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思院是从唐代起就有的国家工艺品作坊，专门给皇家制作金银犀玉等器物。还没等文思院几位头头赶到，秦桧又故意派了好几批人去催促，一路络绎不绝。
文思院的长官终于气喘吁吁地赶到了。
见气氛已经造足，秦桧就说：“刚才得谕旨，将要变钱法，尔等可先去铸一贯样钱来看看，不日就要把现今流通之钱禁废。”
他又定下了期限——限次日中午办好。文思院的官员连忙回去组织工匠试制，忙得一宿没睡。
这消息当然又不胫而走，富贵人家动得最快，蜂拥到市场去抢购——也只有他们有底气扫货。几天下来，市场物价飞涨，陈货一扫而空，柜台里钱币推积如山。
那边文思院的官员忙了个半死，把样钱如期呈上后，就再没下文了。（见冯梦龙《智囊》）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对秦桧搞的这两次心理战有评价，说“贼桧亦有应变之才”，不过只是“小人之才”罢了。
过去北宋名相文彦博也搞过类似的战术，但那散布的是真消息，以稳定民心。现在秦桧放出的是假消息，让老百姓上当。
估计这可能是古人给秦桧编排的故事。要真是这么干，也就等于政治上自掘坟墓了。
但是，谁敢说这样的“狼来了”战术不好使？
至今也还有人在用，也还有人在上当。不是吗？
宋朝的“大户室”也相当震撼
接下来我们该说到宋朝的信用业务了。
宋代的信用事业，很奇怪，不像其他方面都远超过唐代，似乎进步不大。唯一的区别，是政府信贷更为制度化。
这个制度，就是王安石搞的青苗法和市易法。
青苗法，前面已经涉及到了一点。这个办法，王安石在早年当知县时，就在辖区内试验过，他觉得很管用。
这实际上就是农业贷款，具体实施办法是：用国家仓库存放的粮食作为信贷资金，一年分两次贷给农民，让他们做谷种。正月三十日放贷一次，五月三十日放第二次；农民随着缴纳夏秋两税一块儿归还。
“青苗法”的贷出和还贷，都是按钱折算。贷款有数额等级，共分五等，看你的贫富程度而定，最多的贷给15贯，最少的贷给15贯。让你用半年左右，政府收利息2分。
按说王安石也还是爱民的，留了个心眼，没有硬性让农民直接还粮食——要是哪一年粮价高，农民用粮食还贷岂不是要吃亏？所以，是按照前10年丰收时的平均粮价折算（因为丰收时谷价较贱），让农民还钱，当然还粮食也行。
这是一种国家信贷，借给农民稻谷种子，是为了保证贫困农民能维持生产，免得土地被富户兼并。
动机可以说不错，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拗相公没有想到：农民要是还钱，确实是不吃亏，但很多农民弄不到钱，只能还粮食。还粮食的话，就要按丰年的低价来折算，这样在平常年间或者歉收年头，农民恰恰就要多还很多粮食。
再加上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经办官员不都是孔圣人，谁都想弄点猫腻，结果农民还贷的实际利息付出，往往要比理论上高出很多。
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认为：一切税捐，都应在最适合于纳税人的时间与方法收之，“青苗法”没有做到。
亚当·斯密还认为：每一税捐都应善加设计，务使公民在他的财力上受到最少可能的损失，这一点“青苗法”也没有做到。
青苗法就是这样，从一部好法变成了恶法。本来是一项扶助农民的好政策，却变成了赤裸裸的官营高利贷。
这一点，拗相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是绝想不到的。
青苗法因为反对的人多，曾两次被废除，后来减低利率为每次1分，一直实行到徽宗时代。
另一部与信用有关的新法，是市易法。当时在京师和各地，都设立了物价管理机构——市易务。
这个宋朝的“物价办”，同时又兼有金融信贷职能。
市易务的工作人员有两种，一是“行人”，就是办事员，二是“牙人”，就是经纪人。都是从商铺和市场经纪人中招募来的。
市易务掌握着一定的资金，可以放贷。具体办法是，商人可以向官府借钱，以田宅或金帛作为抵押，没有抵押物的可由5人联合担保。
比较爽的是，商人也可以在自己的货物滞销时，把货卖给市易务，等到该货物好销时，又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回购（类似现在的按揭）。
借钱或分期付款回购，在半年内付清的付息1分，一年内付清的付息2分。
王安石自认为脑袋瓜子灵，实行了这个法，就能防止大商人垄断囤积，有利于小商人资金周转——这样不就促进市场流通了嘛！
对比之下，王安石对商人可远比对农民优待多了。同是半年期的贷款，农民要付息2分，商人则只付息1分，同时又没有钱粮折算的问题，所以商人的利息负担要比农民小得多。
这种越穷越要多花钱，越富越少花钱的事，你真是没地方讲理去！
王安石当然想不到：这个法，在实行过程中也有一些麻烦。比如，大商人是没法垄断市场了，可是官府可以借此垄断市场，什么货物好销了，商人要回购，官府就会趁机抬价。
另外，商人方面也知道怎么对付官府，那就是赖账不还；要不就是回购不按期付款，也是一个拖字。
不按期还款的情况很严重，有时达到“十有五四”，闹得朝廷很伤脑筋——不就是欠钱不还嘛，还能治他什么罪？
近代以来的经济学家都是悲天悯人的，所以西方有人把经济学家称做童话里愁眉苦脸的驴子。唯有凯恩斯是乐观主义者，认为没有政府搞不定的事。
王安石就是公元11世纪的凯恩斯，可是他用政府手段干预经济，除了把民间闹得鸡飞狗跳之外，什么都没搞定！
再来看其他的信用方式。宋朝的经济发达，钱的流通量也就更大。跟唐朝一样，商民一时手头紧张，比如娶媳妇钱不够用，就可到“质库”去抵押借钱。
质库有民办的，也有官办的。此外和尚在宋朝也再度活跃起来，寺院又成立了典当行，在宋代叫做“长生库”。
那时的寺院都富，主持们也不想让钱都发霉了，所以乐于放债。宋朝的大诗人陆游，对寺院放债这事儿深恶痛绝，认为这么做极为“鄙恶”，应该坚决禁绝——不过他说话没分量，没人听。
那时的民间质库，有时候借款的利率也够狠的，最高月息达到10分，有人认为这是“不仁之甚”，简直是趁火打劫。
官营的质库就要好得多，宋代叫做“抵当库”，是从市场“价格办”的有关业务渐渐独立出来的。抵当库比较仁慈，收息很低，是专为解决百姓急难而设置的，不图大利。
宋代也有“飞钱”，不过是完全制度化了的官营汇兑，由朝廷设立“便钱务”，主要业务是从京城往外地汇款。那时商人汇钱，要先向中央财政部申请批准，每汇一贯，扣除手续费20文。
朝廷在这方面很讲信用，对各州官府提出了要求：商人只要凭券（汇票）就可在当地领钱，当日给付，不准滞压，违者处罚。（见《资治通鉴长编》）
汇兑最盛时，宋朝每年有280余万贯钱在京师和各地间飞来飞去。
同时也有从各地往京师汇钱的，也有各地通汇的，一般是收10%的汇费。比较有意思的是，有时候汇钱还不收汇费，反而贴水3%~4%。
汇钱还给利息，这也太仁慈了，搁到现代人身上，还不得受宠若惊？大概是宋朝时京师缺钱用吧，所以鼓励商人往京师汇钱。
后来纸币大量发行，“飞钱”业务才渐渐衰落了下去。
前面说过，宋代的货币特别复杂，金、银、铜、铁、纸一起上，另外还有不同的货币区，所以兑换工作很繁重。承担兑换业务的，是从唐代延续下来的金银铺，到南宋时，又改名叫“交引铺”。
什么是“交引”呢？就是国家颁发的特许专卖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