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顿：统治世界是美国的历史使命
以日本的投降为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了。在这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中，交战各方均付出了无比沉重的代价。人类对战争的承受极限一次次地被刷新之后，血与火终于成为昨日，人类终于可以专心致志地筹建和平了。
筹建和平的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家园。在纳粹侵略机器的沉重打击之下，昔日的世界强国英国、法国都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不仅对其海外殖民地的统治显得力不从心，而且国内经济的恢复和战后重建工作的压力已经把两国拖得气喘吁吁。在整个欧洲大陆，田里的地雷和炸药使农民无法耕种土地。工业基础丧失殆尽，道路网已经被破坏得满目疮痍，车辆的油料也已经用完。至于苏联，城镇残破、田园荒废，生产资料的供应严重不足，日子愈来愈不好过。
在亚洲，中国在经过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之后，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已经崩溃，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拥有4亿人口的印度，情况与中国相差无几，只有依靠外援才能维持最低的食物配给。至于战败的日本，其国家主权已经被美国的殖民总督麦克阿瑟事实上掌控，他们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本土免遭战火涂炭的美国却在这次大战中浴火重生。在昔日的世界霸主德、意、日遭到惨败，英、法受到削弱的时候，美国却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机会。当参战国还在为重建家园一筹莫展之际，美国已拥有强大的工业、自给有余的农业、完善的教育体系、社会与政治的稳定、强大无比的军事力量以及无限的乐观精神。这使得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迅速膨胀。1945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40%，在原子能、电子、医学技术领域美国处于无可比拟的领先地位。作为金元帝国和唯一拥有核武器的资本主义世界头号霸主，战后的美国成了各国希望的中心，“给我一点钱吧”，成了各国对美国共同的希望，世界看起来真有点像是美国世界。
世界看起来像是美国世界——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是哪位天才政治家，美国近代史中鲜有记载，但是最早捅破这层窗户纸的，应该是巴顿将军。在波茨坦会议召开前夕，正带领第3集团军向柏林进攻的巴顿将军在广播电台中对英国听众说：联合王国和美国战后必须团结起来，“因为毫无疑问，统治世界乃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巴顿的讲话固然满足了美国的自豪感，但是却引起了军方和白宫的担忧。毕竟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军正在和盟军并肩作战，而这种同盟本身是在互相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军方和白宫不愿意因军方将领的谈话而引起盟国——尤其是苏联——不必要的猜疑。因此在巴顿将军的谈话发表之后，陆军部部长史汀生立即对报界解释说，巴顿将军的演讲只代表他个人的看法，既不代表美国军方也不能代表美国政府。国务卿马歇尔也对报界发表谈话说，如果苏联不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在欧洲战场投入的军队就得增加一倍。美国报纸也因此批评巴顿将军说，作为军人，他的发言应该只限于“齐步走”、“上刺刀”和 “射击”之类的命令，而不要冒险去谈什么“领导世界”。不仅如此，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还特意跑到克里姆林宫向斯大林解释。
不给援助，让苏联人民自己照顾自己
现在，情况不同了，杜鲁门用不着再遮遮掩掩了，因为在这样一个贫困的世界上，只有美国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当美国人每天吃着大约3000大卡热量的食物的时候，1.25亿欧洲人却靠不到2000大卡热量的食物生活着，许多人只靠1000大卡热量的食物维持生命，印度和希腊的许多人连这个水平也达不到。在中国4.4亿人口中，至少一半处于饥饿状态。至于非洲国家，绝大多数人民只能在“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上听天由命。全世界都在渴望美国的援助，而美国是不是足够慷慨，就成为战后恢复世界秩序的关键所在。自从美国独立以来，还从来没有树立过主导世界的理想，相反倒是不断地有“退回美洲去”的孤立主义抬头，但是现在看来，美国好像也别无选择，似乎它只能承担这样的责任。
然而这个所谓的责任带来了一个崭新的问题，那就是在承担责任的时候，美国要不要索取点利益？美国是要无私援助贫困的世界，还是要在援助世界的过程中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果在提供援助的过程中实现美国的目标，那么美国的目标应该怎么界定？特别是，美国将怎样应对苏联的需要？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苏联经济在战争中受到了重创，但是苏联的军事力量仍然举足轻重，苏联仍然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军事力量的势均力敌必然要求在政治上与美国平分秋色。事实上苏联就在这么做，无论是在柏林、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在中国，斯大林的态度很清楚，它不会允许美国单独掌控这个世界，只要美国势力所到之处，必然有苏联的影子。但是在经济上，苏联捉襟见肘，它又没有钱来解决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贫困，更为讽刺的是，它本身还需要美国的援助。
有关是否继续援助苏联的问题，在华盛顿引起了一场静悄悄的讨论，除了商务部长乔治·华莱士之外，华盛顿的决策层对苏联都没有好印象。他们把苏联看做是是一个破旧的售货机，声称：“你要是不理它，它是不会给你东西的；如果你使劲地摇晃它，它肯定就能够出来一些东西，但未必是你需要的；可是你如果跟它讲理，那必然是没有用的，因为它压根就不可能跟你讲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当时担任美国驻苏联参赞的乔治·凯南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凯南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苏联问题专家，当时还籍籍无名，但是他的这份备忘录还是引起了华盛顿的注意。在这份备忘录中，凯南写道：
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角度看,我都认为,我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向苏联进一步提供租借援助,我们也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就苏联接受大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达成协议;在对我们的人民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好处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更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向苏联提供贷款……苏联人根本不需要外援,如果他们不坚持继续拥有比其安全需要强大得多的军事力量,从而使其经济难以支持下去，他们的工农业资源与生产能力足以确保苏联经济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得到迅速恢复。
在乔治·凯南看来，虽然受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苏联仍然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他认为美国从政治上和道义上援助 “一个残忍的极权政府”是错误的、轻率的。他的看法是，要帮助这样一个国家中的人民而不帮助其政权，就像要伤害其政权而不伤害其人民一样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凯南写道，最好的政策是“既不帮助也不伤害苏联人民，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
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现实上看，“让苏联人民自己照顾自己”都是一个左右逢源的政策，它既能够让美国在道义上不失立足点，又能适当控制苏联的扩张，而且如果苏联愿意与美国合作——就是说苏联不再抵制美国单独领导世界，那么美国仍然可以援助苏联。凯南的建议得到了白宫的首肯。
5月9日，就在德国投降的同一天，杜鲁门总统签署了一项命令，授权对外经济管理局和国务院在德国投降时采取联合行动，削减根据《租借法案》正在执行的对苏联和对欧洲的物资供应。根据总统的命令，对外经济管理局局长克劳利在三天之后下令，禁止一切物资运往苏联或欧洲其他国家，甚至要求一些已经前往欧洲和苏联的船只中途返航，把物资运回美国港口。在此之前，美国联合参谋总部已经决定，放弃利用苏联在远东的空军基地的打算，因为美国不再认为苏联在欧洲和亚洲战场的表现对战争结局有决定性影响。
美国的行动在苏联看来是过河拆桥。斯大林写信给杜鲁门总统的顾问，说美国这么干留给苏联的印象是：“从德国被打败的前景显得清楚时起，美国对苏态度就冷淡了，美国似乎是说，不再需要苏联人了。”斯大林警告说，如果美国认为这种压力可以使苏联在欧洲问题上软化立场，那是“犯了重大的错误”。作为对美国所犯“错误”的警告，斯大林暗示他将不参加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
波茨坦会议将讨论战后世界力量的划分，没有斯大林的参加，将不会取得有价值的成果。重要的是，波茨坦会议将是美国新任总统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亮相，如果斯大林抵制，杜鲁门的外交形象必然大打折扣。斯大林的警告已经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美国将为自己的战略短视付出代价。美国花钱援助世界本意是想扩大美国的影响，并不想树敌，如果因为厚此薄彼而花钱给自己树立敌人，这确实与美国的初衷南辕北辙。杜鲁门明白，美国与苏联翻脸是早晚的事，但是他在终止对苏联的援助问题上操之过急，提早暴露了美国的战略意图，不仅让苏联占了先机，而且把新总统置于被动的境地，杜鲁门难免懊恼。“这次经验使我深切地认识到，我不仅必须十分明白我的目的是什么，而且必须清楚我的基本政策正在得到贯彻。我本应该仔细审阅那道命令，倘若那样做了的话，便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不过在我就任总统之初便吸取这一教训，可真是最好不过的时候。”
5月23日，杜鲁门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拐弯抹角地为自己作了辩护，然后下令继续向苏联运送物资，杜鲁门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交锋以杜鲁门的妥协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