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领导权转移纪念日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人们习惯于这样评价美国人和英国人: “英国人在地球上昂首阔步，似乎他们是地球的主人。而美国人则在地球上来来往往，似乎根本不在乎地球属于谁。”一位美国专栏作家对此形象地描述说：“美国人走起路来，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随便的了。不像英国人那样身体僵直，又不像法国人那样敦实而拘谨，他左顾右盼，脖子转动很自如。”然而到了1947年2月22日，英国人就不再昂首阔步了——至少在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英弗查佩尔勋爵要求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接见时，英国人就已经不大可能在美国人面前昂首阔步了。
接听英国大使电话的，是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他告诉英国大使说，马歇尔国务卿不能接见他，因为国务卿不在首都，而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参加该校二百周年庆典活动，马歇尔国务卿还要在那里发表一个演讲。如果英国大使坚持要见国务卿本人，他要耐心地等待三天。然而英国大使坚持要尽快见到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以便尽快将一份重要文件送达美国政府。艾奇逊建议他先将文件送到国务院来。两个小时后，英国大使馆的一位一等秘书就火速赶到了美国国务院。从外交礼节上，副国务卿并不适合接见一等秘书，艾奇逊就派远东和非洲司司长洛伊·亨德森来接待这位英国大使派来的一等秘书。
英国外交秘书送来的是两份外交照会。第一份关于希腊，大意称：英美两国过去曾达成共识，即由于战略原因，不能让希腊及土耳其落入苏联人之手；并曾协议分工，英国主要负责向希腊提供军事援助，美国负责经济援助。如今希腊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如无外援，将发生大规模饥荒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动乱。另外，希腊军队也急需装备。据英国估计，1947年希腊所需外援约2.4亿至2.8亿美元，以后每年都需大量外援。但是英国自3月31日之后将无力承担这样的援助，英国希望美国自4月1 日起将这些负担接过来。第二份关于土耳其的照会内容也大同小异，不过土耳其的形势并不像希腊那样迫在眉睫，英国政府建议与美国共同研究土耳其的财政需要以及应该采取的援助措施。
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的话说，在看到这两份外交文件后，杜鲁门总统“吓得要死”。但是“活”过来之后，杜鲁门决定从英国手中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继续承担对希腊和土耳其的义务。但是美国政府要出钱援助两个并非盟友的国家，总统说了不算，他得想办法让国会同意拨付这笔款项，而要让国会拨款，杜鲁门怎样说服国会，就不光是考验他的执政能力，还考验他的智慧。
如果一定要给世界领导权的转移找一个日子的话，这个日子就应该是1947年3月12日。因为在这一天，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演说，其目的就是要让美国国会拨款给希腊和土耳其，以便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责任。他说：
我充分意识到了美国一旦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所涉及的广泛含义……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创造条件,使我们和其他国家能共同建立一种不受逼迫的生活方式……联合国的成立,旨在使所有会员国都能得到持久的自由与独立。但是,除非我们愿意帮助各自国家的人民维持他们的自由体制和国家完整,抵制谋求把极权主义政权强加于它的侵略活动,这个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这只不过是坦率地承认,无论是通过直接还是间接侵略将极权主义政权强加给自由国家人民都破坏了国际和平的基础,从而也破坏了美国的安全……
……
在当前世界历史的紧要关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生活方式的抉择……一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多数人意志的基础上,其特点是自由体制,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不受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以少数人把意志强加于多数人为基础,依靠恐怖和压迫、受控制的新闻和广播、指定的选举和取消个人自由。
在这个讲话中，杜鲁门第一次把美国利益与美国之外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明确提出援助希腊、土耳其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国际战略的一部分，标志着美国已经摒弃了“退回美洲去”的孤立主义倾向，正式融入了全球政治的大舞台。在演说中，杜鲁门鼓噪说，为了抵御所谓的“间接侵略”，美国需要承担起 “领导自由世界”的任务，做美国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做美国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来“领导世界”，这是杜鲁门“3·12演说”的精髓，它标志着“杜鲁门主义”的诞生，是杜鲁门政治生涯的巅峰时刻。然而杜鲁门本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演说可以让他标榜史册，他发表这个演讲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吓唬美国人民，然后让美国国会拨款。所以他的演说极尽夸张之能事，不惜以耸人听闻的语言来吓唬美国人民，比如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不这样做后果将更为严重的话，我是不会建议这样做的……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指望着我们支持他们维护他们的自由。如果我们领导不力，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而肯定会危及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
杜鲁门明明是自己“吓得要死”，结果他用一篇耸人听闻的演说“把全国人民也吓得要死”，这就是杜鲁门想看到的结果。这种以毒攻毒的主意，据说出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范登堡的这个主意虽然有点损，但是却达到了杜鲁门的目的。在国会激烈的讨论中，没有人质疑是不是应该给钱，而是要给多少和什么时候给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来自艾森豪威尔将军，他问总统说，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是否可以理解为有可能引发战争。杜鲁门就拿起一份中东地图，向国会议员畅谈中东的战略重要性。然后他说，美国应该做好足够的准备，使这个地区不至于落入苏联人手中。结果就引发了更为热烈的讨论，那话题竟然是：是否应该使用美国的力量把共产党人“赶回”到他们战前的边界，其间，竟然有参议员提出是否应该把发动战争的权利交给美国总统。
杜鲁门总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国会的支持，英国也就可以顺势把自己对殖民地的责任转交给美国了。5月22日——距离英国大使要求国务卿接见整整三个月之后，杜鲁门总统签署了《援助希腊、土耳其反对共产主义法案》。签字之后，杜鲁门总统煞有介事地说: “构成和平的条件之一，是各国维持秩序和独立以及经济上独立自主的能力。”
杜鲁门煞费苦心为援助，实为实力扩张
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要求国会向希腊和土耳其拨款时，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已经在从苏黎世回国的途中。经过在欧洲六个星期的考察之后，克莱顿感觉到欧洲的形势非常严峻。在给总统的一份正式报告中，克莱顿感到焦虑，他说在他访问过的各个国家中，都有颠覆活动在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独立。“由于饥饿、经济困难、挫折和对生活的失望，在一些刚刚解放的国家中这些颠覆活动已经奏效。”克莱顿因此建议美国总统和国务院，要想个法子使美国人民震动一下，使美国人民行动起来，支援欧洲的重建。克莱顿说，帮助欧洲不光是美国的责任，也是美国的利益所在。
克莱顿的报告与杜鲁门的想法倒是一脉相承的。此前，杜鲁门就通过广播电台发表谈话说：“美国肩负着神圣的义务……我们不能对饥饿的孩子的哭声置若罔闻，也绝不能对企求面包皮的千百万民众置之不理。”“欧洲人现在正处于饥饿之中……冬季一到，困难将更多。如果我们不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在今年冬季就会丧失我们在今年春季以无比重大的代价赢得的胜利果实……如果我们让欧洲人受冻挨饿，我们就会破坏维持世界秩序的部分基础，而全世界和平的希望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
和援助希腊、土耳其不同，对欧洲国家的援助数额将是巨大的，这不仅需要得到国会的支持，而且需要得到美国人民的广泛支持。杜鲁门知道不能再用“把人民吓得要死”这一招了，而是要唤醒美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美国人民对欧洲的民族情感，毕竟大部分美国人民的祖先都来自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