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审判之日，上帝王座之前，
英雄拿破仑终于来此听宣。
魔鬼手拿厚厚的条陈，
痛斥波拿巴家族的残暴不仁……
只见圣父抑或圣子，
王座上开言的乃是两者之一：
“莫学那般德意志教授之流，
在神的双耳边聒噪不休。
你若敢于向他发起攻击，
尽管将其拖入地狱可也。”
——歌德
1
肉体 神经
原本平耀似镜的海面陡然上涌。一个男子立在岩石上，双手背在身后凝视着海面，显得异常落寞。
从远处看去，这是一个肥胖的短腿男人，不知道年龄，穿着绿色外套和长筒丝袜，外套上饰着他几乎从不离身的荣誉军团星章，手里拿着三角帽。他的头大而平，褐色的头发越往后越浓密，无一丝白发。有力的双肩托着粗短的颈项。面廓仿佛已经石化，泛出淡黄色，仿佛古希腊经受风雨侵袭的大理石雕塑，没有一丝皱纹。这面庞具有某种古典气质，却被臃肿的下巴破坏殆尽。在常人看来，只有鼻子、牙齿和手称得上美。他的牙齿一颗都没有脱落。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中，他一直精心地保护着双手，为此他总是用铅笔来批阅文件，而不用墨水。
医生们对他的情况略有所知：脉搏从未超过62，胸部丰满，几乎与女性的相似，体毛稀疏，阴部有如童子。他对自己的身体则了如指掌，为了合理分配体力，他曾仔细研究过生命这一战场：
“我从未听到过自己的心跳，就好像我没有心脏。”他半带戏谑地说。节制是他的健康之道。“大自然赐予我两项宝贵的本领：随时入梦、适度饮食……一个人无论吃得怎么少，对身体来说仍然太多。吃得多会使人生病，而吃得少却永远不会。”四处征战与内阁议事相交替的生活，使他得以避免常年呼吸室内空气，并且代之以骑马或乘船。“水、空气和清洁是我的药库中最主要的药剂。”
凭借着训练有素的强壮体魄，他能连续乘坐100小时的马车，从提尔西特前往德累斯顿，在到达时依旧精神抖擞；或者骑马从维也纳前往西梅林，在那里用早餐，晚上则回到美泉宫继续工作；或者在五小时内纵马狂奔80英里，从弗拉多里德前往布尔葛斯。他能在波兰境内长途骑马行军，于午夜抵达华沙，并于翌日清晨7点接见新政府的官员。他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怪异行为，用以恢复体力的平衡：长期伏案办公之后，他会驱马狂奔60英里或者打上整整一天的猎。而在精疲力竭之后，他又会在房里待上整整24小时。他认为，是他充沛的精力救了他的命。他对梅特涅说：“死亡有时是缺乏精力造成的。昨天我从马车上重重地摔了下来，在落地的一瞬间，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我依然利用这点时间给自己鼓劲：我不能死。换了其他任何人，估计都难逃一死。”
他肌肉发达，神经却很敏感。他习惯于发号施令，因此不能受一丝一毫的限制。无论是外套还是鞋子，只要他感觉到有一丝束缚，就会立即脱下，朝着仆人们扔过去。当他不得不穿朝服时，仆人们便会边帮他穿外套边使眼色相互提醒。忙于思索时（他什么时候不思索呢？），他会推开早餐，踢开椅子，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时或自言自语，时或大声发出命令。他的手迹无非是一连串手部剧烈痉挛的产物，有些类似于速记，但依然跟不上他的思想。手迹中的某些地方，即便是经过100多年的研究依然无法释读。他无法忍受油漆和胶水的味道，常用香水来掩盖异味。当他的神经疲惫不堪的时候，他就通过热水浴来恢复。对英作战之际，他与四名秘书一起工作了三天三夜，然后又在浴盆里泡了六小时，其间还不忘口授命令。他以为，这种神经质和他体内缓慢流淌的血液正好构成两个极端，“以我这样的神经结构，如若不是体内的血液流淌缓慢，则必有发疯之虞”。
不过，他的神经质还没有严重到发生癫痫的地步。癫痫病一般都会在孩提时代就有所征兆。而他的中小学同学中却无一人记得他患有此病，这足以证明关于他患有癫痫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此外，拿破仑的一生举世瞩目，证明他患有癫痫病的材料本该很多，可事实却大相径庭。仅有的几个目击者的证词也模糊不清，其可信度自然大为可疑。
只要身体健康，他就能经受一切紧张与打击。年近40之时，拿破仑开始感受到胃病的烦扰。当时的人们将此笼统地称为癌症。无疑，胃病来自于遗传。战争岁月的最后三年，每到紧要关头，胃痉挛就会来扯他的后腿。如果不是由于胃病发作，即便是在当时如此艰难的条件之下，他的勇气和决心也不会出现问题，而他的失败史也许将要重写。
2
三种动力 自信 自负 纯真 不慕虚荣 谁令他赞叹 感恩
主宰这一躯体的灵魂有三种动力：
自信、精力、想象力。
“我不同于常人，道德和习俗的规范对我没有约束力。”他用这些冰冷的词句肯定了一个大写的“自我”，而他青少年时期的第一封政论书信也是用这个“我”开始的。这是一个丝毫不慕虚荣的30岁男子的宣言。“只有我，并经由我的地位，才能确知什么是统治，”他任执政时说道，“我深信，当今之世，除我而外，无人能治理法国。如果我死了，那将是这个民族的巨大不幸。”他平时极少说这些话，即便说，也只对亲信。这表明他是用一种自然科学家的冷静关注着拿破仑现象。侵俄战争失败后，有人问他，在法国还有谁会庇佑他，他回答说；“我的名字。”
同时代的人和后人误将这种自信称为野心。事实上，常人的野心与拿破仑自信心的差别就好像躁动不安的鹦鹉和自由飞翔的雄鹰的差别。雄鹰总是不断地盘旋上升，纯是天性使然。而拿破仑的追求既非躁动也非嫉妒，亦是天性使然。他任执政时曾生动地向挚友罗德雷这样解释道：
“我没有任何野心，即便有，那也是与生俱来的，与我的存在息息相关，一如我血管中涌动的血液一般。这种野心从未驱使我去超越我周围的人。我既不必想着如何去满足它，也不必思索如何去压制它。它从不催促我，只是总与环境以及我的想法相得益彰。”
当他还是将军时，心中的想法和环境就已迫使他萌生这一念头：他是重建法国之人。也正是出于这一使命感，他对罗德尔说道：“环境已经变了。我属于国家的开创者，而不是任国家灭亡的人。”另有一次，他谈到诗人高乃依，其实指的就是他自己：“他于何处赢得了古典的伟大？从他自己，从他的心灵。很好。红衣主教阁下，您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天才。您看，天才是来自上苍的火焰，却很少能找到一个准备接受它的脑袋……高乃依是洞悉世界的一个人。”当红衣主教指出，高乃依对这个世界见识很少，又如何洞悉它呢？皇帝轻蔑地回答道：“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他是一个伟人！”
他就这样通过评判世事来间接地解释自己的天才，正如歌德对自己天才的解释一样。
权力意志深深植根于他的内心深处，而这种意志既非一种追求，也非一种思索，而只是一种本能。他将兴趣视作普通事业的钥匙，而治人的意志则是一种最最强烈的激情。他这样描述天才的迸发：“我热爱权力，没错，但是以艺术家的身份爱它，正如音乐家热爱他的小提琴，是为了用它奏出和谐的音乐。”
这就是他天生爱发号施令的原因。“不管在什么地方，我要么发号施令，要么一言不发。”他还可以加上一句：“要么谈判，”因为他一生中四分之一的时间都用于谈判。当他27岁时，所有人在这位年轻将军面前都自然而然地心生敬佩，这表明他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是从那时才开始的。他从不知顺从为何物，但发号施令却像天性一样，是他与生俱来的，犹如牛犊一出娘胎就会站立和行走一样。因为天性如此，所以他完全不知求情为何物；因为比任何人都会发号施令，他也就从不指望他人的恩赐。
他的自信力带给他一种天然的威严。而正统的贵族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拥有高贵血统且有教养的人才配得上这种威严。他少时的同学将他视为战场之王，同时也能感受到他那高处不胜寒的寂寞。所有的战友在谈论起他时，发自肺腑的敬意便油然而生。他的一位好友这样写道：“只要他讲话，人们都会侧耳聆听，因为他说得头头是道；一旦他缄默，也会令人充满敬畏之情。没有人会试图打破这片沉寂，这并非是因为害怕他发脾气，而是由于大家都能觉察到我们和他之间横亘着一种伟大的思想，这思想占据了他的心灵，令人不敢与他狎昵。”这在拿破仑最初几年的军旅生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军营中的气氛一般是很轻松随便的，因此人们对他的这种态度就更令人惊讶了。有一次，他和朋友及女伴在马尔梅松边休闲边闲聊。期间，他很认真地说道：“我从没觉得有什么东西可笑。权力从不可笑。”
拿破仑善于分析人性，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他了解自己的一切禀性，并逐步将这些本能扩展成原则。“帝王之善，”他有一次教导弟弟荷兰国王路易说，“必须始终是帝王式的，而不是修士式的……帝王享有的爱戴，必须是一种男子汉的爱，伴随着民众的敬重、畏惧和仰慕。一个帝王如果被民众称为好人，他的统治就是失败的。”他自己所赢得的爱戴与敬畏，收到了最强烈的实效。
尽管如此，这种带有距离的威严并非矫揉造作，而是显得极其自然。这种自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成就的堆积而逐渐增长。拿破仑那种自然的嘲讽，即他天性中的单纯，显现在他数以百计的手势和话语中，显现在他一再调侃自己激情的劲头里。他曾对此做出深刻总结：“一个真正的伟人首先要对自己引发的事件抱着超然的态度。”他把自己最大成就的前因后果完全看作命运的安排，在亲友面前，他常用一种学生式的笑声对待这些成就，许多人都提到过这一点。从粗犷的军人之笑到最细微的抿嘴微笑，各种层次的笑他都会。
在加冕的前夜，他说：“能和帝王们称兄道弟，这个结果不是很有趣吗？”另有一次，当他派遣大使去圣彼得堡时，嘱咐说：“我们的俄国皇兄喜爱奢华和游宴。那你就尽管为他的钱找些发泄的地方吧。”有时他的自然和率直违反了礼节，令权贵们尴尬不已。他在德累斯顿和众王聚会的宴席上开口说“当我还是一个不起眼的中尉时”，举座惊愕，所有人都低头看自己面前的盘子。他清了清嗓子，又继续说道：“当我有幸成为瓦朗斯第二炮兵团的中尉时……”还有一回在提尔西特，他与沙皇同桌而坐，勤奋好学的他隔着桌子直截了当地问道：“您每年的糖税收入有多少？”据宫廷书信记载，这问题使得所有在座的人狼狈不堪。为什么呢？因为他像一个大商人一样直接使用钱这个字眼，而帝王们收取钱财时从不提钱字。
他不慕虚荣，自信让他在任何时刻都不讳言自己的错误。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他都说过明天可能吃败仗的话；在各种形势下，他都会向好友或专家征询意见。他做事大多是即兴而为，因此不会有非做不可的感觉。马尔蒙可以证明他是多么喜欢听到实话。在被皇帝拿破仑公开谴责为叛徒之后很久，马尔蒙才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因此他在其中对后者的赞扬是极为可信的。他这样描述道：“拿破仑具有极其强烈的正义感。对于有正当理由前来申诉的人，只要没有第三者在场，即便他们说错了话，或者表现出不恰当的情绪，他都不介意，他甚至不等对方开口就考虑他们的请求。他对人类的弱点充满同情，不愿面对悲哀的目光。在合适的时间和场合，人们可以对他畅所欲言。他从不拒绝听真话。对他说真话虽然可能无用，但永远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他洞察献媚者的动机，把他们晾在一边。毫无政治价值的谄媚姿态只会激起他的愤怒：“我现在连一条渔船都不能保证安全出海，你怎能设计出法国鹰撕碎英国豹的图案！马上让人毁了这勋章，以后永远别再给我看这样的东西！”
与之相反，他对直陈真相之人怀有好感。夏多布里昂曾攻击过他，却受到他的赞扬。在他任执政期间，每次参院会议之后，应邀与他共同进餐的大多是会上最激烈地反对他的人。一名被俘的俄国将军告诉他莫斯科大火的真实情况，他先是大怒，把将军赶走，然后又命人把他唤回，并握着他的手说：“你是一位真正的勇士！”梅于尔（étienne Méhul）捉弄过他，用自己的近作冒充意大利的歌剧奏给他听，从而赢得赞誉；帕西罗（Giovanni Paisiello）也耍过同样的花招，他悄悄把拿破仑讨厌的奇玛罗萨（Domenico Cimarosa）的一段咏叹调借入自己的作品，使拿破仑击节称赞。后来拿破仑得悉内幕，也仅是一笑置之。
施泰尔夫人大力宣扬欧洲自由，因而折磨了他长达15年之久。他禁毁了她的书，将她驱逐出巴黎，就连在对俄作战时也不放过她，还称她为挑动巴黎沙龙反叛的主力。但在私人信件中，他却给予了她很高的荣誉，多次承认惧怕这位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