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下，就出现了“实物论”学派。
这一派，产生于南北朝动荡时期。一些人看多了货币贬值或者货币量不足的乱象，所以提出了取消货币的主张。
他们认为，货币增值还是贬值，跟货币数量多少无关。那跟什么有关呢？跟市场上商品多少有关。商品多，钱就贬值，商品少，钱就增值。
这其实也含有一部分真理。我们改革开放之前，商品很少，那时的钱，确实很“值钱”，100元能顶现在的5000元用。
南朝宋武帝时，国用不足（国家经费缺乏），有人就建议，说这是因为钱币减少所致，应该搜罗民间铜器，多造五铢钱。
有一位叫范泰的金融理论家不同意，他说，商品多少，是在贸易中产生的，跟钱币数量没关系。无论商品昨日怎么贵，今日怎么贱，它都是那一个东西，就看生产得多少而已。
到了宋孝武帝，又出了一个周朗，更是主张干脆“罢钱”得了，用谷帛代替。他说，农桑才是国之本，要重这个本，就应该罢钱。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废除货币论”，是激进主义学派。在现代也有过传人，曾经酿成的祸害那就大了，这里不提。
唐朝实行“两税法”，政府收税要收现钱，结果钱币集中于国库，造成流通中的货币不足，于是又有人重提“实物论”，如陆贽、韩愈等人。不过他们倒不是激进主义者，而是看到农民被盘剥得厉害，所以主张干脆就用实物纳税。
除了上述几派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数量论”学派。
数量论的核心观点，就是认为：币值的高低，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当货币贬值时，就要少投放货币；当货币升值时，就应该多投放货币。他们认为，货币的投放量多少，是可以调节物价的。
西汉前期有一部经济学名著叫《盐铁论》，记录的是一场经济学大争论。其中贾谊就是“数量论”的代表人物。
东汉章帝时，因为谷价上涨，政府开销吃紧。有一位张林看得明白，说，现在不但是谷贵，百物皆贵，那是因为钱贱。只要“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见《晋书·食货志》）
说得真是干脆利落！
刘秩，就是这一派在唐代的代表人物，他不但认为控制货币投放量可以稳定物价，还认为货币价值跟人口的多少也有关。
他说，钱为什么不明不白地就增值了？东西为什么忽然就卖不起价钱了？是因为人口日益滋生，而铸钱炉不增加，货币量相对减少，流通中的货币不足，当然就会“钱重物轻”。
这个货币价值与人口数量有关的理论，真是独具慧眼。
一批又一批的少年人变为成人，进入就业领域和消费市场，造成货币量不足，百业萧条。这个因素，现在几乎没有人考虑进去。
所以说，刘秩的聪明，那真不是一般的！
这个刘秩，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个很罕见的敢为商人说话的理论家。他已经看出，商人的财富就是货币，而且是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这个财富，也应当给予保护。
这一点，他和前人——诸如管子、贾谊、桑弘羊的观点很不同。
自从秦汉以来地主经济成熟后，历史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为农民（包括地主）说话的，他们也不大懂得商业是怎么回事。
他们习惯于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向来是重农轻商的。
只有刘秩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胆地提出，政府也要考虑“利末”，决不能随随便便就“伤贾”。他很明白：社会是一个有机构成，有农也有商，谁也离不开谁，不能说商人天生有罪，赚的钱就是一定是黑的。
“重农”固然不错，否则要逼出陈胜、吴广来；但是也不能“伤贾”，商人受了无理损害，也要逼出造王莽反的人。所以最好的政策，是“本末俱利”。
这真是个堪为宰相师的人！
他说的这些问题，在现代也同样存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实质，就是限制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有人天生就恐惧这两个流通，很怕商人活跃，很怕经济过热。而事实上，经济过热不等于经济失序。
经济过热，不就是经济快速发展吗？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在经济发展中，得益的仅仅是商人吗？
在经济总体秩序并没紊乱的时候，却老是怕经济过热，这大概是从古代遗传下来的恐商思潮在起作用。
刘秩早就指出了问题的所在。
要是我们不在这儿谈钱，大概还不知道唐代有如此思想犀利的人吧？
所以，不用远去学希腊、罗马，向咱们有头脑的古人学习就行了。
宋徽宗的书法在钱币上龙飞凤舞请给我一个聚宝盆
古往今来的商人有各式各样的，不能一概而论。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否就一定有“仇富”心态呢？
不一定。
首先，在中国，财富一向也是成功的重要标准，否则不会有“富埒天子”、“富比王侯”这样赞美性的成语存在。
天子、王侯，这是最成功的人了，富到他们那种程度，难道不是成功？
从商业界的孔子——“陶朱公”范蠡开始，一直到沈万三、胡雪岩，名誉都还不错吧？更不要说张謇、卢作孚、范旭东、侯德榜了。
所以，中国老百姓一向还是比较尊重富有者的——只要他的财富来得光明正大。
我在这里要问大家：同是商界人物，为什么过去的大款是民族楷模，而现在有的人却是小丑？
这就是鱼龙之别！
我这里单来说说明初的富豪沈万三。
沈万三，真名叫沈富，是湖州南浔（今浙江吴兴县）人。据说，“沈万三”不过是个外号，因为元末明初的时候，人们把拥有万贯家财的大财主都叫“万户”，而沈富排行老三，所以草民都叫他“沈万三”。
人民群众确实厉害，连富豪的名字都是他们发明的！
沈万三原也是个穷人。穷人并不仇富，而是想富，小生产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传统观念就是要发家致富。
关于沈万三，江南民间有一个传说，说他的致富是因为心善，救了几只青蛙，青蛙王子就给了他一个聚宝盆，放一个铜钱进去，就能变出一盆铜钱来。
沈先生就是这么发财的。
这个“聚宝盆”传说的意义，很耐人寻味。我想，其意义有二：一是群众认为，富人所以能致富，是因为善良、助人为乐；二是群众认为，财富是靠勤俭持家聚集起来的，而不是靠一夜暴富得来的。
这个民间传说，才是具有东方特色的意识形态。
宋徽宗的书法在钱币上龙飞凤舞沈万三连青蛙这样的“贱命”都要怜惜，有的商人连人死了都一毛不拔，古今商人之间的素质差别就是这么大。
据说沈万三为人慷慨仗义，不仅在乡里架桥铺路做善事，还积极资助张士诚、朱元璋起义军，又在明初捐出巨资修南京城墙。
群众对他印象不错，仇富的却是皇帝朱元璋。
据说朱元璋特别嫉妒沈万三拥有“聚宝盆”，又听说沈万三是财星下凡，“左脚生金、右脚生银”，那就更不能容忍了。将沈万三定为欺君之罪，发配云南，还要杀掉他的五个儿子，以灭其种。
江南老百姓为沈万三打抱不平，便借“聚宝盆”的传说，为沈万三正名。在很长时间里，“聚宝盆”都是江南人家的“镇宅之宝”，成了普遍民俗。
我这里讲的，大概才是典型的“东方文化”：群众不仇富，群众自己也很想富。
老百姓所仇的，只是一个公式罢了，即老子的权势=儿子的财富。
古往今来，群众都是一样的群众，他们所寄希望于皇帝或者游戏规则的，只是一个愿望：
——请给我一个聚宝盆！
只几个人就霸占住了有限的聚宝盆，那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埋怨老百姓仇富？
好了，旁枝斜蔓的咱们不多说了，还是回过头去看看，我们印象中古代的“聚宝盆”时代——宋朝，在历史上为我们聚了哪些宝。
好心的皇帝制定了一些坏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