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力量集结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便是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的正式成立。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十分重视革命舆论的宣传与鼓动工作。
在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上，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得到了与会大家的一致赞同。
那么，《二十世纪之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
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提出？
同盟会又为何要将它作为自己的机关报与最重要的喉舌阵地？
原来，《二十世纪之支那》是由宋教仁发起创办的，它是同盟会机关报的前身。
宋教仁在华兴会起义计划失败后逃亡日本。他到日本后仅半个多月，就发起创办了这个杂志。1905年1月8日，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成立大会上，宋教仁被推选为杂志总庶务。以后，又选举程家柽为总编辑，改选黄瀛元为总庶务。6月24日，《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号出版，次日发行。
《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显著特点是：它通过图画、诗歌、历史等作品，大肆宣扬汉族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其目的在启蒙人们的爱国思想，达到唤起民众与反清排满的革命目标。
打开《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号，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幅中国始祖黄帝的肖像。宋教仁在肖像背后题了一首诗，点示了这个刊物的办刊重点。
这首诗的内容是：
呜呼，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藉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我四万万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
在《二十世纪之支那》历史栏中的《汉族侵略史》一文中，宋教仁满怀激情地写道：
“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然而此蓬蓬勃勃之民族，自近世纪以来，昧其爱国心，忘其尚武力，被北方一蛮族所征服，丧失其五千余年圣神相传之祖国为奴隶而无复独立之态度者已二百六十年。乃至今日，则并遭其主人之厌弃，失其第一重奴隶之资格，又为彼蛮族者所转卖所再嫁，而为世界上一种最丑最贱最污秽之间接亡国民。”这里说的“北方一蛮族”明显指的是满洲统治者。
他重点指出：今之忧时之士，亟亟焉唱为民族主义，与夫复仇主义之说，以冀恢复我势力，完我国家，盖其机已大动矣！
他大声疾呼：吾四万万尊祖敬宗之同胞乎，起！起！！起！！！20世纪之中国，将赖汝为还魂返魄之国，迎汝为自由独立之尊神，汝老者壮者少者幼者，其勉乎哉！其勉乎哉！汝毋漠视焉，旁观焉，再遗汝祖宗所造光荣之历史羞也。
此外，在《二十世纪之支那》各篇文章后补白的诗句中，也充满了这样一类内容：
不到临崖命绝时，强权政治有谁知。可怜一掬昆仑水，忍作胡儿饮马池。
一卷编年漫杀青，太平遗事拾零星。斜阳故国知何处，惆怅江南野史亭。
这里暗示的反清排满的情绪，读者一看都会一目了然。
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上议决把《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刊物改为它的机关报后，隔了一个星期，也就是8月27日，大家又具体商议刊物的交接问题，决定由宋教仁代表移交，黄兴代表接收。但就在这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日本政府忽然指责该刊第二号的第一篇文章《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妨害安宁秩序，禁止颁布发卖”；并由神田警署将那天刚刚印成的刊物全部没收。这样，《二十世纪之支那》在日本政府的干预下，只得被迫停刊。
《二十世纪之支那》停刊后，革命派又出版过一种宣传刊物——《醒狮》。
这个刊物，是高天梅在1905年7月间发起创办的。
8月初，《二十世纪之支那》曾建议同《醒狮》合并，因“醒狮同人皆不欲”而没有成功。但宋教仁仍为《醒狮》写了一则时评：《清太后之宪政谈》。9月4日，高天梅参加了同盟会，这是江苏省籍人参加同盟会的第一人。也就在9月间，《醒狮》的第一期出版。
《醒狮》同《二十世纪之支那》一样，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它发表的诗文中表露了强烈的汉族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与反清排满的情绪。
《醒狮》在版权页上用的发行日期，赫然就是：“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七年。”
在《醒狮》刊登的诗文中，充满着强烈的汉族传统民族主义与反清排满思想的，可说是比比皆是。随便举几首为例：
绝好江山入膻虏，二百余年痛无主，神号克哭血缕缕，胸中梗塞不得吐。荆聂奇人今未睹，我欲阴相同刀俎，专制毒焰谁敢怒，有从我游须力努。
二百四十年，灭虏犹无期，偷生保富贵，滚滚皆行尸。戎夏既未辨，罔云仁义为，我生胡不辰，长使为孑遗。
西风猎猎闻哀角，荒草离离见墓门，野老不知亡国恨，喃喃犹颂圣朝恩。
金可销，铁可折，止此驱胡一片心，千秋万岁终难灭。
《醒狮》在《小说》栏中连载了一篇叙述明清之际历史惨剧的《仇史》。《凡例》中说：
是书专欲使我四万万同胞，洞悉前明亡国之惨状，充溢其排外思想，复我三百余年之大仇，故名曰《仇史》。
《醒狮》没有发刊词。在它的第一期卷首的《论说》栏中刊载了一篇《醒后之中国》，实际上很有些代发刊词的意味。这篇文章说：“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那么，“中国醒后之政体”应该是怎样的呢？
实行帝民之主义。以土地归国有，而众公享之。无私人垄断之弊，以致产出若美洲所谓钢铁工、煤油王者。君官公举，数年而易，仍如法、美之例。土地国有说倡于美人Henry George，社会主义中之既改良而可实行者也。
这段话，集中起来就是两点：1.实行民主共和政体。2.实行土地国有。这是一个比较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
《醒狮》认为：兴办教育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故教育必为救亡之先务”。
“义务教育者，文明之母也。各国竞争，注重此点。”“持是以论中国，所以谋救亡之道，岂有他哉？定义务教育之年限，继自今已及学龄之儿童，皆令就学，完了应习之学科，行之十年，效可操券。”
“国民教育者，为国家亡国之命脉，亦国家强国之机关。”“犹是圆颅方趾，我民族岂必不若人？我民族之无爱国心，乃无国民教育之结果耳。故教育为今日我民族唯一之要件。”
然而有一问题于此：欧美风渐走集亚东大陆，迫在眉睫之间。不急谋军事以致强，实业以致富，沾沾义务教育之实行，期收效十年之后，无异兵临城下，不绝弦诵之声。病入膏肓，始蓄三年之艾，其为道得毋迂甚？抑知亡国灭种之祸，不始于国之贫弱，民无教育则然。欧美日本之富强，不始于军事实业之振兴，义务教育普及于民族则然。故教育必为救亡之先务。
总的看来，《二十世纪之支那》也好，《醒狮》也好，尽管都带有明显的反专制、反满的色彩，但它们并没有旗帜鲜明地鼓吹革命，鼓吹从事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武装斗争，也没有提出一个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更没有触及。它们虽然可以说是《民报》的先导，但毕竟都不能担当起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机关刊物的重任，也不能同迅速发展到新阶段的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相适应。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民报》一刊应运而生。
《民报》最初的编辑人兼发行人是张继，实际主编为胡汉民，印刷人是末永节，主要撰稿人有胡汉民、江兆铭、朱执信、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汪东等。它在日本东京设立了公开的编辑部，这里实际上成为同盟会本部的公开机关。
田桐在《同盟会成立记》一文中写道：
《民报》为同盟会之机关报，而同盟会别无事务所，即以民报社为事务所。民报发行所招牌悬于宫崎寅藏之家……所有党事皆在编辑部活动。
《民报》虽称月出一册，实际上刊期并不固定。第一期出版于1905年11月26日，第二期就因陈天华自杀而延期至1906年1月22日出版，相隔了近两个月。在1906年这一年内，共出了9期，1907年出了8期，1908年只出了6期。
打开《民报》第一期，劈头就是四幅图画：《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世界第一之民权主义大家卢梭》、《世界第一之共和国建设者华盛顿》、《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墨翟》。
孙中山为《民报》写了《发刊词》。在这篇《发刊词》中，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孙中山把他的全部革命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主义，认为这是欧美各国进化的根本，并且特别强调了“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孙中山满怀信心地写道：只要实行了这三大主义，就可以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使祖国臻于独立富强之美境。
孙中山指出：《民报》为什么要出版？目的就在宣传三民主义学说和理想，使它日益深入人心，激发人民的革命斗志，这样就能为反清反专制革命的实现扫清道路。
《民报》的简章规定：
本杂志之主义如下：
（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四）土地国有；（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
胡汉民在《民报》第三号上写了一篇《民报之六大主义》，对上述问题逐条进行了阐述。
《民报》一出版，立刻带来了一种革命报刊中前所未有的崭新内容和宏伟气势，给反清革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宣传舆论的阵地。
《民报》的内容，是着重从正面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和主张。它的特点是：
1．旗帜鲜明地鼓吹反清革命，论证革命的必要性，甚至具体地探讨了革命发难的方案。在《民报》以前，国内和日本留学生出版的各种报刊中，敢于这样公开激烈地鼓吹革命的，只有《苏报》。但是《苏报》发表这类文字的时间比较短，不久即遭封禁；而且它是从汉族传统民族主义立论，缺乏新的资产阶级政治学理作为理论依据，论证也不够系统严密。因此，其政治影响无法与《民报》相比。
仔细读一下《民报》中的文章，就会发现，其中立论的侧重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主要从“排满”立论，依据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学理来系统地阐述排满的必要性。这类文章有汪兆铭的《民族的国民》、朱执信的《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等。
《民族的国民》着重论述的是满汉两族“界限分明”，无法混淆。它一开始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主义？对于民族，文章认为：“民族者，同气类之继续之人类团体也。”这里所说的“同气类”又有六个条件：同血系，同语言文字，同住所（自然之地域），同习惯，同宗教，同精神体质。文章认为，这些都是构成民族的要素。对于民族主义，文章强调的是要以一民族组成一国家，也就是要实行“民族的国家”。文章接着以大段文字，“先述民族同化之公例”，“次论满族之果能与吾同化否”，从中判定“三百年满汉之界昭然分明”。文章进一步论说：“设如今之政府，为同族之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对之只有唯一之国民主义，踣厥政体，而目的达矣。然今之政府为异族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文章最后的结论：
呜呼！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颠覆二百六十年来之贵族政治！呜呼！吾愿我民族实行国民主义，以颠覆六千年来之君权专制政治。
《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虽较《民族的国民》一文为短，论述也较简略，但文字的尖锐泼辣却明显胜于前文。文章从满汉两族的历史与现状角度入手论述，得出结论，要消除这个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革命。
欲令满汉之界感情不恶，非有以覆之不可也。其覆之之手段，则仅革命而已。革命以往，满汉之界不待人消之而自消者也。苟不革命，即虽尽其力以图消之，吾知其无一效者也。
夫使我汉族而统治于一王之下，若其暴政而欲革之，则暴政去而吾事毕矣。今之革命，复仇其首，而暴政其次也。
显然，这类文章中有着浓厚的汉族传统民族主义的色彩，并且不适当地夸大了满汉两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但在当时，这些宣传对于鼓动革命风潮还是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另一类文章同样鼓吹革命，如汪东的《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把主要的着眼点放在不革命无以救亡的立论上面。
汪东在《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一文中，在论述革命的必要性时，从救亡和政治改革这两点入手。文章指出：中国经过“甲午一创，庚子再仆”，现在已是“命悬诸旦夕”。每一个爱国者自然“必思有以救亡之道焉。其道为何？将舍革命无由”。文章强调，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指望清政府实行推诚布公的改革已不可能，只有行疾雷不及掩耳之革命，才可挽救中国于万一。
这篇文章，热情洋溢地歌颂革命：
诚以为奴而生，不若从容赴死而鬼犹雄也。且与其暂息忿于一朝，而久归分崩，则曷若及今鸣自由之钟，建独立之帜，传革命之檄，为吐气扬眉之举哉！
还有一类文章专门入手探讨反清革命的方案方略问题。
《民报》第三号上发表的《发难篇》就是一篇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着重探讨了反清武装起义的具体行动方案。提出“扼吭”、“负隅”、“蜂起”这三种方案加以比较，“孰宜于今日之革命军”。它细致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提出：
人民之革命也，非以一革命团体与一政府角也。政府唯一，而革命团体以千百数。其颠覆政府之目的同，而同时并举，星罗棋布，蜂起蔓延，此仆彼兴，西崩东应。曾不须臾，而土崩瓦解之状已成。是悉起天下之人，起而与政府为敌也。
文章得出结论：“合谋而分举”是“革命军发难之上策”。
在报刊上如此大胆地公开探讨反清武装起义的具体方案是前所未有的，这反映了当时的革命运动已不只是一般的口头宣传，而是已经进入实行的阶段了。
《民报》出版后，除在海外公开发行外，还大量秘密传入国内。所到之处，以它在政治上主张革命的尖锐性、鲜明性，强烈地吸引了读者，使读过它的人往往在思想上顿时为之一新。
2．宣传建立民主政体的必要性。《民报》简章上明确宣布，本杂志的主义之一是“建设共和政体”。胡汉民在《民报之六大主义》中解释道：
“旧日之为异族政府所有者，固当倾覆之；而数千年君主专制之政府，亦必同时改造而后可以保种而竞存。”“既已能排满立国，则探乎一般社会之心理，必无有舍至平等之制不用，而犹留治人与治于人者之阶级也。”
《民报》第二号发表了陈天华的《绝命书》。文中写道：
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
陈天华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这篇论文中把民主政体称为“最美最宜之政体”。认为在同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中也只能实行人人平等的民主政体，决不能容许一人专制。既然现在清政府的所作所为的主要原因是个人专制，以个人之私利干涉国民之自由，因此推翻这个专制的政府，即为目前中国所必须。
3．重视社会问题，提倡“土地国有”。革命者对当时欧美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十分赞赏。尽管他们这时对社会主义并没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但也已多少看到社会主义是要“平”经济上的阶级，并且认为它在中国也终将实行。
《民报之六大主义》主张在革命胜利后，就实行土地国有。文章满怀信心地指出：
若中国者，仅一扑灭异族政府之劳，而国中一切阶级，无复存遗，社会主义乃顺于国民心理，而又挥其易者以从事，其成功非独所期，殆可预必也。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报》第二号上，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了马克思的传略和《共产党宣言》的要点。
朱执信在介绍马克思的学说时说：
凡财皆从劳动而出。故真为生产者，劳动之阶级也。然则有享有世间财产之权利者，非劳动者而谁乎？
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
自今日视之，欲不宗师而尸祝之，其安能也？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初步介绍与认识，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无疑有着的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