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这次发行交子，是非常讲究科学的，设定了最高发行限额，每年最高的发行额为125万余贯，还建立了准备金制度，以四川的铁钱作准备金，每次36万贯，约为发行额的28%。
官府的事，只要认真，就能够做好。一直到神宗初年，官交子的发行和流通都非常稳定，管理得很好。
后来出了个聪明过人的宰相王安石，他为国家太穷感到痛心，一心想“富国”，就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政策改革。
他这一改，情况就有点复杂，我们等到后面再谈。
官府一印纸币就印上了瘾
宋朝的纸币大行其道，当然也不能忽视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跟唐朝的困惑一样：铜太少。
铜矿资源是有限的，开采能力也受限制，可是货币需要量是成倍增长的，两下里就不能成正比。
而且宋代还有一大问题，比唐时还要严重，那就是铜钱外流得很厉害。
北宋时，宋跟辽有大规模的贸易，南宋时，还有发达的海路贸易，这都是铜钱流走的渠道。
周边国家生产力水平低，铸钱能力不强，他们就盯住了宋钱，想拿现成的。
宋朝在边境地区设有外贸市场，叫做“榷场”。从宋太宗时起，先后在宋境内的镇州（今河北正定）、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等几处设立了榷场。后来和西夏之间，也有榷场。
因为内地缺盐，辽国的盐就通过贸易渠道源源涌入，宋朝的钱也就纷纷流走，这是国家贸易方面。另外还有私人贸易上，辽国人卖给宋朝人牛羊，也弄走了大量铜钱。
南渡之后，宋与金之间也有榷场，情况也是一样。那时金国的商人叫“北界商人”，他们来到南方，声言卖货只收现钱，且允许短陌（不足一贯算一贯）。史书说他们“意在招诱”，也就是弄铜钱来了。
宋朝境内的唯利是图之徒，禁不起这诱惑，见允许短陌，可以占便宜，便大买其货，于是铜钱又源源不断流向金国。
南宋由此闹开了钱荒，朝廷为此伤透了脑筋，曾在淮南、京西和湖北等边境地区罢铜钱，只允许商民使用铁钱，布置了一道货币隔离区。
海路贸易也是漏洞之一，尤以广州为甚。南宋曾制定过严厉的刑罚，禁止铜钱从海路外流。
当时规定：只要商人用铜钱买“蕃客”的货，100文以上就定罪。4贯以上判徒刑一年，累积20贯以上黥面（脸上刺字）并处劳役。
广州地方官府还规定，各国商船离港前，必须先报告“转运司”（财政厅），由官员亲自登船检查，不得夹带铜钱出中国界。
但是，山高皇帝远的事，哪里禁得住？金、银、铜、铁各种钱都在外流，就没停止过，以致南宋后期规定：南方的国际贸易实行物物交换，中国商人只能以绢帛、织锦、瓷器、漆器支付，这才稍好了一点。
交子出来后，好多了。这是一大便民措施，一开始确实是促进了商品流通。不仅政府不用愁铜资源紧张了，百姓也轻松了。腰里连一贯钱也不用缠，揣几张纸票就可以上路。
交子好用，官民都乐。后来官府也在邻近四川的陕西、山西和甘肃一带发行，不过都不很成功。
还是四川的交子有信誉，后来通过商人携带、给军人发饷等途径，也流通到了陕西一带，形成辐射效应。
到宋徽宗的崇宁三年（1104年），就连京西北路（今洛阳）也开始使用交子了。
可是后来，渐渐地产生了一些弊病——不是老百姓不守法，而是政府自己打起了歪主意。
交子这东西，不是一印就来钱吗？那么政府也有缺钱缺得火烧屁股的时候，怎么办？
——狗急跳墙，印交子不就成了吗？先解决了再说。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朝廷在西北用兵，缺钱，就由四川官方印了60万贯交子，在陕西发行。
这一批计划外增发的交子，是没有准备金的，宋代叫“虚行印刷”，属于财政发行。这等于直接从老百姓身上刮钱。
好在这一次的影响还不大，老百姓默默承受了。可是官方得寸进尺。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发行新交子时，旧交子居然不收回，两界一起流通。
这下我们都能看明白了：这不等于把交子贬值了一半吗？
不错。
在四川流通的交子一多，当然就造成通货膨胀。
宋哲宗时代，为了对付西夏，又不断在陕西增发交子，筹集军费，一次增发几十万贯、几百万贯，政府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这么满天飞的交子，贬值得贬到啥程度？
到了元符年间（1094—1098年）换发交子时，朝廷规定：要交回官府五缗交子，才能换到一缗新交子。老百姓的财产，无缘无故就缩水了五分之四！
看来古代的经济有两条规律，看官们不妨可以记住：
一、凡是和平时期出现大幅度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那都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政府用了财政手段在敛钱。
二、如果哪个行业的物价莫名其妙地暴涨，就说明哪个行业的奸商在掠夺老百姓财富，无一例外。
宋朝的纸币是怎么变成废纸的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了宋徽宗时代。
宋徽宗也要和西夏开战，也需要军费，还是靠发行交子解决——屡试不爽的法子为什么不干？
宋徽宗厉害，竟然一界就发行了2600万贯，是当初一界的20多倍。而且不设准备金，旧交子也不准兑换。
这么多的交子，光在一个地方流通，肯定消化不了。于是又扩了流通范围，把交子改名“钱引”，号召全国各路都用，但最后只在北方才有人使用。
“钱引”的命名，应该说更科学一些了，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兑换钱的凭据”。
在北宋，官府的盐茶专营部门有所谓“盐引”和“茶引”，是发给经销商人的凭据，商人向官府付了货款以后，拿着这个凭据到加工厂去领盐或茶。“钱引”一词，就由此引申而来。
到南宋时，因为朝廷养活的官比北宋还多，军费也更需要钱，钱引的发行就更疯狂了。宋高宗的时候，居然三界并行，发行额达到3780多万缗。
几十年后，更是达到疯狂的顶点，计有8000万缗的钱引在市场上流通。
光用钱引来敛财还不够，后来南宋还出现了新的纸币。
其中一个叫“关子”，有点像唐代的“飞钱”。
绍兴元年（1131年），南宋在婺州（今浙江金华）屯了大量的兵，但是那地方水路不通，给士兵们发放的大批现钱运不过去。
几万大兵要吃饭，怎么办？朝廷就让婺州政府下令，由当地商人暂垫现钱，发给商人“关子”作为收据，等商人们以后到杭州做生意时，可以凭关子在杭州领到现钱，也可以领到茶、盐、香料或钱引。每垫一千钱，政府还付给十钱的利润。
后来，关子的发行渐渐又扩大到了两淮、湖广。
关子也是印刷的，票面价值为五等，使用期为两年，可以用作支付。这就跟纸币无异了。
还有一种叫“会子”，这是一种后起的纸币，但渐渐成了南宋主要的流通纸币。
会子一开始也是起于民间，是民间自发印刷的兑换券，也叫“便换会子”。
后来由官家垄断发行，先是在杭州城内流通，后来依次扩散到两浙、两淮、湖广和京西各地。
会子的面额，起初是一千、二千、三千的三种，可与现钱并用。后来又增发了二百、三百、五百的三种。由红、蓝、黑三色铜板印刷。
它的票面文字很有意思，上半部分是一则悬赏文字，写明伪造者处以极刑，并重赏告发人。
此外，票面上还印有非常醒目的面额和发行机关——“行在会子务”（首都会子发行所）字样。
会子的性质，显然就是纸币，一开始还发得比较谨慎，情况最好的时候，社会上只有200万贯在流通，成为市面上的难寻之物。
物以稀为贵。当时商旅往来、贸易，都竞相使用会子，甚至有“会子重于黄金”之说。
政府的纳税和发饷，也是现钱和会子各半。
如果情况就这么保持下去，南宋倒是有了一种信誉可靠的纸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