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赴重庆上任前夕，发表了一个措辞含糊的声明，说美国只支持国民党政权，不承认也不援助任何其他的政府或政治势力。不久，赫尔利在来华的途中先来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告诉他苏联赞成美国的对华政策，并要赫尔利向总统报告：“他完全支持美国立即采取行动，把中国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并完全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这时，按照雅尔塔会议的决议，苏联将在东亚参加对日作战。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和驻苏联参赞乔治·凯南都觉得斯大林的态度可疑，他们两人都警告说，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便不能指望斯大林会支持美国的政策。
然而赫尔利是一个永不气馁的乐观派，他坚信莫斯科一定会与华盛顿合作，迫使毛泽东放弃与蒋介石争夺中国领导权的努力。赫尔利认为，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满足了斯大林在远东的利益诉求，斯大林就应该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到5月份，赫尔利的乐观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因为斯大林公开宣称，他认为蒋介石是唯一有资格统一中国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无人能与之相比。
莫斯科的态度让蒋介石大喜过望。7月，蒋介石派他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前往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一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宋子文承诺中国将按照这个条约的原则，接受雅尔塔协定所提出的条件。斯大林则重申苏联对蒋介石的支持，并认为中国所有军事力量都应该由蒋介石领导的政府统一掌握。作为牺牲中共的报偿，斯大林要求得到高于他和罗斯福在雅尔塔商定的条件——斯大林特别坚持要在事实上控制中国东北地区。苏联的要求等于是由苏联取代原来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宋子文不敢做这样的妥协，他表示这个要求要由重庆作决定。眼见波茨坦会议召开在即，斯大林也不好太刁难宋子文，只好退而求其次，同意只控制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以及大连和旅顺这两个优良的深水军港。
斯大林与宋子文的协议把毛泽东摆在一个左右为难的境地。美国要把中共排除在中国政权之外，这个毛泽东早已了然于胸，然而莫斯科竟然把它对中共的影响当作从中国换取好处的条件，这令中国共产党深感震惊。尽管延安的舆论显得十分镇静，尽管斯大林特意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延安向毛泽东解释，但是苏联的背叛还是大大伤害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信任——这种伤害直到二十年后才被人们所认识后来发生了中苏论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在当时条件下，中共中央指示党的干部告诉民众，苏联的政策符合党的长远利益。但是党的领导成员承认，他们觉得苏联的政策令人费解。
连斯大林都背叛了毛泽东，美国特使赫尔利觉得中共只能接受美国的立场与蒋介石合作，他认为这是逼迫中共让步的最佳时机。于是赫尔利授意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虽然手握重兵的蒋介石并不情愿与毛泽东分享权力，但他更乐意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给延安——自日本人从中国撤走的那一天起，蒋介石就已经下定了要用武力绞杀中共的决心。虽然美国不希望中国打内战，但蒋介石确信如果他要打内战，美国也只能支持他，他和他的顾问们相信，毛泽东是不敢到重庆来的，所以他至少三次打电报给毛泽东，邀请他来重庆“共商国是”，蒋介石以为他接二连三的邀请是把毛泽东逼到墙角的锦囊妙计。
蒋介石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心知肚明，但是如果毛泽东真的拒绝前往重庆，倒正中蒋介石的下怀，蒋介石因此将共产党排除在中国政府的领导权之外，共产党也只能望洋兴叹。共产党的政治局决定开个全体会议来研究党的前途，会议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会上毛泽东抽了很多烟卷，但是很少发言。其间，周恩来建议会议挪到院子外面的一颗枣树下继续进行，以便让政治局的委员们换换脑子。最后共产党中央达成一致：由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争取在和平的前提下建立一个由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作为紧急情况的应对措施，如果毛泽东被扣留或者出现其他意外，刘少奇将领导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党所控制的解放区也将作出适当的反应。但是刘少奇胸有成竹，他根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和军队的高级军官谈话中，刘少奇说，你们准备得越充分，毛主席就越安全。
经过四十多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的代表达成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文献《双十协定》。尽管《双十协定》一再强调要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但蒋介石对与中共分享权力根本不感兴趣。就在重庆谈判的同时，蒋介石秘密印发《剿匪手册》（蒋介石一直把共产党称为“共匪”），下令所属部队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早有准备的解放军及时击败了国民党的进攻，延安则迅速把蒋介石的进攻对外公布，并出示了从战场上缴获的《剿匪手册》。
蒋介石背信弃义的进攻和解放军针锋相对的反击，使赫尔利的乐观主义破产了。11月27日，赫尔利突然宣布辞职。在辞职声明中，赫尔利把调停失败的责任推给共产党以及所有和他意见相左的人，并留下一大堆不负责任的指责。
赫尔利轻信本来就不讲信义的斯大林和蒋介石从而使自己声名扫地，这也算是赫尔利咎由自取，但是他的辞职却给美国的对华政策留下一片真空，杜鲁门不得不启动新一轮的对华外交。就在赫尔利宣布辞职的同一天，杜鲁门总统召见了刚刚退休的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上将，要他作为总统私人代表前往中国调停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促成中国的和平。这就是著名的 “马歇尔使华”。
在马歇尔来中国前夕，杜鲁门总统发出了一道训令，指示马歇尔来华的目的是“运用美国的影响，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达到中国的统一”。同一天，杜鲁门向全世界发表对华声明：“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和民主的中国，对联合国组织的成功及世界和平最为重要”；“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国家承认，目前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达到中国统一目标的最合适机构”。杜鲁门总统还强调说，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中苏条约，美、英、苏三国 “均有义务保证中国的解放，包括将满洲（即中国东北）归还中国人民在内，这些协定都是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自治性军队的存在，是与中国的政治统一不相容的，而且实际上使这种政治统一成为不可能”。
杜鲁门的谈话等于给马歇尔的调停预设了前提，这就注定了马歇尔接受的是一个尴尬的使命。按照总统的训令，马歇尔的使命实际上是要继续赫尔利的企图，继续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调停，这从根本上需要马歇尔必须秉持一个公正的立场。然而美国很快就放弃了它宣称的一视同仁，而仅仅给蒋介石一方提供军事援助。马歇尔面临的实际情况是，无论中国发生什么事，美国都不会抛弃国民政府；即使蒋介石确实让人讨厌，即使发动内战的责任在蒋介石，美国也不能抛弃他的政府；除非是蒋介石认可，否则，美国将不会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很显然，美国对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之间建立起至少不是敌对的关系没有信心——尽管这在事实上是完全可能的。
在法国受过教育的周恩来作为中共的正式谈判代表，多次坦诚而富有新意地与马歇尔保持接触。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之一，出生于中国东部江苏省一个富足的大家庭，他风度翩翩，富有涵养，有迷人的魅力。早在中学时代，周恩来就在天津南开中学留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他和“中共龙潭三杰”陈赓、钱壮飞、李克农等人一起，把党中央的书记处设立在国民党特务严密控制之下的上海，使党的组织在白色恐怖下得以蓬勃发展。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周恩来结识了从旧军队中脱离出来的朱德将军，并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军队发展最重要的三个阶段，朱德分别担任了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和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成为排名第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在与周恩来的接触中，马歇尔将军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并从中对周恩来本人产生了相当的钦佩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马歇尔将军于1946年3月4日访问了延安，受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盛大欢迎。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共产党决心为马歇尔的调停尽其所能。他们响应马歇尔的劝说，主动撤离了东北的重要城市长春。马歇尔在劝说中共撤离长春之前已经得到蒋介石的保证，那就是蒋的部队将不向长春推进。然而蒋介石背弃了承诺，在5月底占领了长春。共产党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并不感到意外——他们对蒋介石的性格了如指掌，但马歇尔的影响在共产党这里却大打折扣，毛泽东即便不认为马歇尔是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烟幕弹，至少，毛泽东相信马歇尔对蒋介石的约束能力有限，毛泽东只好十分遗憾地放弃了与美国合作的希望，美国也因此失去了一次与中国共产党握手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华盛顿开始采取一些使马歇尔仅有的一点影响也丧失殆尽的行动。其中一个重要的事例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46年上半年对中国发放的救济物资——这些价值1.78亿美元的物资大部分来源于美国。从理论上讲，联合国救济总署只按照救济的原则工作而不能带有政治色彩，但是美国迫使这个联合国机构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将97%的物资分配给占全国人口2/3的国民党统治区，而占全国人口1/3的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只得到这些援助的3%。美国这样做的动机很可能是以此削弱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望，至少美国希望能减轻中国人民对蒋介石政权的压力。
至于蒋介石，他对马歇尔的调停根本就不感兴趣。他告诉乐此不疲地为避免内战而奔走的马歇尔，他觉得有必要摧毁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如果这一步完成了，那么，处理共产党的问题就不太难了。”蒋介石对马歇尔保证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可在8~12个月内被消灭。
到了1946年6月30日，蒋介石已把战争之箭放在弦上并拉开了弓。马歇尔绝望地——也是毫无成效地——再一次力图使蒋介石明白，美国的停火建议及政治解决方案并非要削弱他的力量，而是为他及国民党“自由派”在统一的中国内保留重要的地位。但是蒋介石对战胜共产党的力量深信不疑——他坚信进行军事行动解决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7月1日，蒋介石下令他的军队向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内战爆发了。为适应内战的作战任务，共产党将其所领导的各种武装力量整合起来，统一对国民党军队作战，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直到这时，中国共产党才开始谴责美国。毛泽东指责说，尽管杜鲁门许下诺言，尽管有国际协定规定美国军队撤出中国，但在日本投降后10个月美国还继续在中国驻军——美国以这样的方式来支持国民党中的反动派。他断言，美国组织、训练和装备蒋介石军队的行为与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建立附庸军毫无差别。他宣称美国的“现代帝国主义集团”已经逆转了罗斯福的政策，他要求美国人回答，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基地？殖民地？还是什么？美国人为什么要给国民党军事援助。
中国共产党一直等到内战全面爆发才开始谴责美国，可见即使是在马歇尔的影响消失后，毛泽东仍然没有对美国完全绝望，他仍然希望能与美国保持接触。共产党至少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是，由于美国敌视中国共产党而变本加厉地援助蒋介石。但是中国共产党对美国仅存的一点希望却没有得到基本的回应，杜鲁门总统和国会两院的议员偏听偏信，将蒋介石的幕僚们在华盛顿散播的显然是不公正的言论当作事实，在对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政权基础一知半解的情况下，蛮横地把共产党排斥在中国新政府之外，促使国会通过了军事援华的法案，这其实就是一个援蒋反共的法案。这意味着，美国已经和蒋介石沆瀣一气，成为蒋介石进攻中共的帮凶，延安不得不关上了与华盛顿打交道的大门。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无限惆怅地离开南京回国。在临行前发表的声明中，马歇尔把调停失败的责任推给了中共，这再一次损害了共产党人对马歇尔的好感。马歇尔回国后即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国务卿。作为国务卿，马歇尔的选择就更加有限，因为他只能无条件地执行总统的意志和国会通过的援蒋反共的法案。而中国共产党对马歇尔仅存的一点信任，也就彻底消失了。
“你的调控，我不一定会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