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时候还没有“女强人”的称呼，我们总是爱在她的背后，赞她一声“真刚”！
刚是她的名，杨是她的姓，她就是杨刚——一位作家、编辑、记者，后来了解得多了，才知道她更是一位革命家。
那时候是四十年代初期，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她从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丛中，从沦陷了的香港脱险归来，回到家中。这家，是爱国一家、抗战一家的家。这是大的，小一点的是《大公报》这一家。香港《大公报》被敌人毁了，桂林还有《大公报》，重庆还有《大公报》。
在桂林《大公报》，她又重新挑起了《文艺》编辑的担子。这担子原来是她在香港就挑起了的——一九三九年夏天，从萧乾手中接过了这副担子。萧乾到英国去了。
从香港逃离到桂林的《大公报》同事，多数是衣着比较漂亮的，但杨刚却不像别的女同事那样花枝招展，是朴素的西装长裤，或西装短裙。许多时候，还是随意披着上装，而不是穿得齐齐整整。这已经有一些阳光的味道。当一支烟在手时，那就更是男性味十足了。杨刚是“阳刚”。
她的文风，也是刚的，绝无儿女气。她的性格一如文风，该坚持的就坚持，绝不含糊。说话也是直来直去的。同事们对她，可以说是敬她三分，也可以说是畏她三分，尽管她并不是领导。
她是编辑部中唯一的大姐。但在我们的印象中，她却是显得年轻的，这恐怕和她的一股蓬勃的朝气有关，使人觉得她还是个拥抱着青春的人，尽管有些憔悴。当时桂林《大公报》的总编辑徐铸成其实还比她小两岁。她那时已经三十六岁了。
一九四四年，她去了美国，读书并兼任《大公报》驻美特派员。在美国四年，她留下了一本《美国札记》给我们。当然，她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一九四八年秋，她回到香港。在香港她只逗留了几个月，就北上迎接新中国开国的阳光去了。在香港，她参加推动《大公报》走向新生。
天津解放后，她担任过《进步日报》（由《大公报》脱胎换骨而成）的副总编辑；上海解放时，她担任接管《大公报》的军代表。后来又北上参加开国大典，被派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先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后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
二
杨刚原来的名字叫杨缤。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的翻译者杨缤就是杨刚。
杨缤是她在中学、大学用的名字，显然是家里给她取的吧（她还有一个名字是杨季徵）。但她用杨缤的名字来译书时，已经在用杨刚这名字做笔名发表文章了。这一回杨缤是她自选的，可见她也并不完全拒绝女性的色彩。
她是湖北沔阳人，却出生在江西。她父亲在江西做官，清朝时做过道台，民国后回湖北做过厅长。至于沔阳，在《三国演义》上可以看到这个地名，记得它的人未必多，但如果说它的一部份后来划出来建立了一个新县——洪湖，那恐怕就很少人不知道了，那就是《洪湖赤卫队》的洪湖。
杨刚正是有着洪湖赤卫队般的叛逆性格的。早在一九三一年，她就因为在北京参加“五一”的示威游行，被阎锡山的军警抓去坐牢，受到酷刑。直到几个月后，张学良的军队打败了阎军，阎锡山逃回山西，她才脱离了监狱。这时她只有二十五岁，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早在三年前，二十二岁的杨缤在进入大学英文系后，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
出狱后，她参加发起组织北方“左联”。后来又到上海参加了“左联”。她和萧乾一起，协助埃德加·斯诺编译了中国现代小说选《活的中国》，在伦敦出版。她应斯诺之邀，用英文写了一个短篇《日记拾遗》，收进这选集中。
她一面从事写作、创作和翻译，一面为党工作，虽然她一度因病退党后来又重新入党。著名国际政治评论家羊枣（杨潮）是她的二哥，羊枣就是在她不是共产党员期间得到她的帮助，走上革命道路的。
抗战前夕，她南下到了武汉、上海，继续参加革命活动，继续从事写作。一九三九年到了香港，从萧乾手上接过了《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在香港，她更积极参加文艺界的抗日救国活动，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日军占领香港后，她协助文化界的朋友和国际友人隐蔽然后偷渡离开香港，到东江游击区去。
她是一九四二年春夏之交从广东的东江游击区经过韶关到桂林的。这年秋天，就和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到浙赣前线和福建战区去进行采访，以一个锐气英姿的女记者的姿态出现。那是冒着很大危险的，当她们的车子朝吉安进发时，一股人正从前面如潮般往后方跑，车子进了吉安，很可能就是进了敌人的手掌，回不来了的，但她们还是义无返顾地去了，幸好敌人并没有挺进过来，而是缩了回去。这一趟战地的采访，使她的著作中多了一本《东南行》。
她到了桂林后，继续编《文艺》，很快就又奔波于前线，做起战地记者的工作来。后来便做了《大公报》特派到美国的记者。她一面读书，一面做记者，一面还做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和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工作。她成了中国共产党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成员之一，又曾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的美洲支部。
全国解放前夕，她回到香港。然后北上天津，南下上海，再回到北京，从此就离开了《大公报》的工作，到周恩来身边成了他的一位得力助手。“在朝鲜进行开城谈判期间，夜以继日地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日常工作。”
然后到中宣部，到《人民日报》负责国际宣传。
那以后不久，她就被调去中宣部担任国际宣传处处长。一九五五年她又重新恢复了报纸工作，去《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负责国际宣传。这一年的秋天她不幸遇上车祸，严重脑震荡，疗养了许久。
两年之后的一九五七年，她突然去世，传说是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死前遗失了一个笔记本，为此十分不安，脑震荡的后果使这不安越来越恶化。她的不安还有一个时代背景，一九五七年是大张挞伐的反右之年，空气是十分紧张的。
在这个人间，她只活了五十一岁。人到中年就结束了一生，能不哀哉？
她死后，她工作所在的《人民日报》刊出了她和冯雪峰同被撤销人大代表的消息，人们从括号中的“已故”两字才知道她的消逝。这撤销显然不是简单的由于她“已故”，而是由于她死于非命的“已故”。
后来不知道有没有过什么正式的平反，什么时候才有过平反，只是在一九八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杨刚文集》，看到了邓颖超的题词：“《杨刚文集》出版，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的优秀女儿——杨刚同志的最好的纪念。”人们这才算是舒了一口气，心头不再是那么郁结、沉重。
一九五四年，她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九五六年，她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直到一九五七年她结束了只有五十一岁的生命时，她都是以一个革命家的风范使人钦敬的。
在胡绳和袁水拍的《追忆杨刚》中，有这样的记述：“她生前为周恩来同志所倚重，并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毛泽东同志在杨刚同志逝世后很久，还惋惜她过早去世，曾关心地向龚澎同志了解杨刚的情况，说杨刚是他所器重的女干部之一。”
虽说因她曾有过杨缤之名而喜，但我们敬佩的还是她的刚。她刚强而豪爽，像她说自己母亲那样，她也是直来直去的人。她的语言是直率的，笑声是爽朗的。和她在北京同过学的同事们说，她那种慷慨陈词，奋不顾身参加学生运动的英姿，真使人难忘。我们只来得及看到她在编辑部里语惊四座的滔滔雄辩，香烟一支抽了又一支，比许多男同事显得更有丈夫气。
在《大公报》，很容易使人想到这两句话：“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杨刚正是“无欲”的人，她常常关心别人，而不怎么顾自己。日军占领香港期间，她和朋友在街上碰见一位文化界的熟人，那人已身无分文，向她借贷，她也没有，同行的朋友身上还有一张一百元的钞票，想换成“散纸”（小额的钞票）分一部份给他。到底分了没有不知道，只知道事后杨刚说，如果是我，我就把一百元都送给他。她就是这样关心别人而不顾自己的。当时的一百元的实用价值，恐怕要等于现在港币的一两万了。
三
了解杨刚的朋友说，她始终对文艺怀着强烈的兴趣。萧乾还说，就是在她负责国际宣传的时刻，也深知文艺在她心里所占的位置远比国际问题为大。
当她在周恩来身边夜以继日、紧张繁忙地工作时，她还是写出了《论苏轼——纪念苏轼逝世八百五十年》那样有份量的文章。
在一般读者的心中，她首先总是以作家、诗人、文艺编辑、新闻记者的形象挺立于前。她的一些美国通讯，如《蓓蒂》，其实也就是文艺作品。抗日战争中她在东南前线的战地通讯，用上了《万木无声待雨来》、《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这些有着文艺气息的标题。
她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文艺研究和评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也写政论文章，如《大公报》和《人民日报》的社论，这些比起她的文艺作品来，是远远没有那样丰富的。
试排列一下：
《沸腾的梦》（散文集，上海好华图书公司出版）
《公孙鞅》（历史小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我站在地球中央》（长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恒秀外传》（小说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东南行》（战地通讯，桂林文化出版社出版）
《美国札记》（通讯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傲慢与偏见》（翻译英园女作家简·奥斯汀长篇小说，署名杨缤，商务印书馆出版）
《杨刚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永恒的北斗》（诗集，不知已否出版）
《伟大》（长篇小说，似未出版）
未名英文写作长篇小说（尚未出版）
先看诗。那《我站在地球中央》是很突出的，是一首七百四五十行的长诗，写于抗日战争中的一九三九年，这样长的诗，罕有；这样大气魄的诗，罕有。
这是一首长篇的政治讽刺诗。
但作者却说，这“不是诗”。她也曾顺势回答“你这首诗写的是什么”的问题时说，“算是一种政治的讽刺”。她又说，“其实，我在撒谎，根本我就不知道该算什么”。
不管她怎么说，读者却是把它看作政治讽刺诗的。我站在地球中央！
右手拥抱喜玛拉雅，
左手揽住了长白、兴安岭；
四万万八千万缕活动的血脉环绕我的全身。
无尽的，汪洋的生命，
太平洋永生不断的波纹——
长在我的怀里，泛滥在我胸前！
长诗就是以这样磅礴的气势开始的。“我”站在地球的中央，四周是十扇门，写着“自私”、“残暴”、“贪虐”、“强横”、“懦弱”、“虚伪”、“仁爱”、“正义”、“理想”和“自由”。“我”一扇扇的敲开它们，从残暴之门敲出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从强横敲出的是德国国社主义。最后“我”大声宣告：
我站在地球的中央
竖起了战斗的大纛！
我的旗子有鲜明的红光，
有青天的荣耀！
有白羽金箭的美，
我的旗子出自地球孕育永恒的娘胎，
它流着生命的血液，
那是五千年不死的血，
为了这一柄血的旗帜，我预备另一个五千年！
我将一千年对抗残暴，
一千年对着贪虐和强横，
再一千年我要征服懦弱和虚伪，
还有二千年我将看自私的死活！
请不要笑！这不可笑，
也不是笑的时候！
我中华才是个奇怪的种族！
说我死，我在生，
疑我老了，我方刚年少，
我方正，我又机敏，
我狡诈，我可是杀生取义，守死成仁！
你笑我嘻嘻哈哈，一盘散沙，
我有我中华心肝，
千年煮不熟，万年捶不烂！
空间是我，
时间是我，
我站在生命最后的防线上，
奉着了地球新生的使命！
这长诗也许不够精练，但在当年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时，却是能激动人心的。我们应该记得这一首七百多行的长诗。
在当年，激动人心的还有她的一篇短短的散文：《此马非凡马》。
“此马非凡马，房星是本星，向前敲瘦骨，独自带铜声。”这是李贺《马诗二十三首》当中的一首。她借用这匹瘦马象征中国，而把日本侵略军描绘成“一群可怜的骑士”，被倒挂在这匹瘦马的尾巴后面，“被拖着狂奔过了如沙的大漠，拖过了带霜的燕山，拖遍了血花满地、尸横原野江北江南，把它破碎的残肢剩体沿着这几十万、几百万里长的惨酷征程一路抛掷前去。它自己已经蒙头盖面被血泥捆扎得成了个分不出嘴脸的血人难以抽身了，而仰头把这匹瘦马看看，它的瘦骨兀自还在铮然鸣动，带着铜声！拖死它！拖死这万恶的侵略者！”
这是一个多么形象生动的譬喻！中华民族是匹铜筋铁骨一住无前的神马，虽然瘦，瘦得有精神，定能把这些狂妄的“骑士”、“武士”在长长的征程中拖得血肉模糊而死！
这是一篇七百多字的短文（那诗是七百多行），由于语言精练，读来锵然有声，也是“独自带铜声”！有人十分赞赏，认为选入语文课本中也是适宜的。
杨刚的散文不仅文字精炼，也很为精深，有时精深到也许使人感到有些晦涩，却又耐人咀嚼。
她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白》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救我，他的道路——经历长期的、酷刑一样的痛苦而后升华，曾经像我自己的心一样地感动我。可是，我没有他那种近乎神秘的宗教，我没有他做人时那样随和的温柔，我就不能够觉到那一条路也是我的道路。哈代的命运的悲剧，曾经震撼我的心，使我想起他的一些场面就心里发抖。但是，我生在初年的中国，我不甘心向命运低头。屠格涅夫最会为年青人安排道路，也最会轻轻地点融人心，可是我在他的那些年青人里面，找不到我自己痉挛地冲突顽固的影子；在他的世界里面，也找不到具体地出现了的一个宇宙，他躲在那里面像一个冷心的魔法师，好像他欣赏他的魔法过于他关切人类。而且最令我寒心的，是我不能够摸到他，我恨他。托尔斯泰是从头就被我推开了的，因为从我开始接近他教育的时候起，他就被人当作牧师一样地介绍推荐给我，我存心不读他。直到抗战开始不久，才读到他的《战争与和平》。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地感动我，可是也同样地不能救我。救了Pierre的那个平凡的囚犯虽然在我心上，可是不能够和我的心融合。”
那么，还有谁呢？她说：“当我另有需求的时候，贝多芬成了最贴近我的前辈。神圣的愤怒，无情的毁灭，激情的悲痛，和温柔的新生，我常常在深夜时分，和贝多芬共同享受。”她从朋友处要来了一张贝多芬的像，随她流离转徙。“我流泪，我又欢笑；我诅咒，我又旋舞。力量和安慰都在我身上滋长起来，山泉流出了峡谷，我生出来了。慢慢地，慢慢地，我把自己狭小的外皮褪下来，抛在峡谷里面。”“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来细细考虑我怎样生活……总之，无论用怎样的方式，做什么工作，必须是于人民有利。”“我要尽力组织我的生活与感情，一分一厘也不要浪赞在人民以外的东西上。”
请注意，这是她一九四三年写的，写在重庆，发表在《中原》杂志的创刊号上。
我们再看看她的小说吧。《桓秀外传》是我喜欢的一篇，却也是我迟迟才看的一篇。题目，以为这是一篇历史小说，桓秀这个名字很像是魏晋间人，那时候姓桓的似乎比后代要多，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碰到姓桓的了。后来看了，原来桓秀不是桓温之类封建王朝中的大官，只是近代农村中饱受残酷压迫的女子。取名“外传”，颇有点取法《阿Q正传》的味道。一个贫农的女儿，嫁到地主家，以为丈夫是个壮汉，其实她错了，那青壮的汉子是长工，丈夫是个痨病鬼，她嫁去不过一年就死了。然后是公公来摧残她，产下了一个孩子，明明是公公的儿子，却要说成是死鬼丈夫的遗腹子。孩子不幸死了，公公又从城里讨了一个丫头回来做小，把她遗弃在一旁，而她却在痴心等待意中人长工，还不知那长工也受到公公的陷害，她是再也等不到的了，而她却还是等、等、等。是这样的一个悲剧！写得细致深刻，是一个很成功的作品。
这一个中篇完全显示了作者的才华。如果朝这方面继续写下去，是会有更多更大的收获的。
她后来在美国完成的那个用英文写的长篇，有二十多万字，未见译成中文出版，使人渴望。那很可能是一个更为成熟的好作品。
她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后，被交给的任务与文艺毫不相干，尽管她还是挤出时间写出了《论苏轼》那样的论文，创作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了。在文艺上她的长才未展，不能不使人有“千古文章未尽才”之叹！
一九九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