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对于优伶的限制不仅细密，且又严苛，尤其在元明清三代更是登峰造极。法律的制裁可谓五花八门。《元史·刑法志》明文规定：“诸民间子弟，不务正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而如若“习用角抵之戏，学攻刺之术者，师、弟子并杖七十七。”明初法律不仅限制优伶演出，民众自娱也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如明太祖禁止歌舞，曾在街中设一高楼，令军卒在楼上侦望，闻有吹管作乐者，即抓来倒悬于楼上。立法之严酷可想而知。清代对于优伶演出的限制也非常严格，尤其对夜戏更是屡屡禁绝，《大清律例》说：“城市乡村，如有当街搭台悬灯，唱演夜戏者，将为首之人，照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个月。”除禁止和限制演出之外，中国古代法律对优伶的人身迫害也极为严重。优伶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这是元明清三代的通例，甚至连社学、乡学也不得进入。优伶还须穿本行服饰，以明示卑贱之身份。对于女性优人，则迫害尤甚，清代曾严禁女戏入城，认为“名虽戏女，乃与妓女相同……应禁止进城，如违，进城被获者，照妓女进城例处分。”
法律鼓吹于上，社会舆论则煽扬于下。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学生陈淳曾上书大府寺丞傅伯承，历举了优伶“八大罪状”，“八大罪状”是：
一、无故剥夺民膏为妄费；二、荒民本业事游观；三、鼓簧人家子弟玩物，丧恭谨之志；四、诱惑深闺妇人出外，动邪僻之思；五、贪夫萌抢夺之奸；六、后生逞斗殴之忿；七、旷夫怨女邂逅为淫奔之丑；八、州县二庭纷纷起狱讼之繁，甚至有假托报私仇，击杀人无所惮者。
这无疑是登峰造极的一例，这位冬烘理学先生竟把社会上的一切问题都归罪于优伶，他并天真地认为，如果禁绝了优伶，那民风可以淳厚，民众可以安定，甚至能使狱讼趋简，民财积余，总之，合郡四境，皆可享受安静和平之福。
按照陈淳的逻辑，那优伶及其艺术无疑是罪恶的渊薮，但非常可悲的是，这种明显悖于常理的逻辑竟在中国古代极为普遍。元代《事林广记》卷上《莅官政要》曾规定做官者有三种人不得进入家门：优伶、牙婆（媒婆、人贩子）和尼姑，视其为不祥之物，认为这些人一入家门，即起祸害。明代高攀龙在《家训》中更是露骨地说：优伶所知的是势利，所谈的是声色，所追求的是酒食。因而与优伶相交，那危害极为深重：一是妨碍士人读书；二是消蚀高尚之襟怀，使人趋于粗俗；三是在潜移默化中引人为恶。清代周思仁的《家训》也非常细密，他曾列六种不可入家门的人，称之为“杜邪”：妓女，优伶、赌徒、师巫、药婆、买淫具者。而在“肃闺”“家教”和“远虑”诸条中，他也把“不看戏”和不去迎神赛会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法律、家训和社会舆论在中国古代构成了摧残优伶的一个文化网络，它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禁锢着优伶的生活和艺术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