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优伶的禁锢还表现在许多具体的细节上。
比如服饰，古代对优伶就有不少明确的规定，优伶穿本行服饰，名之曰“优伶本色”，否则就是越规，有悖于封建礼仪。据说在北宋时期，优伶一般穿黄色衣服，头戴牛耳幞头，元代以后，头裹“青巾”（或称“绿巾”）则是优伶明确的衣饰标志。元代法令对优伶的服饰限制是比较细密的，《通制条格》载元至元八年（1272）禁令，规定优伶“穿皂頫子，戴角冠儿”，优伶家属则“裹青巾，妇人紫袜子”，并且“不得戴笠子，穿金衣服”。《元史·顺治本帝》也记载说：“禁倡优盛服，许男子裹青巾，妇女服紫衣”，元代政府的这些禁令并非是一纸空文，元代散曲家高安道在《淡行院》一曲中这样描述道：“坐排场众女流（指女艺人）”“一个个青布裙紧紧兜着奄老（指腹部），皂纱片深深地裹着额头。”一些侍奉官员的歌伎，不仅要穿戴本行服饰，还得在褙子冠儿上，缝上“官员祗侯”四字作为标识。明清两代也沿续了这一套，据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记载，明代初年，规定优伶头戴绿头巾，腰系红褡膊，脚穿布毛猪皮靴，女艺人则不许佩戴金银首饰，也不准在衣服上饰以花纹。
对优伶的这一层限制，其目的非常清楚，一方面是区别贵贱，使人一看便知其身份，同时，“优伶本色”还带有强烈的污辱性质，如优伶戴的“绿头巾”就是如此。在古代，“绿头巾”向来就是贱者的标志，传说在唐代，延陵令李封处罚犯罪的官吏，不加杖罚，只让他裹绿巾来污辱，并且以犯罪的轻重来确定裹戴绿巾的时间，因此常人以穿戴这种服饰为耻。而民间素来就有因妻子有淫乱行为，称其丈夫为戴绿帽或裹绿巾的说法。绿巾明显地是一种耻辱的象征，规定优伶戴绿巾大概就是出于这种卑劣的动机。
优伶还不准用自己的本来姓名，只能用“乐名”（或称“艺名”），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中说：“一入倡优贱行，玷辱家门宗族，”“亲朋知道，真个笑破了口”，封建宗法制度不允许良家子弟充当优伶，因而假如族中有人甘为下贱做了优伶，那就不准用族名，否则要受到族规的严惩。正是在这种压迫之下，大量的优伶只能隐姓埋名，流落于江湖。翻开中国古代优伶史，我们随时能看到那些稀奇古怪的艺名，而其真实姓名反而湮没无闻。一部《青楼集》，记载一百多位艺人，但除顺时秀等少数几位外，绝大多数的演员都不知其真实姓名。明代初年，朱权著《太和正音谱》，其中记载了众多的元代和元末明初的杂剧作家及其作品，在这些作家作品中，有十一种杂剧作品出于元代艺人之手，他们是赵敬夫、张国宾、红字李二和花李郎。赵敬夫和张国宾显为真实姓名，元代《录鬼簿》就作了这样明确的记载，但朱权却把赵敬夫改为“赵明镜”，张国宾改为“张酷贪”，并声称：优伶“异类托姓，有名无字”，所以“止以乐名称之，亘世无字”。优伶竟是“异类”，不能作为正常人对待，其“乐名”也不过是一种简单的标记而已。在《太和正音谱》中，朱权把这些艺人及其作品缀于篇末，认为“娼夫不入群英”，同样是剧作家，因其是优伶，其作品在他看来也就微不足道了，他引赵子昂的话说：“娼夫之词，名曰绿头巾词”。
优伶向人们提供了艺术的享受和生活的乐趣，但优伶以自身的劳动来享受应有的生活却要被世人视为犯禁或越规。元代法令规定优人不得骑马，明清两代的一些文人士夫对优伶的坐车乘轿，锦衣美食更是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清代龚炜说：“优伶之贱，竟有乘轩赴演者。”优伶是卑贱之人，他们只能奉献，不能索取，这就是封建传统文化对于优伶的一个荒唐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