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称霸就把目光转向中国
1949年4月21日，在国务院新落成的礼堂里，新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主持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仪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签字了——4月4日虽然已经签字，但是这次签字仪式被记录为北约正式成立的日期。北约的成立，是马歇尔计划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美国开始称霸世界的标志。
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也签署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命令，要求集结在长江北岸的百万大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个命令直接埋葬了国民党妥协派希望和共产党划江而治的梦想。
早在1949年元旦，蒋介石本人洞悉共产党的决心，早已悄悄跑回浙江老家，安排退守台湾的大计，这已经是这位元首第三次下野了。前两次，他以退为进，成功地避免了党内反对派的逼宫，牢牢掌握了国民党的领导权。这次，蒋介石希望奇迹再次上演，他希望在长江天堑的阻挡下，他的军队可以抵挡一阵子，这样他就可以把国库里的黄金、美元、国宝以及为数众多的科学家和艺术家转移到台湾去。
但是，长江天险却挽救不了摇摇欲坠的蒋介石政权。4月23日，身经百战的解放军强渡长江天险，攻克了蒋介石政权的首都南京，在随军摄影师的见证下，他们把总统府飘扬的国民党旗帜扔了下去。一小队士兵和他们的战马进驻了富丽堂皇的总统府。他们把总统府里的地毯剪成可以睡觉的被褥，在原副总统的办公室席地而卧。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士兵发现了一对曾国藩使用过的鸡血石印章。曾国藩是清朝末期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军事家，也是蒋介石的政治偶像。事实上，曾国藩思想还影响到了毛泽东，后者曾经在一个场合引用了前者的一句话：“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
与曾国藩的鸡血石印章同时被发现的，还有两串清代的朝珠，一套线装雕刻版《曾文正公全集》。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是蒋介石的随身之物，很显然，蒋介石没有带着他们到浙江老家去，他一定以为自己是可以重返总统府的。
在解放军士兵进驻总统府四个小时以后，共产党的第一任南京市长刘伯承元帅出现在这里。和他一起进来的还有与他并肩战斗的战友邓小平，以及第一任上海市长陈毅元帅。邓小平在简单领略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后，把那位占据总统府的英雄连连长叫了过来，让他和他的马“一起滚出总统府”，并且重新打扫卫生。
共产党的士兵虽然看不懂曾国藩的书，但是他们赶走了蒋介石。现在，中国已经是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中国了，蒋介石只能在望海兴叹的同时作出一些象征性的抵抗，那就是使用国民党的炮舰封锁中国大陆的港口。以退守台湾为标志，统治中国24年的蒋介石和他的官僚政权失去了对中国的领导权，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指望蒋介石在东方抵御共产主义的幻想,也就跟着破灭了。
回首往事，罗斯福总统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幻想。自从1844年第10任总统约翰·泰勒与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以来，在中国人的概念中，美国人的形象与在华疯狂攫取利益的“八国联军”并无二致，大部分的中国人都相信美国对华不怀好意，但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幻想却从来没有停止过。20世纪一二十年代，由于对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本能担忧，美国对中国的期望变得更为现实，美国希望与俄国有着2000多公里边界的中国能够守住东方的阵线，抵制共产主义的“入侵”。事实上，早在1921年中国就已经建立了共产党的全国性组织，只是到了五年以后国民党开始镇压共产党时，美国才意识到共产党在中国已经有了群众性基础。然而这并未引起美国的警觉，因为此时的中国国土上，规模不一、是非不明的军阀混战从未停止过。很多军阀割据一方，自立为王，既无经世济民的远大理想，也没有三韬六略的治国大计，更没有一统天下的鸿鹄之志，扩大势力范围是军阀混战的唯一理由。那个时期，美国并未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与这些胸无大志的军阀之间显著的区别。
同一时期，中国的舞台上出现了孙中山，他是一位医学博士，在日本和美国都有广泛的人脉。1911年他发动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创立了中国国民党，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体制，建立了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在建立这个政权的过程中，孙中山多次到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寻求在那里生活的美国华侨的支持。孙中山去世后，他的妹夫蒋介石已经在事实上掌握了国民党的领导权，他以孙中山的遗愿“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为座右铭，成功瓦解了各派军阀的势力，并把他们统一到中华民国的旗帜下。
“蒋”而不将
可是蒋介石注定成不了中国真正的领导者。因为他在事实上也和那些胸无大志的军阀一样，没有治理这个国家的文韬武略。他和他的政府代表着当时中国富人阶层的利益，并且为维持这种利益采取高压手段镇压人民的反抗，却丝毫意识不到自己正坐在火山口上——不仅是4亿多处于贫困和饥饿状态的农民会随时起来反抗他的独裁而效率低下的统治，而且历来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的日本已经被军国主义执掌政权，当日本人为侵略他的国家厉兵秣马时，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却忙于镇压国内风起云涌的反政府起义。至于他领导的腐朽政权和涣散的军队，一旦和日本人遭遇，立即就显示出外强中干的本性来。
这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才被美国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个纪律严明、廉洁高效的组织，共产党的崇高声望和它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它所领导的解放区不仅摆脱了政治上的危机和经济混乱,而且社会秩序得到逐步改观。1935年,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红军在经历了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是指遵义会议。之后，终于把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交给了天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毛泽东，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由幼稚向成熟的转变。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赋予马克思主义实际的内涵——那就是在中国的国情下，以无产阶级为主要服务对象，建设符合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理想虽然明显地受到苏联共产党的影响，但完全不是苏联共产党在中国的翻版。
很快，在毛泽东周围凝聚了一大批有崇高革命理想和民族使命感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人才，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和林彪等人的才干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了解。中农出身的毛泽东决意要建立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和民主的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倡导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全民族统一起来，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时，共产党还把自己的部队编入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军，这就是在对日作战中屡建功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产党军队的优异表现加深了共产党的群众基础，使它领导的敌后根据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使共产党的力量进一步壮大。
与共产党军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对抗日并非那么积极，对镇压共产党倒是十足的卖力，这引起了在华美国人的注意。不仅是外交人员，连普通的美国商人和记者都意识到，国民党正以日趋反动的行动来应付战时的各种压力。当他们得知蒋介石的50万精锐部队不参加全民族共同的抗战大业而是用于封锁共产党时，不禁万分惊骇。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国民党比纳粹好不到哪里去。在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中国政府称为“陪都”的重庆，驻华外交官虽然没有公开批评国民政府的腐败，但是他们对国民党的盖世太保戴笠以及他的“蓝衣社”相当反感。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美国外交官对于戴笠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残害知识分子的描述都绘声绘色。对臭名昭著的“CC派”头目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活动，华盛顿官方事实上也了如指掌。
然而，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却与事实大相径庭。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国报纸开始关注中国的未来。在关于中国为数不多的报道中，主要版面是蒋介石关于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对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或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基础，美国媒体选择性地忽视了。在公开的报道中，媒体总是大张旗鼓地宣传说，共产党军队向政府军控制的地区发动猛烈攻势，而政府军正日益瓦解。依据这些报道，美国读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是，它是一支顽强的且不断地被政府绞杀的反政府势力。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民众无法接受一个即将到来的现实——中国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美国民众无法获知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对中国领导地位的必然性。除了埃德加·斯诺到过共产党中央红色政权的首都延安以外，很少有美国人见到过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不用说去体会它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权，并感受中共领导人的领袖风范了。
事实上，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内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军政首脑，都富有不可抗拒的人格魅力。他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背后，蕴藏着 “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自信。和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没有以自己夫人名字命名的专用飞机，他甚至连自己的专用汽车也没有，他唯一的一辆汽车还是从国民党一位将军那里缴获的。
然而，美国人不知道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基础，他们只知道蒋介石。知道这位曾在日本军官学校受过训练的光头将军在中国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知道他有一位地位和声名几乎和他本人一样显赫的夫人——而这位光彩照人的 “第一夫人”不仅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还和参、众两院中的许多议员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以至于能在两院之外形成一个独特的支持蒋介石的 “院外援华力量”。必须承认，蒋介石夫人优雅的举止和那口纯正流利的英语的确帮了她丈夫不少忙。虽然美国人并不知道，作为结婚的条件，蒋夫人要求蒋介石成为基督徒，并按照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宽以待人。蒋介石虽然答应了他的夫人，但照旧残酷镇压共产党运动和屠杀共产党员。实际上大多数美国人对于蒋夫人的了解大大超过了对蒋介石本人的了解，却很少有人了解毛泽东，更遑论了解毛泽东的夫人。
那时，斯诺依据自己在延安的见闻写出的《西行漫记》在美国的影响还很有限，而欧文·拉铁摩尔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客观评价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美国人对于毛泽东的认识只能通过报纸上刊登的照片来想象。照片上的毛泽东不修边幅，举止随便，总是不停地抽烟，烟头还常常烧到他的手。夏天，这位共产党首脑有时居然光着上身行军。所有这些都不能使美国人把中国的未来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他们固执地相信蒋介石，即使有关国民党腐败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美国人也不以为然。他们积极地武装蒋介石，他们认为支援蒋介石就是支援中国，所以，在提供大量武器给国民党军队的同时，美国还先后派遣史迪威将军和魏德曼将军来到中国，指导中国的抗日战争，但是史迪威和魏德曼将军都要听从蒋介石的指挥。
过于乐观，不会成功
抗战胜利后，美国意识到一个稳定、统一、亲美的中国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亲美的中国既能控制苏联，又是美国巨大的原料基地和产品销售的巨大市场。鉴于中国在亚洲的巨大重要性，二战结束后中国的走向将对非殖民化过程中觉醒起来的亚洲国家或许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在国际事务中，亲美的中国政府对平衡两极力量，增大美国的分量都是有益处的。
在这种思想的左右下，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从昔日不那么重要的盟友，忽然变成了与苏联对抗的产物。既然要与苏联对抗，那么中国共产党就当然成为美国的心腹之患，因为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前沿，一旦共产党掌握了中国的领导权，苏联在亚洲和远东的力量就会得到加强。所以，美国制定援蒋反共的政策，也就多了一层含义，带有对抗苏联的某种必然性。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援蒋反共的政策却是得到苏联默许的。早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就向罗斯福表示，苏联准备让中国共产党自己照料自己，换句话说，苏联打算对延安的革命事业撒手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