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海峰同志要我为他编的《百年中国哲学经典》写一篇序。我首先考虑到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家的著作是否能称为“经典”，因为成为“经典”的著作是要经过较长时间检验的。但是再细想想，就会提出一个问题，难道20世纪的一些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和著作不能代表他们所处的时代吗？难道我们不能从他们的哲学思想中深刻了解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和变化吗？于是我想，也许我太执着“经典”二字了，反映着传统思想的束缚。现在我认为，20世纪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著作无疑和几千年来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家的著作一样，都是深刻地体现着当时的时代精神和当时的学术风气。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说，把20世纪中国哲学家的著作选择他们每人最有代表性的若干篇，编成《百年中国哲学经典》应是有意义的。它可以让人们从一个方面来了解中国社会，就这个意义上说把这些哲学著作称为“经典”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20世纪的中国哲学与以前的中国哲学有什么不同的特点，也许是我们应考虑的问题，在这里我想提出一点看法。自从20世纪初起（较为严格地说应是从19世纪末起）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无疑发生了许多问题，甚至可以说遇到了很大的危机。面对当时的这种形势，对中国哲学家提出了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如何对待西方哲学？如何创造中国的新哲学？如果中国哲学家不能继承和发扬中国哲学的传统，如果中国哲学家不能吸收并融会西方哲学，那么是无法创造自己的新哲学的。季羡林先生曾在一本书的序中说：“近现代同以前许多时代都有所不同。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是俞曲园（樾）和他的弟子章太炎（炳麟），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学术发生的一大转变，俞曲园能镕铸古今，但章太炎在镕铸古今之外，又能会通中西。”我认为这段话十分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我并且在一篇短文中引用过这段话。我们知道，司马迁作《史记》，是要求达到一个目标，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史记》成为不朽的经典之作，它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结晶。我想，对司马迁的这几句话，如果我们再加上一句或者更能表现20世纪对中国哲学发展作出贡献的中国哲学家的面貌，这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中西之学，成一家之言。”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如果不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有深切的体会，同时又对西方哲学的意义有所领悟，大概不能算作20世纪的杰出的中国哲学家。景海峰同志所编的这部《百年中国哲学经典》，所选的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应该说较好地体现了“镕铸古今，会通中西”的要求。
这部《百年中国哲学经典》共分五部分，前三部分所列的哲学家都已去世，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大体已有定位，他们在哲学上的贡献大体已为世人所公认。第四部分中所列哲学家有些也已经去世，有些尚在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作着新的贡献，但是由于自然的规律和他们的哲学思想已较为成熟，因此也可以说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大体取得了定位，他们在哲学上的贡献大体也为世人所公认。问题麻烦的是这部书的第五部分。这部分所列哲学家虽然对中国哲学也作出过许多新的贡献，但他们的思想还在发展中，因此如何选取就较为困难。但是，一部《百年中国哲学经典》如果没有第五部分，那怎么能称为《百年中国哲学经典》呢？更何况，如果说三四十年代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时期，那么我们不能不说八九十年代又是一个中国哲学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的哲学家们在不断地吸取和融会西方哲学，同时也在不断地开拓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层面，探讨着许多值得和我们今后仍然应该加以研究的新课题。这一时期提出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层面与新课题以及吸取西方哲学的经验和教训，将对21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景海峰要求我为这部《百年中国哲学经典》写序的时候，我答应下来了。本来也想多花点时间，再看一些书，写一篇比较长而且有些自己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看法的序，但因各种杂事一拖再拖，不幸今年2月又患病住院，且今仍在医院中治疗，这样原来的打算也就无法实现了，只能写这样一篇短短的序，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但我希望读者能通过阅读这部书对20世纪中国哲学有个了解，以便大家在21世纪更好地来创造适应现代世界思潮和中国社会生活要求的新中国哲学。
本文作于1998年5月15日，原收入《百年中国哲学经典》，海天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