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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为商人说话的理论家 (2)

对这个宋朝,咱们的老百姓是太熟悉了,这得感谢古代的通俗小说家和戏剧家,岳飞精忠报国、冤死风波亭的事,谁不知道?

大宋,在咱们印象中,就是个弱国。

它的北方,强敌如林,先后有辽、金、西夏、元,哪一个都能欺负它。一个堂堂的中原王朝,国土被人占去一半,两个皇帝被人俘获,首都被迫南迁,分成了“北宋”、“南宋”两大块。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宋朝不仅弱,而且还贫,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穷国。

真的吗?这就跟咱们印象中的太不一致了!

有人要奇怪了:宋朝不是很富吗?宋徽宗玩的富贵花样不是最多吗?《清明上河图》画的不是北宋的繁华景象吗?李清照的名篇《永遇乐》写的不是汴京元宵节的盛况吗?

不错,宋代的小农经济最发达,手工业和商业也超过隋、唐、五代,科技上就更不用说了。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是宋代才得到普及应用的,否则就是“七巧板”式的小玩闹。

——它们是:火药用于作战,罗盘用于航海,活字版印刷术用于书籍。

无可否认,宋代的经济确实发达,这算是它的光明面吧。

不过研究历史不是给皇帝写政绩报告,光拣好的说不行。我们还是撩开一层华丽的面纱,看看里面的败絮究竟有多少。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宋朝是一个大转折。它既是盛的顶点,也是衰的开始。

宋朝的中央集权空前厉害,这跟开国皇帝赵匡胤搞的体制改革大有关系。

历代开国的一两位皇帝,他们的行事作风,他们制定的政策,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整整一个朝代,但没有哪一个比宋太祖赵匡胤对本朝历史的影响更大。

赵匡胤干过许多事,最著名的莫过于“杯酒释兵权”。这之后,军权就被分割成统兵、调兵、后勤三大块,朝廷上唯一能掌握全部军权的,就只有皇帝一人。

我们都知道,赵匡胤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开国君主,他把军制这一改,就使他自己成了能这么干的最后一人。

——我是野心家不假,但在我之后决不可再出野心家!

为防止像晚唐那样出现地方割据,赵匡胤还将天下精兵都集中到首都附近,地方上只留弱兵,封疆大吏也由武将换成文官。这就叫“强干弱枝”,从此地方长官就甭想闹分裂!

同时他还把财权也都收了上来。朝廷直接派“转运使”到各州,专管财政,地方财政收入除了必要经费之外,全部由转运使调往中央,使地方截留赋税成为不可能。

过去唐朝的赋税收入,是“三分法”:收上来之后中央要一份,地方截留一份,收税机关留作办公经费一份。而宋朝是中央通通收上去,地方的吃喝用度,由中央再给你拨下来。

过去是宰相(同平章事、中书省长官)统领群臣,很容易出司马懿。现在不行了,皇帝分了宰相的权,连宰相坐着和皇帝说话的板凳也给撤了。

当然,赵匡胤对官员也有很温情的一面,曾立下誓碑,发誓“不杀大臣及上疏言事者”。他对官员也很优待,高工资养着不说,只要当了官,保准文职三年一升、武职五年一升,不管干得好与坏。

一人得道还不算,最开心的是鸡犬也能升天。宋朝对官员实行“荫补”制度,子孙可以沾光做官,就连同宗、亲戚,甚至门客、保健医生,也都可能跟着沾光做官。

不得了!这下又有人愿意做宋朝人了吧?

赵匡胤是通过篡权上来的,有王莽的教训在前,所以他注定了是个勤勉谨慎的好皇帝——为洗白自己就得这样做。

他的生活很朴素,衣食相当简单,对自家人也能加以约束。

年轻时他有过流浪的经历,所以对百姓的苦难深有体会,对民生问题相当关注。天下初定,他马上就实行了宽减徭役的政策,与民休息,同时还免除了百姓为军队服务(邮递、运输物资)的劳役。

在赵匡胤立下的誓碑上,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加农田之赋”。

这真是一个好皇帝!

一个武人出身的人,能为建立一个好国家费这么大心思,也是不容易了!

可是他所做的改革,也有他所意料不到的副作用——这就是历史的诡异之处了,老天并不酬劳他的这份苦心。

黄袍不是加到谁身上,谁就能做得好的。

秦始皇也是统一意义上的开国之君,他的政策,我们至今还在享用——大一统、郡县制、书同文,还有民族的图腾物长城。

同样是顶着一个开国皇帝帽子,赵匡胤就差得远了——他把事情做得太过。

还是孔子的脑瓜儿犀利:做不到不行,做得太过了也不行。

由于宋朝的权力过分集中在中央,结果地方的力量太弱(兵少,且都是老弱,十人不当一人),不足以拱卫中央,外军一打就能打到了首都。

赵匡胤搞的军制改革,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仗还能打好吗?后来大宋成了一个泥足巨人,弱得不堪一击,跟军制改革绝对有关。

什么“靖康耻”、“二帝被俘”、“风波亭”,这都是赵匡胤改革失当而结出的苦果。

在经济上,大宋也很不乐观,基本可以说是一个穷国。

一个大国,长期处在和平状态,国家不用做什么,靠收税也会富得流油了。那么,大宋的钱到哪儿去了?

是因为它有著名的“三冗”。

什么叫三冗?就是三多、三滥。

一是冗兵,二是冗吏,三是冗费。

先说兵多。据记载,宋朝第二个皇帝宋太宗时,天下之兵仅30万,而到了第三个皇帝宋真宗初年,因西北有边警,兵额猛增至60万。

这一上去,就再也下不来了。等到大宋建国90年之后,也就是第四个皇帝宋仁宗时,兵额已达到140万。这之后,就经常保持在100多万兵员。

这些兵,若都能打仗也还没算白养,可他们只能叫做“惰兵”。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说,待遇越高的兵,越不能打仗。号称精锐的“禁军”,1万人不能当3000人用,可是耗费却相当于3万人。

当时的大宋境内,到处是兵:漕运拉船的,服工役的,修缮河防的,看守陵寝太庙的,养军马的,疲老而吃白食的,也都是兵。

这些兵,每个人都要给口粮、发衣服、发“月钱”,还有各种名目的特支、特赏。再加上驻屯费用,负担之重,够大宋财政喝一壶的!

再说说官多。宋朝的官制,是历朝历代中最复杂、最混乱的。官职叠床架屋,职责不清,有很多官职,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其中各州的观察使、团练使和名义上的道教场所负责人——各种“宫使”、“观使”,都是白拿钱不用干活的。

古代的行政较为简单,管理不下乡镇,小吏不在编,官员队伍其实可以很精简。

可是宋朝做官的途径太多,不光有科举的,还有荫补的、小吏转正的、富人出资买官的、卖粮积极奖给官的、军功授官的——借光的和杂流太多。

人人都知道做官好,都拼了命往队伍里面挤,把国家当成了天下最大的奶妈,就敞开了喝吧,哥儿们!

最后说说费用多。宋朝的官僚体制庞大,官员待遇优厚,这本来就是沉重负担了。可是,当时的官职竟然无定员,随便增加,经费也就没个限制。

到宋徽宗时,奸臣蔡京、童贯、梁师成当道,滥官更多,居然有一人兼职10多个的,兼一份职,就领一份俸。

宋徽宗信奉道教,那个时候连道士都有俸禄。因为给得多,所以高级道士都在外面养了妻子、小妾,锦衣美食,比常人过得还好。这样的特权道士,全国就有2万人之多。

南宋失了半壁江山,冗官反而比北宋还厉害,军费也比北宋的多。可是养了一群吃财政饭的官员,一点报国意识都没有,一闻边境有警,都相顾失色,听说敌人又不来了,则神色恬然。

再加上北方的辽、金,不是大宋的“哥哥”,就是大宋的“伯父”。大宋对邻国交战失利,就要纳贡求和,每年送给人家多少银子和绢,都成为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