无论官吏还是百姓，都深受其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