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充实睦邻友好周边外交政策的新内涵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
（一）提升与周边国家关系，促进全面合作
任何国家都重视与邻国的关系。“远亲不如近邻”，周边外交在我国外交全局中也始终占有重要位置。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搞好了，有利于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开创必要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我们站稳脚跟，运筹外交全局，开展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同世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周边地缘环境最为复杂。一是我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陆地边界22000多公里，海岸线18000多公里。周边国家多达29个，其中直接接壤邻国就有15个。二是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周边不少国家与我国交往很深，接触很广，历史上的一些恩怨现在仍有影响。三是我国周边的多样性突出，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各种文化、民族和宗教集聚在我国周围。四是我国周边也是世界各主要大国利益交汇之地，冷战时期曾形成不少“热点”，有些至今尚未彻底解决。中国周边环境的复杂背景，是我们开展周边外交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周边外交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一是从政治上看，周边是我国维护主权权益、发挥国际作用的首要依托。周边多为发展中国家，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与我国有较多共识。很多国家长期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一直与我国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二是从经济上看，周边是我国对外开放，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伙伴。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始终占外贸总额的60％以上，从周边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投资多年来占吸引外资总额的70％以上。中国的发展首先给周边带来机遇；周边的繁荣，也使中国从中受益。我们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日益加强，周边正在成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地区，也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外部延伸地带。三是从安全上看，周边是我国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的直接外部屏障。周边环境历来对我国国内形势以及发展战略有直接牵动作用。维护周边安全是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如果周边动荡，则不可避免会对我国经济建设造成干扰。
（二）建立符合国家长远战略利益的周边外交政策
我国的周边外交政策立足于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具有三个基本目标：一是确保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二是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三是促进地区对话与合作。从总体上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服从和服务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中国外交宗旨。在与周边各国的交往中，我们注重外交理念的和平性、军事战略的防御性、安全政策的合作性，承认各国的自主性，尊重地区的多样性。
随着中国外交舞台的不断延伸，多边合作成为周边外交的重要内容。我们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深化睦邻友好，通过参与地区安全对话维护周边稳定。江泽民同志等中国国家领导人积极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等跨区域合作进程。中俄等国共同倡议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为探索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树立新型安全观及新型区域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2002年第六次东亚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提出了20多项建设性倡议，签署或发表了10多个协议或宣言，引导了区域合作发展方向。我国还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ARF），开展了以对话增进信任，以合作谋求安全的新安全观实践。我们通过实际行动增信释疑，使周边国家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加强对华合作日益成为周边各国对华政策的主导面。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面对的战略机遇具有十分丰富和全面的内涵，就外部环境而言，首先在周边有着充分的体现。周边各国大多以振兴经济为主要政策方向，通过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意识在上升；我国在周边的影响力稳步增强，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把自身的发展同中国联系在一起；周边大国间的对话与协调进一步加强，互不构成现实威胁。我们要努力巩固和扩大周边地区和平与合作的因素，参与和推动周边地区对话与协调的潮流，使周边成为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牢固地缘依托。
新世纪新阶段，周边外交要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贯彻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以加强睦邻友好和加强区域合作为两大工作方向，不断提出新举措，努力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推向新水平。
1.睦邻友好是我国周边外交的精髓
加强睦邻友好，就是要不断加强增信释疑与互利合作，巩固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开拓与周边大国的关系。我们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友好关系历经时势变迁考验，具有强大生命力，它们是我们靠得住的朋友，信得过的伙伴。对它们，我们必须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坚持互信互利，谋求共同发展，避免强加于人，防止大国沙文主义。我们重视巩固同朝鲜、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等国的传统友谊，将继续为它们的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致力于深化与东盟各国的政治互信与经济合作，并且积极探讨确保双方长远友好法律基础的实现方式。与此同时，本着求同存异、和睦相处的精神，努力扩大同周边大国的共同利益。俄罗斯是世界主要力量之一。我们要按照中俄两国元首达成的“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共识，努力维护和发展两国政治上相互尊重、经济上相互合作、安全上相互信任的新型睦邻关系。日本是对亚洲未来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我们要继续根据“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敦促日本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努力扩大两国新的利益汇合点，加强双方协调与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承担振兴亚洲的责任。印度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两国间的共识远远大于分歧。我们将努力增进相互了解，加强政治对话，扩大经济合作，搞活民间交流。
2.区域合作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投入领域
加强区域合作，就是要加快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合作以及其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全面发展，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区特点及各方利益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路子。既要从三方面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一是推进该组织的自身建设；二是在加强安全合作的同时，逐步开展经贸和能源合作；三是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对话与合作，又要以东盟和中日韩的合作（10 3）为东亚合作主渠道，继续尊重和发挥东盟的重要作用，在深化经济融合的同时，以非传统安全领域为切入点，推动10 3逐步开展政治和安全对话，丰富其合作内涵，引导其全面发展。同时，我们也要加强中日韩三边协调合作，为深化东亚合作作出贡献。我们将以东亚合作为区域合作核心，同时支持其他区域或次区域合作机制，最终形成整个亚洲多层次、多样化、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的复合型地区合作框架。
3.“睦邻、安邻、富邻”是我国和平崛起的重要保障
“睦邻、安邻、富邻”是党的十六大“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的具体化和发展。它的政策意义重大：一是强调睦邻、安邻、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强调积极促进亚洲的发展振兴与和平稳定。“睦邻”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在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原则下，共筑本地区稳定和谐的国家关系结构；“安邻”就是积极维护本地区和次区域的合作，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是我国顺利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保证，在我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首先要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放在我国外交政策的首位。十六大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正是基于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的战略考虑。毫无疑问，只有具备了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我国才能顺利发展。而要贯彻这一方针，必须把“睦邻、安邻、富邻”作为这项方针的核心内容并成为我国和平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长远政策。“睦邻”、“安邻”与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而“富邻”则涉及到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加强与周边国家平等互利合作，深化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积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与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二、倡导新安全观，拓展和丰富和平外交政策的境界与内涵
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传统安全问题（如与领土争端、宗教民族矛盾、武器扩散有关的地区热点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如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环境保护等），中国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基本内容的新安全观并付诸实践，对缓解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推进地区安全合作均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安全观是对冷战后国际安全的新特点、新潮流和新问题的一种积极探索和反应，经过充实和拓展，对于在国际安全上倡导符合世界共同利益的新思维和新举措可以提供引导和启示：“互信”提醒人们注意冷战后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大国间关系的“非对抗性”与“非零和性”；“互利”的安全内涵是“共同安全”；“平等”追求的是公平和公正而非强权和霸权，基础是尊重国际法和国际行为准则，遵守国际游戏规则；“合作”的出发点在于寻求伙伴而不是寻找对手。新安全观是中国一贯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期的一种发展，其精神不仅适用于中外关系，而且对于解决和处理国际安全领域中的许多问题也具有普遍意义。
中国的新安全观已经转化为政策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在有关各方之间积极斡旋，先后促成了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使事态得到有效控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评价。中国近年来基于新安全观在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信会议、欧亚首脑会议等框架内提出的许多政策倡议，也增进了地区及国际之间的沟通、信任与合作。
三、以国际合作理念推进和平外交
中国的民族忧患意识向理性化发展，一方面，将民族忧患意识同正确的时代观、发展观和世界观相结合，从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向“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意识转变，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把“开放”与“改革”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以改革开放对民族忧患意识注入新的内涵；另一方面，中国忧患意识的理性趋向在一定意义上向“中庸”、“大同”、“和为贵”及“和而不同”等思想文化传统复归，既是传统文化以新形式在当代主权观和外交理念上的再现，也是民族精神的更深层次的民族文化渊源，它对和平崛起的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同时，中国的国际合作理念正同时代赋予更多普世价值的人权观结合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推动了中国人权观的发展，它有助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同国际社会加强交流、沟通与合作。
中国的主权观正在同超越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发展观结合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共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和人类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不仅是对中共执政治国理念的发展，也要求中国超越意识形态看待和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为中国借鉴和吸收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不仅对当代科技革命浪潮、经济全球化以及和平与发展等世界大趋势的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客观评估，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广泛地发展同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与合作，而且更加乐于听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善意批评与合理关切，敢于大胆吸收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以改进自身。这不仅在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而且对于消除国际社会某些方面对中国的误解，回应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恶意攻击，也更加有效。
四、探索新的国际关系新理念，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
为实现和平崛起，中国不仅在同自身利害关系密切的国际问题上积极调整政策和更新理念，而且在未来世界格局等关系到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增强了责任感，在国际上树立起和平公正、稳健负责的大国形象。
对于未来世界格局，中国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积极推动多极化进程。中国同其他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中国也不处于当今国际矛盾的中心位置。中国主张多极化，绝非单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是为了主持国际正义，维护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基础地位和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中国多极化主张的实质是倡导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与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理基础是一致的，不仅反映了世界多数大国的要求，也体现了世界众多中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响应。
五、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建立稳定、和谐的多极化世界的重要前提，是中国多极化主张的必然要求。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总体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存在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倡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注意“新”、“旧”的实质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道义概念。“新秩序”与“旧秩序”的区别，并不在于其是否已经存在，或存在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其是否公正合理，是否有利于抵制强权政治，是否有利于维护国际关系的法理基础。弄清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联合国宪章倡导的精神和其他国际公认的行为准则，虽然已经提出很久，但只有一部分在国际法和国际游戏规则中得到体现，还有许多没有得到落实。国际法体系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应将联合国宪章等重要国际文献虽然没有涉及，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已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按照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在国际游戏规则中体现出来。
对以上问题加以概括，可以看出，中国推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努力方向，一是要坚持已经在国际法体系中得到体现的联合国宪章的有关精神和公认的国际行为准则。二是要争取改变违背联合国宪章基本精神及国际公认行为准则、明显偏袒少数国家利益的国际法规。如国际经济秩序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三是要呼吁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公认行为准则所倡导但尚未实现的有关精神在国际法规中体现出来。四是要改进联合国宪章由于历史局限未能充分涉及、或者虽有涉及但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际秩序问题，包括联合国本身的改革问题。
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现行国际秩序不改进不行，但也要在改进过程中防止出现无序。改比不改好，有序比无序好。现行国际秩序不仅存在改进问题，而且其合理成分与基本稳定正面临国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严重冲击和威胁。因而，中国对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负有双重使命，既要改掉现行国际秩序中的不公正因素，也要反对和抵制强权政治对国际秩序基本稳定的冲击。这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需要中国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