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期以后，有的银铺自行发行银票，作为一种准货币进入流通。这个生意做得也很旺盛，一直到清政府发行了银元，银票才衰落下去。
钱庄：最初钱庄是乾隆时代在上海的绍兴人开的煤炭店，也兼营小额存放款、兑换银钱、鉴定成色等业务，群众都感到方便。后来就开得越来越多，逐渐成了专门的金融行业。
小的钱庄只有一张桌子，这就是明代就有的“钱桌”了，俗称“找换店”。
资本雄厚的钱庄，则专做存放款业务。他们囤积制钱，操纵钱价，签发庄票，异地汇划，与工商界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已经具有近代银行的功能了，俗称“汇划庄”。
钱庄是清代才兴盛起来的，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上海有170多家，汉口有500多家，北京有300多家。
鸦片战争以后，进出口贸易扩大，钱庄就在融通资金和办理结算上提供了更方便的服务。
首先钱庄能够利用庄票和汇票，为进出口商提供信贷。
庄票，是由钱庄签发的可兑现的票据。分为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是见票就付，远期是到期才兑付现金。
庄票的信用很不错，所以当时国内的外贸公司——洋行，都愿意接受庄票为结算工具。
在口岸和内地之间的支付，钱庄可以提供汇票，这就省得搬运现金了。那个时候，洋货之所以能顺利销往内地，汇票支付起了很大作用。
另外钱庄还创造了汇划制度，也就是钱庄业内部的票据结算。这已经具有现代票据交换制度的雏形了。
票号：这是金融业的后起之秀，是专办汇兑业务的信用机构，其地位到后来超过了钱庄。
票号有独资有合资，合资的票号非常类似现在的股份公司。
出资人一般不参加经营，而是聘请内行当经理，只在年终查一次账。每过三四年算一次大账，决算出盈亏，给股东分红。
经理和优秀职员也可以入“身股”，即人力股，参加分红。这样的激励机制，使得员工极愿卖命，把企业的盛衰看成是“切己之厉害”。
因为票号业务主要是经营异地汇款，所以往往是在一个总号之下，分号遍布全国各地。
票号是鸦片战争之后发展起来的，多为山西商人创办。
读近代的经济史，我觉得有两点不能忽视：一是鸦片战争的客观后果，不仅激发了国人的图强意识，同时也打破了以前经济社会的僵局，近代商业的繁荣与格局，受这场战争的影响很大。
二是山西商人敢为天下先，大规模地推动了近代金融业，这个功劳我们应该记住。
票号业务中，有一种叫做“逆汇”，就是商户请求票号先垫付汇款，然后在一定期限内补上，并支付给票号利息。这其实就是商业贷款。
另一种情况是，商户交了汇款后，票号与之协商，将汇款日拖延几天，票号向客户支付利息。这等于是极短期存款。
清政府的财政来源，除了常例的税赋之外，还有捐官收上来的钱——你拿多少银子，我给你什么官。捐官的汇款，也是由票号负责办理。
票号还有一项业务，就是存贷款。它之所以有能力贷款，是因为有雄厚的资金来源，那就是官府的公款。
官府公款一般是在官库里存起来的，但如果票号跟某单位领导比较要好，就可以把大量公款拉来存上，不计息，这样就解决了资金来源的问题。
票号揽来存款之后，立马就贷给钱庄，可以说对钱庄的支持很不小。
票号也是看人下菜碟的，主要满足达官贵人的贷款需求，对一般工商户口则根本不理。他们的利息，最高的是三分，贷款期限一般是三个月。利率也会有所浮动，那要看对象和银根松紧而定，一般对官僚放款的利息就比较低。
票号一向走的是“重信用，轻抵押”的路子，这个办法有很大风险。结果到了清末，大量贷款无法收回，都眼睁睁地赔了本。
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一带的自然经济解体，商品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资金流转的频率和规模也猛然增长，票号的兴起，就是借了这个东风。
另外票号与清政府的联系也很密切，包揽了各省向中央的财政上缴业务（解饷）。这一块的业务量，非常可观。
太平天国闹起来后，南北交通受阻，跨区域生意做不起来，汇兑也就少了，票号业务在这一段时间内有所收缩。
等到甲午战争之后，票号又有一个极为辉煌的时期，只可惜太短暂了。
因为清政府丧权辱国，有大量的赔款要汇出，也有一些对外借款要汇进来，这都由票号来承担。
各级政府的各种公款，包括税款、军饷等，这一时期也都存放在票号，致使票号实际上代理了国库和省库的职能。
票号业务一时之间搞得蓬蓬勃勃，各分号开遍全国，当时称“山西票号遍天下”。他们在海外的分号，甚至开到了大阪、神户、新加坡、莫斯科，真是国家不幸商家幸。
但是在1905年户部银行成立后，票号的好日子到头了。一大批官办、商办银行忽隆隆地冒了出来，直接跟票号争夺业务。
当时票号的管理方式已明显落伍，业务不断被抢走，连“解饷”业务也被后起的“官银号”给夺去，眼看着业务量减少了四分之三。
有人倡议将票号合并起来，也成立银行，但受到业内保守人士的强烈反对，于是就只能等死。
清政府一倒，票号失去了政治背景，苟延残喘到20世纪20年代，终于被挤出了金融大舞台。
看来，过于依附于“官”的商，终究不是正途。官一倒，商也就废了。
官银钱号：这个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里再补充说一些。
官银钱号，也叫“官银钱局”、“官钱局”、“官银号”，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官办金融机构。
它有一个设立、裁撤和再设立的曲折过程。
鸦片战争后，政府在军需、治河、赈灾上费用大增，需要额外弄些钱以补不足，于是内务府就成立了“五天”官银号。
咸丰年间，为了对付太平天国，政府铸大钱、发官票宝钞，需要有自己的机构来推广，于是又设立了“四乾”、“五宇”官银号，以大钱作为准备金，发行“京钱票”。
为了在各省推广大钱，解决地方的财政困难，朝廷还命令各省也要成立官银钱号。
不过这次官办金融的寿命不太长。因为官银钱号发行的银钱票太滥，引起通货膨胀；而且营私舞弊的也太多，激起了民愤，后来不得不裁撤。
到了光绪年间，各省财政又感到吃紧，便纷纷申请成立官银钱号。
地方官银钱号也发行纸币，即银两票、银元票、钱票，只在本省流通，鉴于咸丰年间通货膨胀的教训，这次各省银钱票都有一定的准备金，可以维持兑现。
另外，地方的官银钱号也办理存款、代垫公款、经理省库，基本上成了各省政府的小金库。辛亥革命后，地方官银钱号摇身一变，都转为了各省地方银行。
以上所说的，就是清末杂七杂八的金融机构。之所以复杂，是因为社会在发展，市场有需求，而综合性的大型金融中介——银行，迟迟没有诞生，这才给各色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个生存空间。只要银行一来，他们也就走到了头。
三次金融风潮预示末日将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