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杜鲁门缩回去了，斯大林也就没有理由抵制波茨坦会议了，这下杜鲁门也就可以兴高采烈地开始他的欧洲旅行了。从华盛顿出发前往波茨坦的旅行，是杜鲁门担任总统以来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事实上在担任美国总统之前，杜鲁门唯一的出国记录是法国，而且还是因为在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这次跨越大西洋的旅行，杜鲁门很是亢奋。在军舰上，他写信给自己的妈妈和女儿，东拉西扯地谈旅途的风光，谈大西洋的烟波浩渺，活像第一次走出家门的小媳妇在向自己的新婚丈夫喋喋不休地谈论外面的世界。在军舰上，杜鲁门和一个军士长攀上了亲戚，按照辈分，那个人似乎应该是美国总统的舅舅。
到了波茨坦，杜鲁门首先和丘吉尔见了面，这位阅人无数的英国首相倒是对杜鲁门印象不错，他说杜鲁门“厚道本分，性格愉快”，而美国新总统“一丝不苟的行事风格和才智焕发的决策能力”也给英国首相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过斯大林对杜鲁门的印象则不尽然，他好像对杜鲁门没有多大的兴趣。在斯大林看来，杜鲁门没有他的前任那么狡诈，也缺少罗斯福的深邃，所以斯大林并不像和罗斯福打交道那样客客气气，他似乎不打算在杜鲁门面前掩饰自己的脾气。波茨坦的争吵与雅尔塔并无二致，但是成果了了。作为一项积极的成果，波茨坦会议通过了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公告。由美国和英国起草的公告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响应，中国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通过发电报在这个最后通牒上签了字，但是斯大林却神秘地拒绝在这个最后通牒上签字，而且没有解释原因。
杜鲁门厌倦了“像哄孩子一样迁就苏联”
1946年2月9日，即以等额选举的方式选举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前夕，约瑟夫·斯大林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发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公开的讲话——他是很少发表这样的讲话的。他的听众中有4000名党员和红军领导人。斯大林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意味着“我们苏维埃制度的胜利”，说明“苏维埃制度比非苏维埃制度更有生命力”。他表示，苏联人民将在战无不胜的苏联军队的支持下，为了保卫自己的信仰，同任何来犯者较量。斯大林宣布了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他同时宣布，如果苏联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帮助, “他们就能在不远的将来……超越外国的科学成就。”
华盛顿的专家第二天看到了这个讲话，认为斯大林是在暗示苏联将很快拥有原子弹。不过他们这是高估了对手，因为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直到1949年8月才爆炸。当时斯大林只不过是在恫吓美国人，警告华盛顿要在经济援助问题上把目光放远一些，斯大林的潜台词是，如果你把苏联视为敌人，苏联就真的是美国的敌人。
在吓唬华盛顿的同时，苏联却向华盛顿伸出橄榄枝，明确表示对美国愿意向苏联提供35亿美元贷款兴趣浓厚。实际上，这是急需资金援助的莫斯科给华盛顿设的一个圈套，因为华盛顿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贷款的问题。只是在之前的一次外长会谈中，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向美国国务卿谈到，苏联需要总额为60亿美元的贷款，苏联愿意为此支付2.5%的利息，美国国务卿并没有作出承诺，他只是说也许美国提供不了这么多，充其量也就30亿到35亿美元而已。现在，莫斯科以此为口实，假戏真做地要求华盛顿的援助。华盛顿哭笑不得，只得支付这笔贷款。但是乔治·凯南坚决反对，他认为20亿美元应该是最高限额，华盛顿接受了凯南的意见，批准了贷款10亿美元给苏联的法案。
然而在美国准备支付贷款的时候，斯大林又对美国的援助和在经济领域与美国的合作失去了兴趣，因为苏联拒绝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决定成立世界银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中，苏联拥有13%的投票份额，这是继美国和英国之后最大的份额）而且也不再热衷于美国的贷款。苏联的变化让华盛顿十分困惑，国务卿指示乔治·凯南向华盛顿说明苏联的意图。
由于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仍然在华盛顿，此时的乔治·凯南已经担任了美国驻苏联的临时代办。对于苏联问题，凯南已经驾驭得更加娴熟。苏联拒绝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凯南早已在预料之中，而华盛顿对此居然大惑不解，说明美国决策者对与苏联发展关系缺乏必要的认识。为了使国内更加准确、客观地了解苏联，他起草了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在这份发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凯南阐述了自己对正在形成的苏联战后政策的结论性看法和建议美国采取的对策。他写道:
我们面临着这样一种政治力量,它狂热地为之献身的信仰认为:同美国不可能达成一项长远的妥协安排;若要使苏维埃国家获得安全,就应该、也必须扰乱我们社会的和谐，摧毁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破坏我们国家的国家权威。这支政治力量拥有无上的权力,可以支配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的全部人力,以及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土的全部资源。同它与生俱来的是根深蒂固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强劲思潮。除此之外,它还有一套精心设计的,覆盖极广的机构在其他国家施行它的影响。这套结构有惊人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由一些具有历史上无与匹敌的地下工作的经验与技巧的人员管理着。最后,这支政治力量看来在作出基本反应时完全无视现实。它不像我们一样,把人类社会的客观事实作为经常检验和改正世界观的标准,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大口袋,可以从中武断地、任意地选择个别事物,抓来支持一个事先形成的观念。
在阐述了苏联的危险之后，凯南认为美国有能力解决苏联问题，“并且无须求助于任何一般意义上的军事冲突。” 在凯南看来，共产主义具有教条、仪式、历史使命，和伊斯兰教教义一样是无法摧毁的。但是人们可以把它遏制——就是说，把它局限在已经着了迷的国家的国界之内，这就是所谓的“遏制战略”。
“遏制战略”在华盛顿引起了强烈共鸣，杜鲁门总统、贝尔纳斯国务卿——接替其职务的马歇尔将军也紧随其后，认为“遏制战略”是个天才的想法，是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基础性理论。第二年，凯南的这份 “长电报”的电文作为文章发表在《外交》季刊上，题目是《苏联行为的根源》，署名是 “X”。
但是，并非所有美国人都支持乔治·凯南的观点。魏德曼将军认为遏制主义容易导致愚蠢的军事行动，因为苏联可以在其卫星国边界上进行侵略性挑衅，“用他们的丙级队对我们的甲级队”，从而把美国搞得精疲力竭。著名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则写了一本书来反驳凯南，这本书的名字叫《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在书中，李普曼一方面以客气的措辞称赞凯南的想法有新意，但同时也以泰山压顶之势批驳凯南的观点。他写道：要是苏联像日本那样是个海岛的话，美国用空中和海上力量就可以把它封锁。不幸的是，它是个大陆强国。在这种情况下，要遏制就只能靠两军对垒，或者进行永无休止的流血的游击战争。“欧亚大陆幅员广大，而美国军事力量是有一定局限的。”在文章的最后，李普曼挖苦说：“我很难以明白，X先生竟然会建议遏制这个怪物，作为我们的战略。”
除了魏德曼和李普曼之外，最为积极地反对冷战的就是商业部长亨利·华莱士了。他曾经在罗斯福政府中做过八年农业部长，在罗斯福总统的第三任期里担任副总统，1945年起担任商业部长。在他的直接推动下，美国加强了军事、情报部门的职能，建立了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华莱士反对美国以实力称雄世界的政策，认为这足以引起苏联重新想起他们担心的 “资本主义包围”，美国应该改变政策， “以清除使苏联产生恐惧、疑虑和不信任心理的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重要的是，华莱士还积极反对美国实际上企图以垄断原子武器秘密的方式来威胁苏联。他认为由于原子武器的发明，依靠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
然而，此时的杜鲁门却发生了变化，他意识到跟苏联翻脸是无可避免的事实，而且厌倦了“像哄孩子一样迁就苏联”——他在写给国务卿贝尔纳斯的信中就是这么说的。国务卿在领略了总统的意图后，于9月6日在德国斯图加特发表演讲，表示支持德国恢复经济和重新建立非纳粹政府，并拒绝承认奥得——尼斯边界。这就意味着美国不但已经放弃与苏联合作解决德国问题的立场，而且决心支持至少是部分德国反对苏联。
贝尔纳斯的演说遭到了商业部长华莱士的强烈批评。9月12日，华莱士在纽约发表谈话说：“我们越强硬，苏联也就会越强硬……现在需要的真正和约是美苏之间的和约。”华莱士主张“俄国的世界与美国的世界和平竞赛”，因为这样的后果，就是“两个世界越来越相似”。
一面是国务卿在德国发表演讲和苏联决裂，一边却是商务部长在国内发表演说与苏联合作，美国的矛盾政策让舆论不知所措。贝尔纳斯国务卿写信给杜鲁门总统，表示如果总统不能控制华莱士，他不得不提前辞去国务卿的职务，因为“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国务卿”。副国务卿艾奇逊则出面替杜鲁门总统解围，他说：“华莱士是个经验丰富、地位很高的政府负责官员，讲稿又经过认真的准备，为什么不让他公开发表呢？”本来，杜鲁门沿着艾奇逊的台阶顺坡下驴，人们就会原谅总统。但是杜鲁门却自作聪明地想平息事件，他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声称他要澄清误解。他解释说，他一点也没有赞成华莱士演说的意思，他只是想维护华莱士发表意见的权利。这话听起来颇有水平，而且符合民主党的政纲，但实际上它是一篇“代表我国外交政策的声明”，而这样的演讲无论如何都必须与国务卿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纽约时报》挖苦说：“在首都，认为华莱士先生的建议同杜鲁门先生或者国务卿先生意见一致的，似乎只有杜鲁门先生一个人。”
杜鲁门掉进了自己的陷阱，他自然不能指望别人把他拉上来。“我要撤了华莱士的职”，杜鲁门在写给妈妈的信中这样说，事实上他也只能这么做。在杜鲁门的压力下，华莱士被迫辞去了商业部长的职务。以此为标志，自罗斯福时代起就一直奉行的“大国合作”政策走到了尽头，而罗斯福总统一直以来奉行的对苏温和路线，也宣告终结。竞争取代了合作，对抗取代了对话，冷战开始了。
赞曰：
鸟尽弓藏 华盛顿得鱼忘筌明修栈道
反唇相讥 莫斯科针锋相对暗度陈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