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哎呀！来了！来了！什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
“苦呀！苦呀！苦呀！我们同胞辛苦所积的银钱产业，一齐要被洋人夺去；我们同胞恩爱的妻儿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男男女女们，父子兄弟们，夫妻儿女们，都要受那洋人的斩杀奸淫。我们同胞的生路，将从此停止；我们同胞的后代，将永远断绝。枪林炮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牢暗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江山，变做了犬羊的世界；神明贵种，沦落为最下的奴才。唉！好不伤心呀！”
“恨呀！恨呀！！恨呀！！！恨的是满洲政府，不早变法。你看洋人这么样强，这么样富，难道生来就是这么样的吗？他们都是从近二百年来做出来的。莫讲欧美各国，于今单讲那日本国，三十年前，没一事不和中国一样。自从明治初年变法以来，那国势就蒸蒸日上起来了；到了于今不但没有瓜分之祸，并且还要来瓜分我中国哩！论他的土地人口，不及中国十分之一，他因为能够变法，尚能如此强雄。倘若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变起法来，莫说是小小日本不足道，就是那英俄美德各大国恐怕也要推中国做盟主了。可恨满洲政府抱定一个汉人强，满人亡的宗旨，死死不肯变法，到了戊戌年，才有新机又把新政推翻，把那些维新的志士杀的杀逐的逐，只要保全他满人的势力，全不管汉人的死活。及到庚子年闹出了弥天的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借此掩饰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的光明，那黑暗倒反加了几倍。到了今日，中国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症。我汉人本有做世界主人的势力，活活被满洲残害，弄到这步田地，亡国灭种，就在眼前，你道可恨不可恨呢？”
这是陈天华《警世钟》一书中的重要几段。这些令人惊心动魄的文字，一开始就紧紧地抓住了读者的心魄。
陈天华所写的《警世钟》和《猛回头》，是这个时期留日学生爱国宣传作品中最值得注意的两部书。
陈天华，原名显宿，字星台，亦字思黄，别号过庭子，1875年出生在湖南新化县下乐村，父亲陈善是一个落第秀才，以教讲为生；母亲在陈天华10岁时就去世了。陈天华因家境贫穷，从小不得不替人放牛、在乡间做小贩，借以维持生活。
据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一文记载：
陈天华穷居乡里，图史不易多得。习见者仅零篇断简之小说唱词。天华每有所得，视同珍宝，间尝摹拟，仿其文体作通俗小说，或山歌小调。后来天华在鼓吹革命时期所撰宣传文字，极受群众所欢迎，实基于此。
1894年，陈天华19岁。甲午战争的惨败，民族危机的严重，使他忧愤不已，曾作诗“莫谓草庐无俊杰，须知山泽起英雄”。
1898年戊戌变法时，陈天华的家乡新化由邹沅帆等人提倡，设立了一个新式学堂，以文、史、地、算教读。陈天华考入这所学校肄业。在第一次作文《述志》中，陈天华这样写道：若运筹帷幄，赞划庙堂，定变法之权衡，操时政之损益，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不幸而布衣终老，名山著述，亦所愿也。至若徇时俗之所好，返素真之所行，与老学究争胜负于盈尺地，有死而已，不能为也。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陈天华就已经立志爱国用世，不愿随俗浮沉，浪得虚名。
彼时学科不全，而当时风气，喜谈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先生之学说，于山川险塞、制度利弊以及行军理财，均反复研讨，以求深至。其次，比附外国政教故事，以取其益。天华浸润及此，尤喜谈平等自由诸说，为时流所侧目。
这样，在探索的道路上，陈天华的思想上就逐渐增多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和坚定地树立了中国传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
1903年春，陈天华以官费生被选送日本留学师范，先入弘文书院，和黄兴同学。在这里，他系统学习了卢梭的《民约论》、穆烈的《自由原论》以及《美国独立史》、《法国革命战史》等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方面的书籍。同时，他还参加了黄兴等人创办的《游学译编》的编辑工作，鼓吹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
1903年冬，陈天华饱含革命的激情，在东京写下了震动当时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二书。
在这两部著作里，陈天华以异常愤激的心情，揭示出当时民族危机的极端严重性。他写道：
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伤心细数当时事，同种何人雪耻仇。
瓜分豆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醒莫徘徊。
于今好比火线相连，只要一处放火，就四处响应，遍中国二十二行省，都如天崩地坼一般，没有一块干净土了。好险呀！好怕呀！火烧到眉毛边了，还不知痛，真真是无知觉的蠢东西，连禽兽还不如哩。
陈天华痛心呼吁：
“中国要瓜分了！”“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列位若还不信，睁眼看看从通商以来，只有五十年，已弄得一个民穷财尽。若是各国瓜分了中国，一切矿山铁路轮船电线以及种种制造，都是洋人的，中国人的职业一齐失了，还可想得吗？”“不在这时，拼命舍死保住几块地方，世界虽然广大，只怕没有中国人住的地方了。不但中国人没有地方可以住，恐怕到后来世界上，连中国人种的影子都没有了。”
陈天华从这种炽热的爱国感情出发，对卖国腐败的清政府充满着强烈的憎恨。他无情地揭露道：
“列位，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洲政府吗？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就立刻奉行。”“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哪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说我们与洋人作对，反说与现在的朝廷作对，要把我们当做谋反叛逆的杀了。列位！我们尚不把这个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虽说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吗？”
“洋人的朝廷”，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被陈天华一语喊破后，在爱国的人们中间立即产生了震天动地的影响，促进人们产生新的觉悟，彻底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
陈天华指出，中华民族现在已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已不容许人们再有丝毫的犹豫和迟疑：
“须知事到今日，断不能再讲预备救中国了，只有苦苦死战，才能救得中国。”“此时不把中国救住，以后莫想恢复了。”“所以要保皇的，这时候可以保了，过了这时没有皇了。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一刻千金，时乎时乎不再来，我亲爱的同胞，快醒！快醒！”
显然，民族的命运已处在如此危急的关头，陈天华号召人们万众一心，齐心奋起，准备以最激烈的手段，达到“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的目的。
陈天华大声疾呼：
于今的中国人怕洋人怕到了极步，其实洋人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怎么要怕他？有人说洋人在中国的势力大得很，无处不有洋兵，我一起事，他便制住我了。不知我是主，他是客，他虽然来得多，总难得及我。在他以为深入我的腹地，我说他深入死地亦可以的。只要我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是寡不敌众。
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
俗语说的，“一人舍得死，万夫不敢挡”。一十八省，四万万人，都舍得死，各国纵有精兵百万，也不足畏了。
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的理。诸君！诸君！听者！听者！舍死向前去，莫愁敌不住，千斤担子肩上担，打救同胞出水火，这方算大英雄，大豪杰。
陈天华这些言论，淋漓尽致地倾吐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积压的深仇大恨，指出了帝国主义列强并不可怕的纸老虎本质，表达了中国人民坚定决心，宁死不屈，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坚强意志。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分明可以强烈地感受到20世纪初年时代脉搏的跳动，听到那时爱国者满腔悲愤的呐喊。
《警世钟》和《猛回头》出版后，很快就成为革命派最为重要的宣传品。它的充沛淋漓的爱国感情和浅显通俗的文字功夫，使它能产生强烈的感染和鼓动的力量，一下子就可以将人们的心紧紧抓住。许多革命分子将它秘密翻印了成千上万册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对当时爱国反清革命思潮的传播起了巨大推波助澜的作用。
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一书中说：
《警世钟》、《猛回头》等，输入湖南、湖北之各学堂各军营中，而新化学界革命之思潮，几不可遏止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