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文化发达，官员们生活闲适而优裕，所以研究货币理论的人也就特别多。
我们大概都知道宋朝有个大科学家叫沈括的，写过一本科学著作《梦溪笔谈》。这人还是个高级官员，参与过王安石变法，当过财政部的长官——三司使。这个官职，在地位上仅次于宰相，俗称“计相”。
沈括在科学上建树甚多，是个奇才，他是科学史上第一个发现“地磁偏角”的人，比欧洲人早了足足400年。在物理学、数学和地质学上，都有发明和创见。
货币，也是他的研究对象。
我们已经说过，宋朝在货币问题上，有唐代的遗传病，就是钱币数量不够用。
“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见《宋史·食货志下》）
钱荒是怎么造成的？沈括有他的看法，其中较有独到见解的，是下面两条：
一是人口增多，公家和私人的开支比较生猛（生齿日蕃，公私之用日蔓）。几个因素加在一起，钱币不够用就不足为怪了。
二是公私积蓄的钱币过多。公家实行新法收税费，收来了许多钱币，就藏在国库里；民间也喜好窖藏，很多富户还习惯把大量钱币当做“镇库钱”存起来，动辄万缗。占住了又不用，这些钱就不能在流通过程中创造财富。
他说得很形象：“有十户人家的小镇，假如有钱十万，而仅仅藏在其中一家，那么百年后也还是十万。如果投入流通，让别人能享受这十万之利，十户人家都参与流通，就是百万之利。流通不已，钱就将多得不可胜数了。”
他说，如今最小的乡镇，平常人家都藏着万缗钱，假如让它们流转天下，何愁钱不够用？
他主张要减少公私积蓄，加速货币周转流通。他认为官库和富户占住了钱币，不让货币流转，就不能生成新的财富，于私人、于社会都没有益处。
其实他说的，也没什么新鲜的，不过，到今天也还是有人转不过这个弯来。
前面说过的北宋大学问家周行已，对金融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影响也非常大。周老夫子是属于“永嘉学派”的，专长是搞儒家理论，还不是专门的金融学家。
永嘉学派，现在的人不大知道了，在宋朝，这是和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呈鼎足之势的一大流派，专讲“功利之学”。
他们这群人，以祖籍永嘉（今浙江温州）的为多，所以才有这个命名。他们的观点，和孔子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主张把“义”和“利”统一起来，“不以义抑利”。
由此之故，周行已对“利”也就看得特别透。
他对政府发行大钱很不满，认为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源。
他说，大钱的价值，仅值三枚小钱，却要当十，这当然要引起物价上涨。而且物价上涨的速度，要比你那通货膨胀的速度还快——“钱之利一倍，物之贵两倍”。
他提醒说，政府想榨取民间油水，老是铸大钱，但民间也不全是傻瓜，跟着就会有私铸。而且就算官府停铸大钱了，私铸也不会停，物价就会一直涨下去。这个连锁反应，责任还在官府。
他认为，通货膨胀就是钱贬值，钱贬值就是老百姓的财产贬值，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国家是否就能通过这很不地道的通货膨胀，捞到很多好处呢？也不见得。
因为政府本身也要购置商品，同样也要受通货膨胀之苦，也要花费更多的行政支出。因此，铸大钱纯粹是短视行为，饮鸩止渴。
周行已是个老夫子，终身只当过教育官员，但他对钱的问题，看法比不少宰相高明多了。
宋朝的宰相，反而是有很多人对钱的问题看不大清楚。
我们就拣两个最著名的宰相来说说。
一个是王安石。
讲宋朝的政治或经济，不能不提到这个人。王安石倒是个忧国之士，当了副宰相之后，就开始在神宗支持下变法。他在任上还不到十年，被迫下台后，他的新法继续推行，前后共实行了17年。
王安石抱的是富国强兵的大志，在当时民本意识的浓厚氛围中，大家都讳言“富国”，所以他只提“理财”。
理财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财政紧张的问题，可是他也不说，只说是为了“抑兼并”，为了帮助弱势群体。
在他的一系列新法中，与货币流通密切相关的，是“青苗法”和“免役法”，在这里必须说一说。
所谓青苗法，就是国家对农民的信贷，一年两次，用的都是钱币，因此钱币的需要量就猛增了上去。
所谓免役法，是把差役改为募役，各户按资产情况出“免役钱”，然后国家拿这钱去雇人从事劳役，免得老百姓耽误种自己的庄稼。但是这也增加了钱币的使用量。
因此，从神宗时候起，官府铸钱量也开始猛增。
钱，源源不断造出来，但仍不够用。这里面既有原先钱币大量流到境外的原因，也有新法带来的新问题。
实行新法后，要求老百姓交钱的时间比较集中，规定每年老百姓还钱的时间是两次，到时官家催逼得很紧，撵得鸡飞狗跳似的。民间急着用钱，钱币当然就非常紧缺。
前面提到过，因为实行新法，官府每年都收上来很多钱币，都贮藏在官库里，实际的流通量也就大大减少。
还有就是，本来钱币就不容易流通到穷乡僻壤，现在要求农民交钱，农民又上哪儿去弄钱？那时候又不能卖血，农民被逼无奈，只得“伐桑枣、卖田宅、鬻牛畜”，惨啊！
道理很明白：一闹钱荒，物价就下跌，农民为了交钱，就得忍痛贱卖农产品。这就使名义上的利民政策变成了害民恶法。
王安石的变法，把农民坑得不浅，朝中的一大批官僚，必然要借民间舆论反对新法（他们也不完全是政治保守派，起码有一部分还是关心民生的），再加上其他政治因素，最后导致新法完全失败。
为此王安石得了个绰号，叫做“拗相公”。
什么叫拗？一意孤行也。
王安石才高八斗，为人超脱，平时大概不大沾手钱这种俗物。没有这方面的实践，自己在理论上有缺陷就很难察觉到。
他的变法，千好万好，单单就忘了农民搞钱很不容易这一基本前提。
另外还有一个名气比王安石还大的宰相，就是秦桧。
秦桧臭名昭著，他的种种“事迹”，就不用在这儿多讲了，只说他执政时期跟钱有关的两件事。
南宋各代皇帝也大都铸过铜钱或铁钱，只不过发行量不大，因为铸造成本太高了。钱币本来就少，咱们的邻居日本，偏偏又喜欢用宋朝铜钱，他们的商船来宋境，都要偷偷带走大批铜钱；南宋的商船和水军，也都热衷于偷运钱币卖给日本人。
这样，南宋闹钱荒，就是家常便饭。
南宋绍兴年间，正是秦桧当政时，京城临安又闹开了钱荒。当时严重到市场交易都没法进行了，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对这个困扰了人们千年的老问题，秦桧还能有什么办法？
——你放心，能害得了岳飞的人，自有他的一肚子诡计。秦桧想了想，就叫了一个理发匠来给他理发。
理发匠万没想到：这一次理发，堪称人类理发史上报酬最高的一次。秦太师叫人拿出了5000枚当二铁钱作为工钱。
这就相当于1万枚标准钱了！
理发匠目瞪口呆。秦桧整理好衣冠，郑重其事地说：“过几天将有圣旨下，此钱不可再用！你可速去买些儿东西，花掉它了事。”
理发匠千恩万谢，出门后就直奔市场购物，一面还向人散布这一最新消息。
秦太师的理发匠说的，还能有假？众人闻风而动，都跑出去倾囊采购。不到三天，京师流通的钱币就大大增加。
钱荒缓解了，绍兴铁钱也并没有废掉。
秦桧太懂得世情了：在宋朝，流言肯定比实话管用！
还有一次，京师又闹钱荒，商店里的货物积压，没人买。情况严重到临安府的长官也跑来向他汇报，请他拿主意。
秦桧笑道：“易耳！”于是马上就召文思院的官员前来答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