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度假，我以前也去。人民大学在那边有个休养所，那是吴玉章老校长的专用疗养所。吴老交给学校，变成全校教师暑期度假的地方，工会每年都会组织学校教工轮流去度假。可2001年这次不同，这是中央组织部人才办专门组织的全国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代表的休假，是一项极大的荣誉。我有幸得到这次机会。这是我从北大回到人大以后，放下包袱，日夜兼程，埋头工作的一次奖励，也是政治上不计前嫌的认可。我自然感到高兴。这次度假可以带家属，我和老伴一道住在******一个招待所里，我叫不出名称，反正居住条件不错，没有那种喧哗的感觉，很清静。
就是在这次北戴河度假中，江****总书记在与全体应邀参加休养专家的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八七讲话”，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四个同样重要的论断，为推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创新注入了新的力量。这是一次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哲学社会科学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讲话。我作为一个一生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员，从讲话中获得一生忠诚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与时俱进的力量。除了座谈会外，在休养期间，每晚都有演出，白天会组织一些参观。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周。
北戴河度假后，我对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和我们的任务做过一点思考。我连续发表过几篇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等重要性的文章。包括刊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的《论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的《论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社会制约性和理论依据》，以及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和学者的使命》等论文，为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鼓与呼。
我们当然知道，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发展不平衡，是人类历史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只是情况依国情和传统不同而不同。在西方资本主义革命前，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也要借助哲学社会科学的力量。恩格斯称赞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思想家是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此外，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都是为资本主义诞生，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在思想理论方面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功勋性人物。可是当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需要把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要求提到了首要地位，以便最有效、最迅速地增强资产阶级的国力和增加有产者的财富。
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的发展重心逐步向自然科学和技术倾斜。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的趋势，因为它最深刻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如果说，在18、19世纪这种倾斜还只是开始，到20世纪，特别是它的下半叶，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资产阶级和它的大垄断集团与跨国企业获得高额利润、成为在国际竞争中击败对手的决定性力量时，这种倾斜就不断增强。毫无疑问，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各种各样的智库，而智库的主要成员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顶级专家。但就社会全体而言，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相比，仍然不如后者那样为社会所重视。
按中国传统来说，自然科学技术在封建社会中并不被重视。中国重视文人而轻视“匠人”。虽然中国科学和技术都有伟大的发明家和新的创造，但农业生产方式决定它的发展有着无法越过的障碍。没有大生产需要的推动，没有资本和市场，自然科学和技术革新发展的动力是不足的。相反，读书做官，科举功名成为士人的毕生追求，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不利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官员、诗人、文人可以合为一体。中国唐宋八大名家，多半是集官员、诗人、文人为一体的人，可集科技与官员为一体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很少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胜利，当然是依靠马克思主义，依靠哲学社会科学。但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为了建设新中国，当然要注意培养自然科学和各种技术人才。不如此，就不会有“两弹一星”的突破，不会有我们社会主义工业的现代化，不会有当代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成就。可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哲学社会科学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科学技术包括军事力量，对保卫社会主义国家非常重要，是国之干城。但是再强大的科学技术也不能保证社会主义不变颜色。卫星可以上天，红旗并不会因此就不落地。不能用军事力量、科学技术力量迫使人从内心深处确立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同。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价值认同，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既要靠社会主义制度自身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也要靠思想、理论、信仰的教育。没有价值认同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稳固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不是因为没有原子弹、没有航母、没有先进飞机。从赫鲁晓夫打开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潘多拉魔盒起，苏联在意识形态和理论阵地开始被撕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没有及时堵住而是不断扩大，波及全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历史学领域弥漫的是否定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成就的虚无主义；文学领域最流行的是攻击社会主义、鼓吹抽象人性和抽象人道主义的作品；新闻媒介则是制造各种各样丑化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小道消息和谣言：只要指导思想一倒，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的错误思潮就会随之而风生水起。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是这样的状况，社会主义怎么能不垮台？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溃败为标志的一种失败。苏联一位**********的哲学家季诺维也夫在他的著作《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中，把苏联的解体视为“意识形态的大溃败”。他说，在西方生活方式的迷惑下，西方的价值体系得到了巩固，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向人类发起攻击，苏联也被纳入其影响范围。他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心理攻击最软弱的目标。他还说，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完全不能坚持自己的社会制度的正面成就、批评西方的缺陷，对于来自西方的、集中的意识形态的攻击缺乏准备；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惊慌失措，出现了意识形态逃兵、叛徒和反复无常者。意识形态的领导者们开始投奔敌人方面，开始了一场一切涉及苏联历史、苏联社会制度和整个共产主义的聚会。苏联解体前夕，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混乱状态达到极其严重的地步。这种思想理论的混乱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自北戴河提出“四个同等重要”的“八七讲话”后，就我所知，中央有关部门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创新非常重视。我多年参加全国社会科学基金的评审工作，眼见国家投入的资金翻倍地往上加。各种资助，包括后期的、委托的，以及各种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投入不断增加，确实有利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虽然与自然科学技术的投入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但学科各有特点，不能简单比较投入资金的数目。
除了国家的投入外，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在这个领域中工作的人对自己使命和任务的认识。我们往往容易把自己从事的专业，仅仅看成属于个人的。这是我的专业，这是我的著作，这是我的文章，总而言之，我所做的一切都属于我个人，都只与我有关。确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个人在做，这是脑力劳动个体化的一种方式。可从更高的层面来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领域。我们的著作和文章是整个社会精神生产的一部分，是写给别人看的，是用这种方式影响社会。哲学社会科学的任何一个专业，既是个人的专业，又是社会的分工。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其《论学者的使命》中，论述了作为一个学者对人类承担的任务。他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学者的使命是什么？学者同整个人类及其他各个阶层的关系怎样？他们用什么手段才能稳妥地完成自己崇高的使命？他明确回答：每个人都必须真正运用自己的文化来造福社会。谁也没有权力单纯为自己过得舒适而工作，没有权利与自己的同胞隔绝，没有权力使用自己的文化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正是靠社会的工作才能使自己获得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就是社会产物，社会所有物；如果他不愿由此给社会带来利益，他就是从社会攫取了社会所有物。这是何等的胸怀！
我想到我自己的一生。我从事哲学工作至今快六十年，最缺少的是什么？是理论自觉。“**********”前没有这种认识，基本上就是教书，至于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的社会使命问题从来没有考虑过。写作组审查结束后，我从消极方面看待自己的工作领域，认为是一个危险的领域，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掉入陷阱，“弄文罹文网”，对写作怀有一种恐惧感，远离政治、远离现实，最好。经过重上讲台，重新执笔，慢慢恢复自信。但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重要性，对自己工作的社会使命，认识仍然不足。北戴河度假亲自聆听“八七讲话”，隔年即2002年又在人民大学再次聆听江****的“4·28讲话”，开始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对我们自身的社会使命感的认识稍微有点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确实需要创新，需要发挥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作用。除政府加大投入、领导重视以外，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在这个领域的人强化对自己的工作性质和使命的认识。“四个同等重要”，是对政府说的，对有关领导部门说的，也是对我们这些在这个领域中工作的人说的。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自觉、自信的认识，用钱是堆不出第一流学者、第一流著作的。
在度假期间，我傍晚就在海边散步。望着山边渐渐沉下去的太阳，迎着轻轻拂面的海风，想着自己从学习班结束后二十年的变化，无限感慨。北戴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50年代末，我去过一次。那时，游人很少，只有少数度假疗养的人，人民大学的休养所只有一处面海的较小的一排房子。附近基本上没有商业，没有小贩，没有游人。这次去大不一样。北戴河变成一个旅游城市，小排档多得是，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海水污染很严重，刚捞上的螃蟹也很难买到。发展旅游与保护环境存在很大的矛盾。对比我前后两次在北戴河看到的自然风景，有点失落：
二十年后又重游，涛声依旧不胜忧。
螃蟹难觅似绝迹，鱼虾悭缘也难求。
小楼毗邻城市景，排档摊贩满街头。
迷人风光但剩海，浪花如泪水诉愁。
从2001年至今，又过了十多年。我想北戴河的环境治理一定会变得更好，不会再“迷人风光但剩海，浪花如泪水诉愁”。因为年事已高，我再也没有去过北戴河。真希望再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