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皇帝把全国人民分为三大类：民籍、军籍、匠籍，清查得十分严格。把人口数目调查清楚后，就登记造册。这叫做“黄册”，作为税收和服劳役的依据。
人口查清楚了有什么好处？可以防止豪强大户隐瞒奴仆户口，偷税漏税。
丈量土地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土地查清后，就绘制“鱼鳞图册”（地图），作为收缴田赋的依据，这是为了防止大户人家隐瞒土地而漏税。
豪强大户没法逃税了，普通百姓的赋税负担也就相应减轻，两者之间是最简单的因果关系。
说句实在话，我们现在的某些部门，未见得能有朱皇帝这种民本意识。征税本来是面向全民的，那么就应该把所有征税对象的收入情况搞清楚，然后富人多缴税，穷人少缴税，这乃天经地义的事。
可是现在，工薪阶层的收入明明白白，富人的收入却是暗箱状态。有多富？不能查，不敢查，怕打击了富商的积极性。
什么都怕，就不怕不公平！结果越富的人，缴税相对却越少，“马太效应”愈演愈烈。
所以，我们未可小瞧朱元璋这位皇帝的“人民性”。
不过朱元璋也并不仇恨商人，沈万三只是一个特例。明朝对商人实行的是轻税制，商税三十取一，也就是33%的税率。这不用多说，轻税就是为了鼓励经商。
朱元璋善待人民，人民自然也就反哺国家。我前面说过，华夏民族只要给它安宁，它就会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明初制定的宽松政策，虽然后来有所变质，赋税逐年加重，但毕竟给了人民一个喘息、恢复的时间。这样，经历了200年后，明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出繁荣发达之势。
特别在张居正推广了“一条鞭法”以后，对商业繁荣的推动更大。
所谓一条鞭法，简单地说，就是将部分劳役摊入田亩，田地多的人家要多服劳役，这就避免了富人往往不服劳役的弊病。
而劳役和赋税都可以折成银两，富人可以“出钱代役”，也就是交钱给政府，由政府雇人服劳役，不必自己去干活。
这个政策，目的是照顾弱势群体，但是惠及了所有的人。
它有两大好处：一是，几乎解脱了所有人的劳役负担，让人们有充足时间打理自己的事；二是折银上缴役赋以后，民间对银子的需求量猛增，因而大大刺激了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
到明朝中期，商人的能量已经很不得了，开始出现了大型的商业资本集团。这就是咱们现在津津乐道的徽商。
徽商的大本营在徽州（别名新安）。他们人数众多，资本雄厚，分布在各地，被称为“新安大贾”，算是旧社会里的一股新兴势力吧。
明代有一本书叫《五杂俎》，里面记载，徽商中的富豪人家，家藏白银有至百万两的，其余家有二三十万两的，不过是中等商人。
徽商经营的项目，首推盐业，其次是布匹，还有茶叶、木材和粮食。他们也热衷于开典当铺，徽商的典当铺那时遍布全国，尤以江浙最为密集。
与徽商并肩而立的，是晋商，也就是电视剧《乔家大院》里演绎的那一支。长江以北，基本是山西商人的天下。现在有人评说，晋商，堪与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并列为“世界三大商帮”，这地位就更不得了啦。
山西商人中，最牛的当属盐商。因为明朝要加强西北边防，需要储备粮食，所以规定谁给政府粮食，政府就给谁盐。
盐，历来是国家专营的，弄到了盐，就等于发了大财。山西盐商就这样抓住了机会，背靠政府贩运食盐，一飞冲天，成了北方的商业霸主。
晋商不仅富甲天下，且讲诚信也是远近闻名的。他们经常合伙经商，参与者都叫“伙计”，由其中一人出资，众人共同经营，按贡献分红。彼此虽没有誓书协议，但无一人藏有私心。
如此，拿不起本钱经商的人，生计也就有了保障。而富者也不当守财奴，所获钱财都平分给众伙计。信用，成了他们的“第二资本”。
其他的江南商人、闽商、粤商、吴商、陕商，也都各显其能。这些地域商业集团，还在各地开设了本省的“会馆”，也就是商业联络站，组织起各色各样的商帮。
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是北京和南京。要发大财，就要到这两个地方发展。
其他如杭州、汉口、广州、济南等，也都是商业大都会。
那时外贸港口有广州、福州、宁波；长江及运河商埠有武昌、汉阳、荆州、天津、淮安等，水陆商路四通八达。
江南一带因为手工业发达（丝绸、瓷器、棉纺、造纸），所以富甲天下，甚至那儿的人至今都还活得很滋润。
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这样蓬勃生长出来了，互相勾连，枝繁叶茂。
我们今天的商业都市布局、城市规模和市民生活模式，无不留有明朝盛世的痕迹——老底子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
所以，不了解明朝的那些事儿，行吗？
大明王朝玩不转一张小小的纸币
谁也想不到，在历代王朝对货币已经玩得很娴熟的年代，大明王朝的货币，却是扭扭摆摆，总是不顺，走了一个“铜钱——钞币——银锭”的曲线。
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准备做皇帝的时候，不知他是怎么想的，采用的货币是古老的铜钱。当时准备以“大中”为年号，所以铸了一批“大中通宝”。
到了后来，年号正式定为“洪武”，于是户部的铸币厂（宝源局）与各地的铸币厂（宝泉局）又铸了“洪武通宝”。
这批开国的铜钱，币值都很足，价值有当一、当二、当三、当五、当十五等。
从明朝开始，官方把本朝的钱称做“制钱”，清朝后来也沿袭了这一叫法。
明朝人还习惯把“贯”叫做“吊”，一吊钱、两吊钱的说法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按当时规定，400文为一贯，5贯为一锭。
关于朱元璋铸钱，还有一则奇闻，不得不提。
历朝历代所铸的铜钱里，有一种并不用于流通的钱，叫做“花钱”，就是民间所用的压岁钱、洗儿钱和庆寿钱。
这些钱之所以叫花钱，是因为它们都铸有图案。而正式流通的钱除了星月标志外，很少是有带图案的。
朱元璋铸了洪武通宝后，不知从何时起，民间忽然冒出来一种洪武通宝的花钱。这种钱，钱背上有图案，是一个牧童坐在牛背上吹笛。
怪了！这是何意？是哪一家铸币厂铸的？
原来，这是民间人士弄出来跟朱元璋开玩笑的。
朱元璋幼年时的名字，叫做“朱重八”。他幼时家境贫寒，靠给地主放牛谋生。当年乡里乡亲的都唤他“放牛重八”。
以他这样卑微的身份，登上大宝，坐了普天之下第一人，民间有些旧贵族和知识分子当然要心生不满。
他坐稳了龙椅后，为了给儿孙顺利接班扫清障碍，又疑神疑鬼，滥杀功臣，这就更加深了民间对他的成见。于是有人就偷偷铸了这种钱币，揭他的老底。
此钱一出，大家心领神会，照用不误，都把这钱叫做“放牛重八”。
朱元璋得到报告，大怒，在全国进行了一次严打，将“放牛钱”统统清缴销毁，又抓到了铸钱的人，砍了脑袋解恨。
到现在，仍有少量的“放牛重八”留存于世，当然属于稀世珍宝了。
朱元璋在货币上搞复辟，大概是想表示自己是汉唐正统，可是，铜钱的萎缩是有内在规律的，并不以意识形态为转移。铸钱铸了一段时间后，朝廷就发现成本太高，太不划算。因此朱元璋明白了：还得向宋、金、元学习，发行纸币。
洪武七年（1374年），明中央政府正式设立宝钞司，次年初，就印出了“大明宝钞”。面值为一百文至五百文、还有一贯等几种。其中一贯的纸张面积最大，是中国有史以来面积最大的钞票。
古代的钞票文字是直写的，一贯的大明宝钞高有320毫米、宽有210毫米，简直是一张小报了。
宝钞发行以后，朝廷的决心挺大，全力维护宝钞的权威地位，禁止用金银和其他商品作为货币；只保留铜钱，仍可流通。后来又铸了小平钱，凡一百文以下的交易，都用小平钱。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见条件成熟，就下令所有铜钱都禁用，实行单一货币制，只许用纸币。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明政府在货币政策上却有一大失误。
古代的纸币和现在一样，用多了就可能被磨损，当时称为“昏烂钞”。为了处理这些残损纸币，就得允许以旧换新，因此朝廷推出了“倒钞法”，由宝钞库负责对民间调换。
那时在民间有约定：嘎嘎新的钞票价值最高，比旧钞更有购买力。
这样，以旧钞平价换新钞，就有了差价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