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记住一些词，记住一些人和书的名字……会有助于生活。谨以此文，纪念那些“透过眼前的浓雾而看到了远方”的人。
——题记
清晨，在闪着鸟啼的薄雾中散步，当脚底明显地踩到了软泥——这大地最鲜嫩的皮肤，它沾着露珠，像受惊的伤口微微发颤，你的心猛然揪紧，你会想起：下面，埋葬着诗人。
说话、欢笑、做梦、哭泣、歌唱、相爱……大地上一切被赋予了音乐性的元素，一切红蓝闪电般的激情移动，一切高亢而优美的舒展，皆和诗的灵魂有关。
只要一想到：我们正梦着他们的梦，主张着他们的主张，忧伤着他们的忧伤……只要一想到：我们正踩在他们曾踩过的地方，在他们尸骨的髓气和光焰之上，在昨天他们用不幸搭起的希望之上……
就忍不住去俯吻那泥土：你好，寂静的兄弟。
1922年，在特罗顿诺大街我的公寓里，来了个陌生人，他用腼腆而高傲的声音说：我叫杜维姆。当时我还没读过他的诗，但内心立刻一阵激动：站在我面前的是个诗人。大家知道，世上写诗的人很多，诗人却极少，同诗人的会晤使你震惊……
他爱树木。我记得他的一首诗：他想在树林里认出将来替他做棺材的那棵……我瞧见树木时，心里便想起尤里安·杜维姆的那棵树。他比我小三岁，却已去世多年。然而我认识他，这多么好啊！
这是读《人·岁月·生活》最先翻开的部分。待全部读完才发现：自己之所以深深接纳并爱上这部黑皮书，正源于它对“死”最温情、最恻隐和周致的“爱抚”，那种巨大的宁静之恸、笃厚的情谊、哀惋的凝注——就像一位修女对弥留者的陪护。这是个完全值得托付后事的人！他的真挚慷慨，他的忠诚宽厚，一点不吝惜赞美，一点不羞于对逝者的敬仰……
对于“死”，这不是一个旁观者，他全身心地投入——仿佛水落在了水中央。
那悲凉哽咽的文字，那浩瀚凛冽的哀容，若伏尔加冰河下的漩涡，若西伯利亚旷野惨白的月光，唯俄罗斯诗人的心中才缔结出如此磐重的冰凌。
伊·埃·巴别尔——我的朋友，我常像怀念自己的老师那样想起他。
我以为，一个人对死的态度往往折射出他对生的全部看法，亦是对其人格最大的检验。我受不了对逝者表现出的那种轻淡和不恭，那种冷漠的从容，那种缺乏恸意的解说，还有无意间泄露的庆幸——我觉得这是卑鄙，是情感犯罪和灵魂舞弊。这样的人太多了，连一些才华和业绩堪称大师者，在涉及对同辈人的描述时，也不免染上文人相轻、同辈互薄的恶习。这一点，苦难沥就的俄罗斯人相反，他们像对待圣物一样珍惜、感激命运所赐的那一点点友情磷火，将之纳藏于心、捧捂于胸，在寒酷长夜和流亡驿途中层层包裹、程程递传……
马尔基什于1949年1月27日被捕，死于1952年8月12日。我同所有见过他的人一样，怀着近于迷信的柔情回忆他……我很难习惯这样的想法：诗人已被杀害。
诗人皆是被杀害的。他们皆死于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与自己时代之间的恋爱，情书上满是“自由、公正、理想、幸福”等鲜花般的字眼。他们爱得太纯真，全然不顾后果。茨维塔耶娃说：“我爱上了生活中的一切事物，然而是以分别，而不是以相会，以决裂，而不是以结合去爱的。”结果他们全输了，天真输给了阴险，温情输给了粗野，个性输给了牢房……他们被歹徒套上绞绳，蒙上黑布，吊在了祖国蔚蓝的天穹下。
时代躯体上最柔软、最优美的薄翼，被世俗与政治的手术刀给锯掉了。犹如最公益的蝴蝶或蜻蜓，被按上肮脏图钉，嵌在祖国那急需裱饰的污墙上。
而在上帝那儿，一个杀害诗人的环境是有罪的。
“每当想起叶赛宁，我总忘不了：他是个诗人。”善良的爱伦堡永远不知道，叶赛宁并非自缢身亡，而是被政府密探活活打断了气。安德烈·别雷的话或许可作所有诗人的墓志铭——
他用思想衡量时代
却不善于度过一生
不善于缓解灵魂和外部的紧张关系，不善于克制隐瞒和安分守己，不善于卖笑奉承和插科打诨，不领唱太平亦不加入颂诗班的合唱……不合时宜，是诗人短命的症结。在一个丛林法则的年代，漫长的年轮只属于笼养和套锁的宠物：蜜嘴的鹦鹉和杂耍的猴子。
降生，受难，露天地战斗，然后不依不挠地死去——诗人的全部。
一些人熟悉草木，一些人熟悉鱼类，而我却熟悉了各种离别……
他仁慈而优美地躺在棺木里……仿佛所有人都将由于这样一个短暂而可怕的念头而心头衰竭：再也看不到纳齐姆了。
当身边的友人——这生命的小树林——一棵接一棵地被雷击倒，那兀自立着的一棵该有多么寒冷和孤单。面对旷野上拱起的大片墓群，这个继续生存的“余数”，心中的坟茔又何等凄清。
当我重读茨维塔耶娃的诗时，我会突然忘记诗歌而陷入回忆，想起许多友人的命运，想起我自己的命运——人，岁月，生活……
那些死去的脉影，那些曾多么紧密和相似的灵魂……作为幸存者，你必须担起留守往事和记忆的责任——共同活过的经历，一下子全遗落给了你。死去的灵魂需要活在你身上，它们成了你的构件，你的肺腑和器官。
我想起一位朋友的话：有的人活着，就已成了纪念碑。爱伦堡，即这样一座纪念碑：胸腔嵌满被杀害亲人的弹片，血液里收养遇难者的血液，脊柱的每一毫米，都铭刻着一缕遗嘱。
最后一次见面是1958年春在布拉格机场上。我突然看见了奈兹瓦尔——他刚从意大利来。像往常那样，他对我说：意大利太美了！然后他抱住我，指着心脏：我的情况不妙。不久，他去世了。
爱伦堡对这位朋友的印象是：“我从未见到一个人像他这样顽强地抵御着刨子和推子的进攻以及岁月的校正。”
我常有这样的体会：个人对生命的整体印象，对自我信息的确认，非得借助他人的存在故事作参照不可；一个人的精神位置，也要通过与另者的灵魂联系才得以识别。换言之，我们要在别人的眼睛里找见自己，借对方的生命移动体察自己的行走……可有一天，那些坐标系、那些最亲密的镜子突然碎了，接下来会怎样？失去伙伴的生命将陷入怎样的恐惶与混乱？
那一刹，生存仿佛瘫痪了，你会觉得自己也碎掉了，灵魂一片空寂，如水银泻了一地……你无法短期内捡回自己。即使重新上路，很多重要的无形的东西也已离去，一些光影已永远失踪，生命之书被删减了许多页码。
平常岁月里，当我们身体犹健时，死显得那样模糊而遥远，惟那些与自己特别近、甚至最亲密者的猝然离去——比如友人、亲人、恋人，才会极真实地唤醒我们体内沉睡的痛感和惊悚，感觉到死对生构成的严峻威胁，甚至才恍然大悟：人是会死的！无一例外、无力阻挡、无法填补的死！也正是从这些突变和剧痛中，我们才第一次逼真地看清了自己的死。
最亲近者的死，总让活着的人震惊。它可以使孩子瞬间长大，让青年一夜间坠入中年……懂得了死也就懂得了生的真相和寓意。对迈入中年门槛的人来说，最大的精神打击莫过于目睹同辈人络绎离去，而这是一种每天都在暗暗添加着的危险。
在书里，爱伦堡忆述了数十位朋辈的死。短短20年间，饥病、贫困、战争、迫害，无情洗劫了这些金子般的生命，在作者眼皮底下。
一个人，要为整座时代的头脑送葬。共同的使命、相似的精神——使他们完整得像一个人，像同一乳母的孩子。他曾热烈拥抱并祝福他们——希望对方活得比自己更长久更精彩，而现在，只剩下了自己……
半世纪过去了，抚摸这些披黑纱的文字，我依然能觉出爱伦堡平静叙述的背后——那由于克制而愈发颤抖的情形，那巨大的隐忍，那内心的哽咽和悲凉。他实在无法多写。
临走的时候，我说：马琳娜，咱们还要再见面谈谈。不，此后我们没有再见。茨维塔耶娃在撤退到叶拉布加市后便自杀了。
在罗特的长篇小说里，阳光、空气都很充足。然而在他的现实生活中，鲜血、懦怯、背信弃义……实在太多了。德国师团在布拉格街上行进。重病的约瑟夫·罗特被人从咖啡馆送了医院。他才45岁，但他不能再活下去了。手稿和一根旧手杖被分赠给朋友了。
初读这些段落，我为其利落得近乎笔直的句型感到冷，但又迅速看清了：正是这种匕首般的简短、陡转和跳跃——给人以惊心动魄的震撼。血光似的一闪，不见了。没有浓烟，没有呛人的腥。
悲怆，即殷红的心上开出的一粒白色纸花。
这是一个坚强而遭创内伤的人唯一能做的。他懂得死的尊严，懂得诗人之死应是干净、迅速和美的。他不愿看到被挣扎所损害的面孔。
尽管诗人还不想死，还挣扎着想“恋爱”，还准备着各式各样的赴约，但权力已以最粗野和下流的方式掳掠了他的“祖国爱人”，且不允许情敌存在了——
彼得堡啊，我还不想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
我但愿，有头脑的躯体
变成街衢和国土
这躯体虽被烧焦，但有脊柱……
此时的曼德尔施塔姆好像已听到了囚车的马达声，这些诗明显地露出诀别之意。时隔不长，他在海参崴牢房里被冻僵了。
考特贝尔附近有一座山，轮廓很像马克思的侧影。沃洛申就葬在那里。1932年秋，马琳娜·茨维塔耶娃写道：
他来到这样的时代：“按我们的心愿唱吧
——否则我们就把你消灭！”
他来到五光十色的时代，却只有孤独：
“我想独自躺下……
亘古的寂静
十字架是一株孤寂的苦艾……
诗人被葬于最高的地方”
“否则就把你消灭！”这正是爱伦堡的伙伴——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同宗种子的命运。仅斯大林时期，俄国即有两千多名作家、艺术家遭清洗或流放。《人·岁月·生活》覆盖的仅是极小的一个边角，更庞大的墓葬群只能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或更冷僻的地方去找了。
歌德75岁那年曾对艾克曼说：“我极占便宜的是，我出生在一个世界大事逐日相接的时代。”无疑，对于一个书写者，见证一个深刻而惊险的时代，确属幸事，那将极大地丰富个体经验，扩充其思想体积和精神资源。但坦率地说，我本人厌恶这种“收藏家”心态，因为这种藏富是以世界的混乱、生活的惨变和人的巨大牺牲为代价，这种独家发言人的资格要靠自身的保存及同辈人的消亡为前提——艺术的嘴巴吸吮死者的血，我受不了这份野心。
没有比人和生更宝贵和神圣的了。同时，我们已看到，并非只有大时代大悲剧才孕育精神业绩，艺术家不仅熟览历史，更要精通良心，精通灵魂密码与人格定律，以巨大的细心潜读生命奥秘和共同遭遇……《荷马史诗》的魅力不在它托举的事件之显赫、构架之磅礴，而在于悲剧的神性眼光和穿透时间的美，在于元素的细密与浩瀚。
托马斯·曼在《我的时代》中嘲笑了歌德：“我们可以看见，矜夸你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事实在是非常冒险的事。”可敬的是，作为陪伴俄罗斯最负罪也最伟大生涯的爱伦堡，这部《人·岁月·生活》通体以“痛”和“苍凉”——而非吹嘘和庆幸的姿态完成的。虽然他有的是这便利。
孤独，隐忍，苍凉，长歌当哭……
一个懂得生、体恤死的人。
一个温和而英勇的绅士。
一位把赞美和棉衣披给同伴的人。
1967年，在送走了那么多朋友后，他也为自己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葬礼。
1999年10月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1860—1904）
俄国著名小说家、戏剧作家，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
契诃夫出身小市民家庭，父业破产后，靠当家庭教师念完中学，后入莫斯科大学学医并开始创作。小说代表作有《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变色龙》（1884）《草原》（1888）《万卡》（1886）《哀伤》（1886）《农民》（1897）《套中人》（1898）《新娘》（1903）等。后期转向戏剧写作，主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等。
契诃夫擅长透过小人物命运，披露重大社会问题，讽刺人性弱点。“用一种诗人的崇高的语言和幽默温和的微笑描写现实的丑恶。”（高尔基）其小说以简洁、自由、明净的风格，为世界文学树立了典范。“多么伟大的理解力！他从来没写过多余的一节，每一节都是或者有用、或者美丽。”托尔斯泰赞叹道。
1890年4月至12月，契诃夫长途跋涉，到政治犯流放地库页岛考察，访问了近万名囚徒和移民，写出了一系列抨击沙皇专制的作品，如《在流放中》(1892年)《库页岛》(1894)，尤以《第六病室》(1892)最震撼人心。
1904年6月，契诃夫肺病恶化，前往德国疗养地治疗。7月15日午夜，他接过妻子递过的杯子，留下最后一句话：“很久没喝香槟了。”
巴乌斯托夫斯基以“契诃夫感”表示对这位前辈的钦敬，“对他的爱，如同一切巨大的爱一样，很快就耗尽了语言所拥有的最好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