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创始人——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是我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世称“孔圣人”。据记载，孔子的祖先是殷商后裔，周灭商后，周武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其父叔梁纥晚年与颜徵生下了孔子。有人说，孔子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身高九尺六寸、臂力过人，而且酒量超凡，绝非人们想象中的文弱书生形象，当然这些内容是没有明确史书记载的。
孔子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与母亲过着清贫的生活。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官）与“乘田”（管理放牧牛羊的小官）。虽然生活清苦，但孔子心怀天下，立志向学。他注意虚心向别人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曾经向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等人学习。又由于学识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
孔子入仕是在鲁宣公时期，当时政权掌握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鲁昭公初年，三桓变本加厉，又进一步瓜分了鲁君的权力。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对季氏的僭越行为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因不满这种“陪臣执国命”——政不在君而在大夫的状况，孔子辞官不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于是“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史记·孔子世家》）。他开办私塾，收徒讲学。从远方来求学的弟子，几乎遍及各诸侯国。
鲁定公九年（前501），阳货被逐之后，孔子才再次入朝为官，并受到鲁君重用。51岁的孔子先被任命为中都宰，“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齐鲁夹谷之会时，鲁国由孔子主持会盟的礼仪。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由于孔子早有防范，使齐国国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的阴谋没有得逞。不仅如此，孔子还充分利用外交手段收回了被齐国强占的郓、灌、龟阴三地。由于政绩卓然，孔子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了“堕三都”的计划。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反对堕成邑。定公围而不克，使孔子的计划受挫，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十三年（前497），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也不按礼制送膰肉（当时郊祭用的供肉）给孔子，孔子失望，于是去鲁适卫，开始了14年颠沛流离于诸侯列国之间的流亡生活。
孔子带弟子到卫国后，虽然受到灵公重视，却始终无法实现其抱负。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在这期间，为后世所熟知的，莫过于孔子及众徒弟厄于陈蔡之间的故事。鲁哀公二年，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担心孔子入楚后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中途，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此外，14年的时间里，孔子在途中遇到当时的一些隐士，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和楚狂接舆等，并接连受到这些隐士的嘲讽。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表示了为改变天下无道局面的决心。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冉有归鲁。齐师伐鲁之时，孔子弟子冉求为季氏将左师，与齐军战于鲁郊，克之。季康子问他是怎样学会作战的，冉求说，学于孔子，遂荐孔子于季氏。季康子派人以璧迎孔子归鲁。至此，孔子结束了访问列国诸侯14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归鲁之后，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能重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专心从事文献整理和教育事业。他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并继续聚徒授业，培育治国贤才，据史载：“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如颜回、曾点、子路、子贡等，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才华出众的弟子，对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对孔子思想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前479年，73岁的孔子寝疾而殁，葬于鲁城（今曲阜）北泗上。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并把孔子故居改为庙堂，藏孔子平生衣冠琴书于堂中，自此以后，年年奉祀。今日曲阜之孔庙、孔府、孔林，所谓“三孔”者，即始于此。
2.孔子的“仁”与“礼”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仁的人生哲学思想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儒家学说得以确立其主流文化地位的主要根据。那么什么是孔子的“仁”？孔子在《论语》提到“仁”有100余处，涵义甚广，但其基本涵义是“爱人”。不过这里的“爱人”，又需要认真分析：
第一，虽然孔子从等级制的社会现实出发，提出了“泛爱众，而亲仁”，但是孔子提出的“爱”是有等差的。孔子“爱人”的思想符合当时封建社会的实际需要，所以更容易在社会习俗和风尚中遗留下来。
第二，在答复弟子颜渊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孔子认为爱人要从大处、高处着眼，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里强调的是人们通过克制自己，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都合于礼，这也就是仁的境界。
孔子推崇周礼，但并非完完全全地拥护旧的制度，而是对周礼进行了“拿来主义”式的继承和发扬。孔子对“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礼”是社会秩序。《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这是说，礼是治理和安定国家，巩固国家的制度和维护社会所需要的秩序。孔子又说礼是“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是进行统治的根本法规，治国之纲。因此，“坏国丧家亡人必失去其礼”（《礼记·礼运》）。丢掉了礼，就要失去一切。可见孔子这里说的“礼”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
第二，“礼”是礼仪上的规定。具体来讲，就是有关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婚丧嫁娶，待人接物到生活细节，按不同等级、身份，都有不同的礼仪规定，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孔子回答弟子樊迟时主张：“各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子路问事鬼神的问题，孔子明确表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指的就是这些内容，从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孔子思想重人事而轻鬼神，改变了以往周礼特别重视祭祀鬼神的传统。
第三，“礼”是人的道德标准。孔子提倡“道之以教，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正是“礼下庶人”的政治主张，告诫人们把礼作为德行的最高标准，改变了周礼“礼不下庶人”的规定。
第四，“礼”以“仁”为实质。孔子以实际行动开办私学，广招门徒，实行“有教无类”，改变了周礼“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能够接受教育的局面，打开了向民间传播文化之门。孔子主张用“仁”的精神改造人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作为一种反映社会成员之间，阶级、组织之间的关系准则，礼一旦确立下来，就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必须遵守，修己的同时治人，完善人伦道德，实现社会的安定良好秩序。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仁与礼并不矛盾，因为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的结合，才是一种制度的完善。孔子主张礼仁结合，纳仁于礼，用仁来充实礼，实质上是注重了人道与政治的结合，从而对周礼作了重大的修整完善。
在治国的方略上，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
第一，孔子重视以“礼”教化，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在德政的施行过程中，孔子推崇用道德和“礼”去教化和约束人们的言行。落实在政治上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君臣关系上要以礼相待，“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在其他关系上则遵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第二，孔子反对滥用刑罚。在夏朝和商朝，统治者制定了大量的刑罚维护其统治秩序，其中大多数刑法比较残酷，剥夺生命的刑罚也多种多样，周初的统治者汲取殷商灭亡的教训，提倡“明德慎刑”，孔子也反对滥用残酷的刑罚解决社会问题。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一就有道，何如？”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体现了孔子重礼轻罚的思想。
第三，孔子对执政者提出正己、正名的要求。孔子提出“正名”是君主实现德政的首要前提。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子路问：“为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对周武王作了评价说：“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道，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正矣！”可见正名之重要。
第四，与孔子的德治思想相联系，他认为国君要治平天下，就必须举贤任能，发现和提拔优秀人才，参与政事。关于贤才的标准，孔子认为应该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就是要有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要依据仁的精神和拥有高尚的品德，还要能善于娴熟地运用业务知识和技能。简言之，贤才就是要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和治国才能。简单来讲，就是孔子根据“德”与“才”的关系而讲明的“德才兼备”，是人才的重要标准。
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执政者必须正己、正名，举荐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治理国家，必须在满足百姓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加强教化，慎用刑罚惩戒百姓的过失，实质上也体现了“仁”的精神内涵所在。
3.孔子的“有教无类”
谈到孔子的教育思想，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这些脍炙人口的名言，实际上这些只是孔子教育思想海洋中的点滴。如前文提到，孔子之前，教育与学术由官府垄断。孔子创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不分贵贱、广收门徒，提出“有教无类”的原则，打破了只有贵族子弟能接受教育的旧传统，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大量丰富有效的经验和做法，现在我们一并来加以分析。
第一，教育目标。孔子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君子或曰君子儒。即具备“仁”“德”思想，“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可以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论语·微子》），甚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语·微子》）的人才。
第二，教育内容。《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又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诗”“书”主于“文”，是立言的根本，“礼”“乐”主于“行”，是立身行事乃至“成人”的根本，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教育他的儿子孔鲤也要学诗、学礼，否则无以立言、立行（见《论语·季氏》）。这是从“独善其身”的自我修养方面说的。儒者在确立这一点后，还强调要“兼济天下”，这见诸孔子教育的另一方面的主要内容，即“政事”。政事是以自我修养为基础的，只有“修己”以后，才能进一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见《论语·宪问》）。只有在完成自我修养的基础上，才可以从事政事，以“兼济天下”，否则害人害己。
第三，教育方法。孔子所采用的教育方法，主要是“因材施教”。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听说了一件事，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不可，对冉有却说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论语·先进》）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以“德行”著称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言语”著称的有宰我、子贡，以“政事”著称的有冉有、季路，以“文学”著称的有子游、子夏（见《论语·先进》）。
这些学生可以说是孔门中比较著名的几位，才能各有特点，应是得益于孔子的“因材施教”。但孔子最重视的还是他们的“德行”，如宰我虽以“言语”闻名，但孔子斥之为“不仁”，原因是他不行三年之丧而自觉心安理得。子夏以“文学”见长，孔子责之以“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仲弓长于德行，但讷于言而敏于行，时人评价其只知“仁”而不知“佞”之机变，孔子则称赞仲弓，虽然不一定称得上“仁”，但“佞”却是绝不会去做的。（见《论语·公冶长》）此外，孔子注意到启发式教育的作用，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亦不复也。”（《论语·述而》）
第四，胸怀天下，以身作则的教学态度。注意运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人、时事的评价以及孔子自己的立身行事，来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对人、事的品评在《论语》中有很多的篇章，不再赘述。至于孔子的立身行事，孔子本人这样对学生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我之行事，对你们没有什么隐瞒的。在厄于陈蔡之间时，“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孔子之行事，《论语》中也多有记载，有学生引以为荣的，也有使学生发生质疑甚至于为学生所诟病的，但这种无所隐瞒的坦荡胸怀亦体现了为人师表的心胸。与此同时，孔子要求弟子们端正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仁不让于师，要求弟子学以成才，学以致用。
总之，孔子在其丰富的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教育目标是培养君子仁人，教育原则是“有教无类”，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采用“循循然善诱”的启发式教育，重视德育，智仁勇并举而以仁为中心，提倡教师以身作则，师生教学相长的教育体系。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思想体系成为其后儒家学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显赫而居中制衡、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并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持久、广泛的影响。
4.“亚圣”孟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名轲，字子车，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同叔孙、季孙均出身于鲁国公室，是鲁桓公的庶子，史称“三桓”。孟孙氏的嫡系称孟孙氏，其余支子就改称孟氏。
孟子虽是周公旦之后，祖上也曾威震显赫过，但孔子在世时期就发现，由于“陪臣执国命”，“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论语·季氏》）。到战国时期，孟孙氏罕见史书提及，这种衰势就十分明显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孟子的祖上才会从鲁国迁到邹国，故司马迁和赵歧都说“孟子，邹人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题辞》）。
孟子大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前372），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在中国历史当中，很少记载他父母的事情。据《春秋演孔图》和《阙里志》只记载：其父名激，字公宜；母姓仉。
孟子早年大多都是由母亲教育的，孟子的父亲默默无闻，不曾记载。所以，历史中才会流传“孟母三迁”“断机教子”故事。孟母对孟子的教育，影响到他的一生。
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是孔子之嫡孙子思的再传弟子。此后，人们就以“思孟”并称，他们思想上一致，与这种师承也有很大的关系。
孟子学成后，开始“周游列国”，以学于诸侯。他游说的第一个国家就是齐国，当时他有40多岁。他本想通过这次机会向齐威王施展自己“仁政”的理想，但齐威王却不重用他，只是把他任为客卿。有一次，他又听说宋王偃将要推行“王政”，于是他就离开了赵国去赴宋。但宋王偃也并没有采纳孟子的建议，于是孟子只得回到自己的家乡邹国。在邹国，邹穆公曾向他请教为政，屋庐子、曹交、然友或向他问礼，或向他问学。而滕文公实行“三年之葬”。
公元前322年，鲁平公即位，用孟子弟子乐正子为政。孟子去了鲁国，由于乐正子亲自推荐，鲁平公准备乘车去见他。但因嬖人臧仓进谗，说孟子“后丧逾前丧”，不算是贤者，于是鲁平公就打消这次会见念头。孟子万般无奈只好回到家乡邹国。刚即位不久的滕文公礼聘孟子至滕，孟子在滕很受滕文公的敬重，他不但带一邦弟子馆于上宫，并且滕文公还多次向他垂问治国大计。于是孟子就推出了他的“仁政”主张，并教以“小国事大国”之道。就在这时候，农家的许行和陈相兄弟来到了滕国。孟子与陈相辩论，用社会分工论、“物之不齐”说驳斥许行之说。在公元前320年，孟子听说梁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史记·魏世家》），就离滕赴魏。
孟子到了魏国后，梁惠王就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孟子以“先义后利”“与民同乐”“勿夺农时”“谨库教之教”“施仁政、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等一系列政策使他折服。但到了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并没有实行孟子这个主张。他的儿子梁襄王即位，孟子觉得梁襄王无才能，于是就满腹遗憾地离开了大梁。
公元前321年，齐威王卒。齐宣王即位，喜爱文学游说之士超过了梁惠王。邹衍、淳于髡、慎到、田骄、环渊等著名学者齐集齐之稷下学宫，宣王赐之以高弟，赏之以大夫之禄，使之“不治而议论”国事。孟子知道这个消息后去了齐国。
在齐国，孟子受到从未有过的礼遇，齐宣王授予他“卿”之高位，派他出使滕国，并屡屡向他问政。齐宣王喜好“齐桓晋文之事”，而孟子却大谈他的“仁政”主张（《孟子·梁惠玉上》）。从“土地”方面，他提出了“制民之产”“恒产恒心”“不征不税”等说，在“人民”方面，他强调保民而王、“乐民之乐，忧民之优”“为民父母”说；在“政事”方面，他严厉批评王公大臣，斥之为“污君”“不肖者”，并且声言对无德之君可以“易位”，有时竟弄得齐宣王或“勃然变色”，或无言以对，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公元前316年，燕王哙将把王位给了其相子之，致使燕国内部大乱。齐大臣沈同私下问孟子能不能伐燕，孟子说可以。但齐宣王派匡章伐燕，孟子却认为是以暴伐暴（《孟子·公孙丑下》）。齐军攻下燕后，齐宣王想吞并它，征求孟子的意见，孟子认为要视燕国百姓而定。取燕后，面临诸侯干涉的威胁，齐宣王又问计于孟子，孟子劝他从燕国撤兵（《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没有采纳孟子的意见，结果使宣王与孟子之间就闹了很大的矛盾。齐宣王为了缓和矛盾，派人去召孟子，孟子却称病不朝。第二天却又出去吊东郭氏。
齐王派人来问病，并派来了医生。孟仲子使人半路上阻拦孟子，劝他去朝见齐王，孟子却躲到景丑家留宿。面对景丑的指责，他却答以“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认为不能以爵尊而轻慢齿尊和德尊（《孟子·公孙丑下》）。
公元前312年，燕人叛乱，齐宣王吞并燕国的计划失败了。所以，他觉得“甚惭于孟子”。齐臣陈贾在孟子前替齐王辩护，但却遭到了孟子的责备。从此以后，孟子就辞去卿位，离开了齐国而返乡。宣王主动去见孟子，表示挽留，并打算在临淄城中给他一幢房舍，予以万钟的厚禄。
孟子却依然不肯接受，决意一定要离开齐国。在回邹国的途中，孟子心情十分复杂。他在齐边邑昼连住了三晚，希望齐宣王能够亲自来挽留他，但齐宣王却始终没有来，所以，他才只好失望地离开齐国。
孟子归邹后，又打算去宋国，与宋轻相会于石丘。孟子肯定了宋轻的弭兵之志，但认为“怀利以相接”不如“怀仁义以相接”（《孟子·告子下》）。
公元前312年，孟子由宋归邹。他游说诸侯，遍历齐、魏、宋、鲁、滕诸国，奔波了35年始终没有实现自己的“仁政”理想，就只好归隐回乡了，一边从事教学，一边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一起著《孟子》一书，记叙他一生的行事，阐述其思想学说。公元前305年，那年孟子85岁，死于老家邹国。
5.孟子的“仁政”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礼治”和“德政”思想，提倡“王道”，主张“仁政”，因此到齐、梁、鲁、邹、宋、滕等国游说诸侯，但始终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
孟子说的“王道”，其实也就是“以德行仁”。孟子认为：“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也就是说，只有“仁政”才可以统一天下，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他认为实行“仁政”，首先要争取“民心”，统治者应以“仁爱之心”去对待民众。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存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君的思想发展而来的。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百姓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治乱兴亡。孟子非常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出，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才会安稳太平，他们才不会胡作非为。
人性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向来是中国哲学中一直激烈争论的问题。据孟子说，他那个时候，关于人性的学说，除了他自己的学说以外，还有另三种学说。第一种是说人性既不善也不恶。第二种是说人性既可善也可恶，第三种是说有些人的人性善，有些人的人性恶（详《孟子·告子上》）。持第一种学说者是告子，他是与孟子同时的哲学家。《孟子》中保存了他和孟子的几段很长的辩论，所以我们对于第一种学说比对于其他两种知道得多一些。
孟子说人性善，并不是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是孔子，就是圣贤。他的学说，与上述第二种学说的一个方面有某些相似之处，也就是说，认为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他的确承认，也还有些其他成分，本身无所谓善恶，若不适当控制，就会通向恶。这些成分，他认为就是人与其他动物共有的成分。这些成分代表着人的生命的“动物”方面，不应该是“人”性部分。
孟子提出大量论证，来支持性善说，认为人都有天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之所在，也是仁、义、礼、智等善的萌芽，而恶则是后天受到外界影响而产生的。孟子强调，天赋的善性是人所共有的，在这点上，尧、舜与人同，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自觉努力，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道德完善的圣人；他大力提倡自觉修养，反对自暴自弃。孟子还认为，尽心、知性就可以知天，事天的途径就是修养心性，据此，就把“天”落实到人的心性上来。如此，对于天，不必去祈祷、占卜，不必外求。孟子的这些思想鼓励了人们进行道德修养的主体自觉性，同时也阻断了中国文化向宗教方面发展的道路，对于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虽有仁、义、礼、智等善良一面，后天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要加强道德修养，尽量去扩充和发展这些善良一面。他主张只要人们不断地探索内心的善良一面，就会通过对人性的了解而达到对天命的认识。
孟子主要强调的就是内心道德修养；同时他也不否认后天环境对人生的影响。他认为后天的环境可以改变先天的心性，后天的恶习，可以使人丧失善性。孟子认为教育的作用比政治的作用更具有良效。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为了能深得民心，他建议要培养“明人伦”的君子或大丈夫。他说：“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6.荀子：明于天人相分
荀子（前313—前238），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赵国猗氏（今运城临猗）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且“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改称孙卿。
荀子于50岁始来游学于齐国，到襄王时代“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后来被抑而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家居兰陵，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亦因为他的两名弟子为法家代表人物，使历代有部分学者怀疑荀子是否属于儒家学者，荀子也因其弟子而在中国历史上受到许多学者猛烈抨击。
在此期间，他曾入秦，称秦国“治之至也”。又到过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面前。最后老死于楚国兰陵。他曾经传道授业，战国末期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韩非、李斯，汉初政治家、科学家张苍均为其门下高足。著作集为《荀子》。
荀子思想虽然与孔子、孟子思想都属于儒家思想范畴，但有其独特见解，自成一说，提倡性恶论。荀子认为人性有两部分：性和伪。性是人先天的动物本能，是恶；伪是人后天的礼乐教化，是善。性（动物本能）的实质是各种欲望，如果顺从性，人就会为满足欲望不择手段，导致道德沦丧、天下大乱。圣人知道性是恶的，所以创制礼义道德，“化性起伪”，用伪取代性，使人变善。
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地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
天、天命、天道的问题一直是先秦时期各家关切的问题。殷商西周时期，“天”“天命”是被作为人格神看待的。到了孔子，它的人格神色彩被淡化，孔子主要借亲亲之情论仁德，而视天命为一种盲目的主宰力。孔子之后，其弟子和后学力图使“仁德”“心性”“天命”得以贯通，这一方面是要使“仁德”“心性”的追求获得存在论的支撑，另一方面又将“天”“天命”“天道”义理化、价值化。荀子有取于道家在“天”“天道”“天命”上的自然观的成分，然而他的理论宗旨却不在于走向自然主义，而在于凸现“天人相分”，然后以“天人相分”为基础，建构自己的“人道”学说。
第一，天道自然的思想。
荀子将“天”“天命”“天道”自然化、客观化与规律化，见于他的《天论》一文。“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在荀子看来，天为自然，没有理性、意志、善恶好恶之心。天是自然天，而不是人格神。他把阴阳风雨等潜移默化的机能叫作神，把由此机能所组成的自然界叫作天。宇宙的生成不是神造，而是万物自身运动的结果。
第二，“天行有常”的思想。荀子以为，天不是神秘莫测、变幻不定，而是有自己不变的规律。这一规律不是神秘的天道，而是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依赖于人间的好恶而发生变化。人不可违背这一规律，而只能严格地遵守它。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道不会因为人的情感或者意志而有所改变，对人的善恶分辨完全漠然置之。荀子对传统的宗教迷信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自然的变化与社会的治乱吉凶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祭祀哀悼死者的各种宗教仪式，仅仅是表示“志意思慕之情”，是尽“人道”而非“鬼事”。（《礼论》）
第三，“天人相分”的思想。
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礼论》），“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天论》）。
在荀子看来，与其迷信天的权威，去思慕它，歌颂他，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利用自然规律以为人服务。荀况强调“敬其在己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甚至以对天的态度作为君子、小人之分的标准。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的思想。荀子明确的宣称，认识天道就是为了能够支配天道而宰制自然世界。
7.儒家经典著作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这里单表先秦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的经典著作。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谈论为人、处世与为政行仁的言论，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之一。关于《论语》名称的来由，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言简意赅、含蓄隽永，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汉代，有《鲁论语》（21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但后两种于汉魏之间失传。《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孟子》是孟子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整理记录孟子言行的书，有《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孟子》一书集中地体现了孟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孟子》主张仁政，崇尚王道，主张统治者对臣民应减轻刑罚与赋税，发展农业生产，并对其施行道德教化，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指出国家存在的根本不在于“天时”“地利”，而在于“人和”，劝诫统治者要与民同忧同乐。在哲学上，孟子提出“性善说”。
孟子非常重视教育对人的影响作用；强调人的自我教育，主张修身养性，“养吾浩然之气”，以完善自我；他还教育人们为实现远大奋斗目标，要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吃苦精神。《孟子》之文文意贯通，文采飞扬，说理透彻，有条不紊，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后世许多散文大家无不因袭孟子的文风。
孟子之思想，为秦始皇所厌而毁之。《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一直受冷落。唐代宗执政，《孟子》才列入儒家经典，北宋王安石第一次把《孟子》与《论语》并列，南宋朱熹将《孟子》列入“四书”。明朱元璋因独裁曾命人删节《孟子》，但《孟子》影响深远，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荀子》现存32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荀子》博大精深，足称宏富，内容可谓应有尽有。如哲学专论有《天论》《荣辱》《解蔽》《正名》《性恶》等，政治学专论有《非相》《仲尼》《儒效》《王制》《王霸》《君道》《臣道》《强国》《正论》《礼论》《君子》等，军事学专论有《议兵》，经济学专论有《富国》，教育学专论有《劝学》，学术史专论有《非十二子》，伦理学专论有《修身》《不苟》，人才学专论有《致士》，音乐艺术专论有《乐论》。此外，《荀子》中还出现了较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成相》与《赋篇》（包括五赋二诗）。《荀子》之文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气势浑厚，语言质朴，句法简练缜密，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对后世说理文章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