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契诃夫《草原》
谁顺这条路旅行？谁需要这么的辽阔？
——契诃夫
俄国风景
一个奉命求学的孩子，为了母亲眼中的“出息”，和一群商人结伴上路了。
躺在颠簸的羊毛堆上，眼里只有晃悠的蓝天、草原。他是惆怅的，也是喜悦的。惆怅是因为家越来越远，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喜悦是因为好奇，9岁，草一样嫩，生命尚未被套上货物和鞍子。
除了童年，他没有行李，那些沉重的羊毛归成人。
他关心的只有景色，从早到晚的景色。儿童的快乐很纯粹、很本能，尤其遇到了大草原，就像水在水中行走。
刚割下来的黑麦，预备着再开花的野麻、催奶草……北极的海燕飞过大道，土拨鼠在青草里互相打招呼……不知什么地方，田凫发出悲凉的鸣叫……炎阳之下仿佛正在死亡的村子……一只鹰贴近地面飞翔，平匀地煽动翅膀，忽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在默想生活的空洞无聊……夜草丛里升起的一种快活而年轻的唧唧声……突然传来一只醒着的鸟的激动叫唤，同时又有另一只鸟在笑，或忽然变成歇斯底里的尖细哭泣声——是猫头鹰。它们究竟为谁而叫，在这平原上究竟有谁听它们唱，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了，不过它们的叫声含着深刻的悲伤和哀悼……空气中有一股禾杆、枯草和迟开的花的香气……白嘴鸦闲散地在青草上空盘旋，它们长得一模一样，使得草原愈发单调了。
我印象里，只有俄国作家才会如此动情、如此绵密琐碎地——用工笔描画眼中的风景。这些泛滥的细致，这种丰裕的铺张，换在别国作家身上，早招来读者的怨声了，俄国文学却是例外，不仅合情合理，且珍贵无比。在它那儿，人和自然那种如胶似漆的血缘感、那种深入骨髓的亲密、那种前世今生的默契和感应、那种宗教般的寄宿情怀——吸引你仔细地一匙匙品咂，如同一盘美好的果锦，摄取多了也不觉腹胀。大自然只一个，但在俄国作家笔下却从不重复（像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和契诃夫的《草原》），各自有着私人的风景，原因是：他们的心灵不重复。
一位风景画家有言：大自然就是我的宗教。这话更像契诃夫们说出来的，尤其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那几代俄国作家，都有着守林人、旅行家、流浪汉的气质，他们描绘的不是纯物理景色，而是与人之命运相匹配的心灵自然、精神地理。
广袤而深沉的俄罗斯大地，天然有一股史诗般的忧郁和神圣感，与这个苦难民族的气质和品格有着极大呼应。无论天际、风雪、冰河、山体、森林、原野，还是复苏的花草和鸟兽，都分泌着一种坚硬、严峻、凛冽的冷调，一种动荡、悲凉、肃穆的宗教意绪……使你不由想到“母亲”“上帝”“命运”这些词。有了这种“物语”，其风景即始终长在灵魂的泥土上，有了民族生涯和身世的象征性。而画面中人，即使褴褛的纤夫、跛足的乞丐、驼背的老人，无不饱含一种刚直、虔诚、高尚的气息，卑弱而不委琐，贫苦却无病态。
这种对自然的沉溺，与其说是一种审美，不如说是一种信仰。在他们的景色中，有那么多召唤生命注意力的细节，大自然的悲怆特征和人的命运内涵结合得那么紧密、牢固，建立在血缘和脐带之上。在他们心目中：大地就是宗教，就是生活和命运本身；大地是须仰望的，就像仰望上帝和星辰。
一个世纪过去了，如此富饶而鲜美的大自然笔录，在今人看来，已显多么奢侈和遥远。每次重读《草原》，我都会意识到，眼下是个大自然多么匮乏的年代：为遇见一片浩瀚草木，人要搭乘几千里的路途；面对一棵古老大树，我们会感动得潸然泪下……19世纪的俄罗斯，那片承接过普希金、托尔斯泰脚步的土地，那片神性的辽阔风光，足以令每一个活在物理城市和水泥缝隙中的现代人——感到敬畏和惊羡，喟叹自身的平庸和粗糙。
生活又苦又残酷
我一直觉得，好小说的叙事风格，应是近乎散文的那种：自由、流畅、松弛，犹如野外散步，没有路，即遍地是路。
《草原》即如此。它本身并无复杂的结构，自始至终由“旅行”占据着，由一个9岁孩子的视觉和心理记录控制着。它不靠事件矛盾和多个主体的冲突来建立故事，而是借巨大的美景与人的生存渺小之间的对比和落差——以呈现主题：作为生命母腹的草原如此令人陶醉，然而其孵化的人之命运，竟如此艰辛、酸楚、乖张。
小说中，你几乎找不到人物对立，没有，打扫得很干净。但人生的挣扎感、无力感、被掠夺感、控诉感……却时时刻刻像阴雨笼罩着草原，让人疼痛，让人压抑。比如忠厚笨拙的车夫简尼斯卡，被主人允许取食时的惶恐——
他忸忸怩怩走到垫子这儿来，拿起5根又粗又黄的黄瓜（他不敢拿小一点、新鲜的黄瓜），和两个煮硬的、颜色发黑的、开了绽的鸡蛋，然后犹疑地、仿佛担心伸出去的手会挨打似的……随着一阵响亮的咀嚼声，连马也转过头来怀疑地瞧着他。
再比如小客栈主莫伊塞维奇：“我有6个子女，一个要上学，一个要看病，一个要人抱，等他们大了，麻烦就更多……《圣经》里也是这样，雅各有了小孩子的时候，尽是哭，等到孩子长大，他哭得更伤心了。”还有抱病的老车夫潘台莱：“我把自己看作一个失败的人……你，叶果鲁希卡，现在还小，可是你会长大，养活你爹，你娘……我自己也有儿女，可是他们烧死了。主显节那天晚上，草屋着火了，我不在家，我在奥辽尔赶车……玛丽亚跑到街上，想起小孩还睡在屋里，就跑回去，跟孩子们一起烧死了……第2天没找到别的，只找着些骨头。”
还有路边沉睡的坟墓，寒冷的十字架，杀人越货的传说。
人感到了坟墓的沉静，感到眼前有一个身世不详的人的灵魂，那人躺在十字架底下。那个灵魂在草原上觉得太平吗？它在月光里悲伤吗？靠近坟墓的一带草原也显得忧郁、寂寞、凄凉，青草好像更愁苦些……没有一个过路人不记得那孤独的灵魂，一个劲地回头看那座坟，直到它远远地落在后面。
较之儿童的轻盈和纯净，成年世界是阴郁、繁重、焦虑的，每天有数不清的骚动和忧愁。正如那个脾气暴烈、一路上对草原骂骂咧咧的伙计戴莫夫，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心里好烦啊！这生活又苦又残酷！”
郁闷中的亮色
小说中的草原，笼罩着一股巨大的宗教苦难气息和宿命感，倘若这氛围得不到舒展和稀释，那草原就始终是磐重、沉闷的苦海，而不会诞生美。契诃夫的功劳即在于在黑夜中点起一堆篝火，给悲苦的空气投放一缕歌声，一朵朵梦游般的萤光……
这光亮源自几个人物的出场，他们代表着恶劣命运下的另一类人，显示着苦难的另一种活法。正是他们，给草原和小主人公带来了惊喜——
最难忘的是那个因爱情而激动得失眠——不得不深夜起身、游荡着四处找过客搭话的新郎倌：“他们第一眼看见的，不是他的脸，不是衣服，却是他的笑容。那是一种非常善意的、爽朗的、带有传染性的笑，叫人很难不用笑容去回报他。”康司坦丁，一个健壮的被命运眷顾的幸运儿，一个让穷青年妒羡不已的家伙，他急于向每个路人推销自己那中了头彩的幸福。
“她不在家，她回娘家去住3天！她走了，于是我觉得仿佛没结婚似的……她是个那么好、那么体面的姑娘，那么爱笑，爱唱，一团烈火！她在家的时候，你的脑筋就给弄得迷迷糊糊，现在她一走，我就跟傻瓜似的在草原上逛荡，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我吃完中饭就出来了……我不能呆在家里，我受不了。”
康司坦丁笨拙地把脚从身子底下抽出，在地上躺平，脑袋枕着拳头，然后站起来，又坐下。这时人人都透彻地明白他在恋爱，他幸福，幸福得过火……他坐立不安，不知该取何姿势才不给那无数愉快的念头压倒……看见这个幸福的人，大家觉得心里发闷，也渴望着幸福，便空想起来。
当大家都被折腾累了，他意犹未尽地起身：“再会，伙计们！谢谢你们的款待，我要再上那边火光去一趟，我仍受不了。”一个幸福得让自己和大伙都受不了的夜游郎，真难以置信！这个草原的幽灵，这个萤火虫般的使者，大家不知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偌大草原尚不足平息他体内的澎湃，像一个浑身着火的醉汉，踩着露水跳舞，踩着夜的高潮行走。谁都明白，这幸福无法分享，只能仰望和妒羡，每被妒羡一回，那幸福就壮大一轮，就激动地膨胀和咆哮一次，而他的新娘，那被唤作“喜鹊”的女人，便成了深夜草原上最肥沃、浑圆和风情的意象，她高高挂在天际，如大众情人，如灿烂熟透的桃子，如开满鲜花的月亮……
苦难被升华了。泥土升为月光。
他排遣了夜的寂寞和沉重。整个故事里，他的闪现，是最耀眼的一次，犹如慧星，犹如痴人说梦。
这个年轻人，不仅活得简单、明亮，且身体里自酿酒精和蜂蜜。换句话说，他活得像成年儿童。他的快乐值得现代人思考。
亮度的再次燃起须感谢神秘的公爵夫人——
忽然，十分意外的，叶果鲁希卡看见离自己眼睛半寸的地方，有两道丝绒样的黑眉毛，一对棕色大眼睛，娇嫩的女性脸蛋儿，微笑正从酒窝那儿放射出来，像阳光布满全脸，还有一股好闻的香气。“好一个漂亮孩子！”女人说。“这是谁的孩子？瞧，多好玩的孩子啊！天啊，他睡着了！”女人热烈地吻叶果鲁希卡的脸蛋儿。他微笑着，可是想到自己是在睡觉，就闭紧眼睛……
无疑，这是草原上最柔情最优雅的人了。她身份高贵，住在宝石、御像、丝绸、音乐编织起来的庄园里，但又纯洁、简单、慷慨好施，世俗眼里的她，“又年青又傻，脑袋里满是胡思乱想”。
美貌、温存、善良，加上“胡思乱想”，还有比这更令人难忘的妇人吗？她匆匆的裙裾，像一场夜风，像一阵青春荡漾的雨，使冗长旅行中困乏褥热的空气为之一颤，变得清爽怡人，读者的心也空前活跃起来，尤其在小男孩脸上印下的那个吻，更令人鼓舞和回味。
她长得多漂亮啊……不知什么缘故，叶果鲁希卡不愿意想别的，他那昏昏沉沉的大脑根本拒绝想平凡的事情。他瞧着天空，想到幸福的康司坦丁和他的妻子。为什么人要结婚？……他又想起了公爵夫人，跟那样一个女人一块儿生活，大概很幸福快乐吧；要不是那个想法使他非常难为情，他也许很愿意跟她结婚了。
这是一次生理抚摸，也是一次精神访问。一次隆重的异性来访。
契诃夫最感人的故事、最神奇的对话，多是在儿童和老人或妇女间展开。似乎他们天性里有某种彼此向往和吸引的品质：妇女给予儿童以温情的滋养、母爱的浸润，促进其生理和情感的发育；老人则像辽阔的秋天，使孩子的额头走向成熟，学会远见和思索。契诃夫仿佛有种本领：总能为自己的儿童邀请到最令人尊敬的老人和妇女，无论智慧和美德，其表现都令人难忘。
简练、纯净、明快、散文式的结构、元素充足并注意了节约——这一切使《草原》如一部干净的叙事诗，苦难中闪烁着童话的美德和宗教的纯洁。
草原领袖和灵魂天敌
法尔拉莫夫——
一个传奇人物。冷漠、高傲、怪戾，凭着惊人的商业才能赢得了整个草原的敬畏。他征服了所有垂涎财富的人，就物质而言，他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牢牢威慑着世俗之心，成为一个让人梦萦魂绕的名字。大家对他的膜拜俨然对待圣人与英雄，几乎所有人都在赞颂他，恭候他，巴结他，以为找到了他便找到了一切。小说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看见法尔拉莫夫了没有？”可以说，他把人们的魂勾走了。
但他是神秘的，来无影去无踪。
老是在这一带转来转去……这个人啊，就是那个人人都在找他，那个永远在转圈子，那个比德兰尼兹基公爵夫人还要有钱的人……这个矮小的灰色的人穿着大靴子，骑着一匹难看的小马……“很了不起的一位老爷……世界靠的就是这类人！”
“了不起的老爷”却对一个人不顶用，甚至说毫无意义，那就是索罗蒙——小客栈主莫伊塞维奇的弟弟。我认为，这是契诃夫在草原上安插的一个最富深意和个性的角色。索罗蒙的性情、信仰和价值观，完全不同于他人，他洞察一切，蔑视一切，嘲笑所有世俗价值。
他仿佛正在想着什么可笑的蠢事，正在觉着轻蔑而厌恶，正在看中一样东西，等个有利的机会把它弄成可笑，然后自己哈哈的笑一阵似的。
在世俗眼里，这是个古怪、孤僻、不可理喻之人，其兄如此介绍他——
“上帝剥夺了他的神智……他晚上不睡觉，老是想心事，究竟在想什么，只有上帝晓得了。他什么也不要！先父去世时，给我们每人留下六千卢布。我为自己买下一个客栈，结了婚，现在我有了子女；他呢，把钱丢进炉子烧掉了。真是可惜！可惜！他把钱送给我啊！”
他脑子里藏着什么呢？得出了哪些重要结论？他不屑示人，但面对神甫的挑衅和疑问，他还是泄露了一点儿：
“你看，我是奴婢，我是我哥哥的佣人；我哥哥是客人的佣人；客人是法尔拉莫夫的佣人……要是我有一千万卢布，法尔拉莫夫就成了我的佣人。”
当兄长狠狠责骂“你怎么能拿自己跟法尔拉莫夫相比”时，他答道：
“我还不至于傻到把自己跟法尔拉莫夫看成一路人……他活着是为了金钱和获利；我呢，却把钱扔进炉子里！我不要钱，不要土地，也不要羊，人家用不着怕我，也用不着脱帽子，所以我比法尔拉莫夫更聪明，更像一个人！”
法尔拉莫夫是草原生存规则的制订者，是财富游戏的洗牌人，是世俗人生的最高榜样。“好几万亩田，十几万只羊。”但这只对认同该法则和参与该游戏的人有用，对“局外人”索罗蒙却等于零，他是法尔拉莫夫唯一的灵魂天敌、价值克星。
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生存关系恰恰是最紧密、最邻近的——像一个事物的两半。正是这种对集体尺度和世俗契约的叛逆性，让索罗蒙在草原上显得醒目而孤独。
契诃夫感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里谈契诃夫，用了一个私人体验的词：“契诃夫感”。以示对这位前辈的爱戴。“对契诃夫的爱，已超过了我国丰富的语汇所能胜任的程度。对他的爱，如一切巨大的爱一样，很快耗尽了语言中最好的词句。”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契诃夫第一次将中短篇小说带入了这样的境界：简明、流畅、高效、结实、举重若轻；充满童年的纯真和晨光，充满妇女和老人的温情与高尚，充满宗教的忧郁、圣洁和拯救感；将人间的苦难与梦想、精神的负重与升华——并挽得这般有力、有机、大气磅礴；追求一种饱含诗意的写实，追求一种准确而有定力的浪漫，追求一种坚硬的柔情和湿软；那种对底层命运的关怀和沉痛的“同感”（远不是“同情”了），那种对庞杂人性的细致分类、对流动情绪作速记和连续照相的能力，那种永远平静地讲故事的心态、对整齐的小说形状的把握……
在以上诸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们都做得很好，但他们用的是鸿篇巨制。在高效和节俭上，契诃夫属于极少数。
“多么伟大的理解力！他从来没写过多余的一节，每一节都是或者有用、或者美丽。”列夫·托尔斯泰这样赞叹自己的朋友。
在打量文学史的时候，我们会蓦然发现，无论古典还是现代的各种流派、各种术语，都无法将契诃夫覆盖住（陀思妥耶夫斯基亦如此）。后世那些很优秀的中短篇作家，只是偶尔完成了他的一个方面、一个局部。
“契诃夫感”——它应尽快进入教材。
2000年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
（1918—2008）
俄罗斯流亡作家。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苏德战争爆发后入伍，曾任炮兵连长，获两枚勋章。1945年因在信中指责斯大林而入狱8年，后流放哈萨克斯坦。出狱后定居梁赞省，在中学教书并开始写作。1962年，经赫鲁晓夫批准，描写集中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发表，引起轰动。1967年5月，向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散发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1968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海外发表，受到当局严厉批判。1969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1970年，鉴于“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74年2月12日，当局宣布剥夺其国籍，押上飞机驱逐出境。曾流亡西德和瑞士，后移居美国。
1973年至1976年，三卷本的披露苏联专制和劳改营内幕的《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另著有自传《牛犊顶橡树》、长篇小说三部曲《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等。
1994年5月，应叶利钦之邀，流亡海外20年的索尔仁尼琴第一次返回祖国，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岸，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沿途受到英雄般的礼遇。1997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2006年国庆节，总统普京主持典礼，向其颁发俄罗斯国家奖。
2008年8月3日，被誉为“俄罗斯良知”的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家中逝世，享年90岁。至此，他比“苏联”——这个剥夺他公民资格的政体，多活了17年。
“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还重。”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