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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徐訏的女儿和文章

半年以前,是徐訏先生逝世的十五周年。我想写点什么,终于未写。那也是叶灵凤先生逝世了十周年的日子,我也有写点什么的想法。因此而又想到逝世已经二十三年的曹聚仁先生。

想到他们,是因为我彷佛记得,我的第一次和徐訏见面,好像就是曹聚仁邀请我们几人小酌。他们三人是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就相熟的朋友了。

我们叫曹聚仁做“曹公”,我和他一见面,就爱说笑,“欲破曹公,须用火攻”。我们叫叶灵凤做“叶公”,免不了要笑他“叶公好龙”。只有徐訏,并不熟,没有叫他“徐公”,徐公在历史上也找得出,那就是有美男子之名的“城北徐公”。徐訏也可以算是美男子吧,有人说他长得像周恩来,他自己也爱说“同遮不同柄”,同相不同命的笑话,自叹是远不如“周公”了。

他们三人都是从上海来的。叶灵凤来时是抗战之初,时间最长。曹、徐两位都是解放之初来,谁早些谁迟些,我也不清楚。只记得曹聚仁来得喧哗,徐訏却是来得沉默的。曹聚仁以他公开发表的“南行篇”在报上开路,对中共有议论和批评,事情本来平常,却引起了左派的声讨,我也是参加声讨的一人,直到多年以后,才悟昔日之非。

曹聚仁和徐訏后来合作办过《创垦》、《热风》,似乎还有《笔端》这些杂志。但两人都是常怀异见,时有讥评,见面时也还是不免有顶撞的,印象中以徐对曹的批评为多。但两人还是不失为朋友。

我和徐訏认识以后,有时也就在朋友的宴集之中和他相见。我倒没有他往往显得神情落寞的印象,见他还是有说有笑的,最爱说的是他长得和周恩来有些相似,而命却大不相同,他说的是古代一个当朝宰相和寻常百姓的故事,两人都有一把大胡子,那做百姓的常常被人笑骂,就只得一把胡子还像个样子。他说时往往自己先就笑了起来。

他这个大作家并不是我约稿的对象。“文革”开始之年,我们办《海光文艺》这个刊物,当时还不怎么认识他,我是认为他太顽固反动,没有把他列入“统战”约稿的对象。到后来比较熟悉了,也没有想到他可以替《新晚报》的文艺副刊写稿。只有一回,我约他写了一篇不算文章又算文章的文章,那却是为内地的一本书约的稿。

那是北京语言学院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参加编辑工作的朋友委托香港的人替他们向香港作家征求小传,我是受托去约徐訏的人,他写了交来,还附了一张素描的画像。《辞典》现代第二分册刊出的徐訏那一篇,就是出于他自己的手笔。尽管写得干巴巴一点,像一篇材料,不像传记,但还是可以当做他的佚文吧。《辞典》中有关香港作家的部份,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作家们自己写自己,不是他人的笔墨,都可以算是他们的佚文。其中如有赞许之词,多数都带有自赞的成份,至少是作家自己认可了的他人的赞许。

这是一九七九年的事。大约是在这个时候,他向我提出了一件私事,问能不能帮忙。他希望把在上海的女儿葛原接到香港来团聚。我答应他试一试,就把情况向上级反映,从此就没有下文。他告诉我,申请早已进行,只是批准看来不易。他说,像他这种情况是有困难的吧。孩子生下来不久他就来了香港,几十年不见,已经成人了,人老了,很想看看她长成了一个什么样子,也想尽尽为人父的责任,培养她成材。

我一直在等消息,没有消息就不敢和徐訏提起这件事。到了第二年,到了徐訏因肺癌去世,消息才传到我的耳中,葛原已经得到批准,来了香港,而且又快要回上海了。

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司马璐。他一边告诉我葛原来了,但是不见容于这里的人,不让她住进徐家,甚至初时也不想让她参加丧礼,后来同意她出现灵堂,但要她在丧礼第二天就回上海去。司马璐另一边就向我建议,要我也不必去参加丧礼,因为台湾方面生前虽然对徐訏冷落,死后却包办了他的丧事,整个气氛不适宜我也插进一脚,踏进灵堂。他还说,有人还不愿葛原和我接触,怕会横生枝节。

司马璐是好意,但我考虑以后,还是决定去殡仪馆,向徐訏作最后的敬礼,但不作更多的逗留,行完礼就告退,免得有人多心。我当时也不知道葛原处境的困难,不想多事,也就没有要求见她一面。

出殡那天,我匆匆去了,又匆匆回报馆,当天亲自写了一段新闻发刊在晚报上,由于并没有派记者去。第二天,又在副刊上写了一篇短文,“徐訏离人间世”,以表个人的悼念。

我当时采取的是不挑战也不回避的态度。报道和副刊文字是表示于公于私我们对一个著名作家的尊敬。

我本来不怎么记得写过这篇短文,是翻看《徐訏纪念文集》中刘以鬯的“忆徐訏”,他提到丝韦当时写过一篇“徐訏离人间世”,谈到鲁迅写过两幅字给徐訏,我才记起这篇短文,但不记得具体还说了些什么。

徐訏写过一篇“鲁迅先生的墨宝与良言”,说到这两幅字。后来上海出版鲁迅的手迹印了出来,我曾经问过他,是不是还在他手边,他说没有带出来。

《纪念文集》中有这两幅字,显然是翻印上海出版的集子。其中一幅是横幅,是从左传到右的直书四行字:“金家香弄/千轮鸣,/杨雄秋室/无俗声。”另两行落款,“李长吉句录应伯訏先生属,/亥年三月鲁迅。”写在右下角。这样的写法少有。亥年是乙亥,一九三五。

我那篇小文用“离人间世”做题目,是因为我早接触到徐訏的诗和文,就是从《人间世》和《论语》看到的。我那时还是中学少年,他已是名满南北的作家了。

徐訏去世后好几个月,我收到了葛原写来的一篇文章,不记得是司马璐还是别人转来的,写她从上海一个人孤零零到香港会父的遭遇,吃尽了苦头,受尽了凄凉,总算在襁褓中和父亲生离几十年后,得再和他作了十几二十天的惨惨戚戚的死别。我这时才深悔当时没有设法和她见一面。

葛原的文章在《新晚报》上刊登出来了,我至今不知道引起了什么反响,只是心中有个结,总希望有机会见到她,向她表达我的一点慰问和歉意。但我没有和她联系的线索,因为后来司马璐去了美国。

再过一年,我去了北京幽居。后来好像是通过苗子、郁风,才和葛原联系上的。这时才知道她为什么叫葛原,因为母亲姓葛。从小就“失去”父亲,她只有从母姓。就算没有“失去”,像这样一个“反动文人”的父亲,她们在那样的环境里,也是不适宜对他表示认同的。

我也是在刘以鬯的《忆徐訏》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抗战胜利“那时候,徐訏心情很好,结识了一个女朋友,姓葛。”她就是葛原的母亲了。猜想当年两人的感情还不错,要不,徐訏就不可能“心情很好”。

我九二年为看学林出版社《聂绀弩诗全编》最后的清样,从北京去过上海一趟。这就有机会见到了葛原和她母亲葛老师,多年来她一直是个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现在退休了。母女都是老实人,老实得不像“上海人”。

在北京的时候,我决定送一套台湾出版的《徐訏全集》给葛原。她手边根本就没有父亲的著作,一本《徐訏纪念文集》也还是我把自己那一册转送给她的。我托香港的家人办《全集》的事,她们分几次才买齐了或基本买齐了一套。为了进口的无失,又转托了一个大出版机构,以他们的参考用书的名义进口,谁知许久都没有下文。追问之下,说是已经运进多时了。左查右查,没有下文还是没有下文。我只好另起炉灶,从头来过,再买了一套,总算完成了送到葛原手上的心愿,总算让她不辜负是徐訏女儿的身份。

徐訏是不止一个女儿的。在香港,人们知道的是在美国的徐尹白(她的哥哥徐尹咫在台湾)。听人说,徐訏还有一个女儿在湖南,可能是他最大的孩子。《纪念文集》上有一张照片,是一九三五年拍摄的,其中有徐訏和林语堂两对伉俪,这位夫人看来当是徐訏的第一春,湖南小姐的母亲。葛老师是四十年代的第二春。年谱记载,一九五四“在台湾与张选倩女士结婚”就是五十年代的第三春了。

但徐訏还有一个女儿,那就是女作家三毛。三毛是叫徐訏做“爸爸”的,而不是“干爹”。她实际上是徐訏的义女。

这个“义女”后来有一件事似乎欠一点义。她到了上海,去结交另一个“干爹”、漫画中男孩子三毛的“生父”张乐平,葛原知道有这么一位大有名气的“同父”异姓的姐姐时,满怀热情去看她,希望从她那里知道多一点自己生父的情况,谁知受到的却是十分冷淡的对待,不知这是三毛对葛原的身份有怀疑,还是对她的地位有轻视,总之是显得不怎么友爱。葛原终于把初见三毛时受到的一点薄礼,折价购物送还,来而有往,礼也。事情做得对,事之宜者,义也。葛原人不错!大陆上虽然有许多人“团结一致向钱看”,却也并非人人都是势利小人。

葛原在一个工厂里工作,母女两人生活是清苦的,多年来她们没有得到徐訏经济上的什么照顾,徐訏也顾不了她们。葛原在最后为父亲送终时,也没有得到什么遗产。她离开香港回上海时,带回去的一件礼物——一个电视机。这当然也是一种善意的表示。此外,那就真是身无长物了。

改革开放以来,内地重印了一些徐訏的著作,其中也有就在上海出版的,但作为徐訏的女儿,葛原却得不到丝毫的版税,由于她并不是徐訏遗嘱上的承继人。至于香港、台湾、海外出版物,她当然更沾不上边了。但看来,经济上最陷于窘境的却是她和她的母亲。

内地好像也有人改编徐訏的小说为电视片,不知道已经拍成了、放映了没有。当然,那也是和葛原不相干的。

“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也就不该由我们这些旁人多所饶舌了。

徐訏,訏是宏大、和乐。

想起葛原,我总是想吁。

一九九六年四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