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派颇具新兴阶级的朝气，一开始就以人民代表的姿态理直气壮地声明：
立宪法之希望，即今日欧美通行之政治学说，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之义也。
他们向往的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此后，他们同清政府的一切分野和斗争均是由此而生。
最初，立宪派活动的重点放在策动地方和中央权要赞成立宪，派遣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上面。
行动的主角为江浙的立宪派人士。
江浙的立宪派认为，实施立宪要靠权要主持，这些人为地方疆吏，与清廷上下一气，最能耸动朝廷；要促成立宪，就必须首先说服权要，让他们赞助立宪派的主张并向朝廷代行陈请。
因此，一开始，立宪派走的完全是上层路线。
日俄战争刚一爆发，江浙的立宪派人士张元济、张美翊、赵凤昌和张鹤龄以及盛宣怀的幕僚吕景端等就进行了紧急磋商，开始了他们的“奔走权要的运动”。他们“诚恐日后各国大会媾和，始终置我局外，尽失主权”，首次提出了遣使分赴各国的问题。认为“此时我不预备，迅派专使分赴各国，声明东三省主权所在，将来恐为柏林之续”。他们决定，把他们的想法先向盛宣怀和湖广总督端方陈述，再由盛宣怀与商约大臣吕海寰商量办理，以他们三人的名义电告清政府，奏请在中国实行立宪政体。
这样，就有了1905年3月9日疆臣吕海寰、岑春煊、魏光焘、端方、盛宣怀的联衔上奏。
这次上奏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
1．中立政策不能保障东三省主权不受日俄侵害，欲避其害，必须早做准备，与诸国政府直接协商，否则将来各国开会干预日俄，中国恐被摒之局外，“祸变之来，何堪设想”！
2．他们主张，“迅速特简亲重大臣，以考求新政为名，历聘欧美有约诸邦，面递国书，以维均之势立说，东三省开通商埠，利益均沾为宗旨，恳派使臣设会评议”。
3．让使臣申明：东三省为我国主权，不得误认为中国已失之地；日俄战争有损各国商务，请各国调停息战；东三省人民遭日俄军队蹂躏，应予抚恤；以北京为各国会商之地；会议既定，战事既息，中国允以东三省遍开商埠及厂栈路矿诸项利益以为酬劳。
4．政府应当择最大新政切实举行数事，痛除旧习，以动天下之观听。这样，将来召开国际会议，中国“必能预占一席，然后随事补救，抵制斡旋，消息既较灵通，办法尚可布置。失此不图，后悔无及”。
上奏之前，江浙的立宪派人士与洋务大员盛宣怀商定，最好由贝子溥伦兼充出使大臣。因他即将以中国馆监督的身份赴美国参加世界博览会，可以借此游历各国而不露痕迹，避免日俄猜忌。旋溥伦抵达上海，他们与之协商，溥伦也以此举重要，愿膺此任。但担心庆亲王奕劻与他不合，别生事端，要求立宪派与盛宣怀的奏电待他到东洋后再发。果然，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以溥伦“年轻，未克当此”拒绝了立宪派的请命。对于吕海寰五人的联奏，当权者认为时机未到，应“俟战事稍有眉目再定”，3月21日奉旨，折被留中。
张美翊以“此奏关系大局，诚不可少”，得悉折被留中，立即致函岑春煊的幕僚们说：预料秋冬之间日俄战争必有眉目，宜“趁此机会，先定国是，速派专使，天下事固大可为”。“丁（振铎）、林（绍年）两帅奏请变法，驻使联衔亦以为言，颇干天怒。鄙意以为此不联合旗帅之故，遂致疑立宪为革命。”因此他鼓动两广督署的幕僚们敦请岑春煊牵头，联合锡良、端方、赵尔巽、魏光焘、袁世凯、张之洞、丁振铎、吕海寰、盛宣怀等满汉大员合词再请，以期朝廷允准。
1905年4月，出使法国的大臣孙宝琦也奏请政府立宪。
出使法国之前，其弟孙宝瑄曾“草立宪之议”，要他代呈当道，孙宝琦“疑而不敢上”。到法国一年多，孙宝琦考察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认识到“其所以上下一心，日兴月盛者，皆在宪法之立。中国变法，首宜于此提纲挈领，而后有庖丁解牛之效”。从此赞成立宪。但他当时还不敢谈出自己的真实想法。4月，孙宝琦遂单街上书政务处，略称：变法所以未见成效，“以未立纲中之纲，而壅蔽之弊未除”。“欲求所以除壅蔽，则各国之立宪政体洵可效法”。应“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同时饬令大臣采访各国宪法，制定宪法。还建议变通各国议院成例，定政务处为上院，都察院为下院，各省府县设公议堂，议定国家和地方事务。上书之后，他又致函端方，鼓动端方和张之洞“将立宪之意合疏上陈”，希图让他们一起说服朝廷。
孙宝琦的上书，政务处虽未予转奏，但却给立宪派很大的鼓舞。《时报》欣喜地欢呼：
数月以来，吾国有大喜过望、易亡为存之一大纪念，出现于黑幕时代，则吾人宜如何鼓舞而欢迎之也。现此一大纪念为何？曰驻法公使孙宝琦氏上王大臣书请立宪法是已。
同时，江浙立宪派领袖张謇，加紧了他的立宪活动。
1903年下半年赴日考察归来后，张謇始注意研究立宪问题，只是“但求如日本耳，不敢遽望德，尤不敢望英”。不过他既是在籍的状元，又是兴办近代工业、教育卓有成效的东南社会名流，与社会上层人士和官场大员均有密切交往。这种优越的地位使他的意见易于为督抚大员所接受，也是他得以领袖东南群伦的一个客观条件。
1904年5月，张謇不断与魏光焘、张之洞等封疆大吏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并为他们代拟立宪奏稿。这其中，汤寿潜、赵凤昌等人也参加了研究。折稿大意谓：日俄战后，中国必有极大危险，欲加预防，只有实行立宪。胆小谨慎的张之洞没有立即出奏，嘱张謇探询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态度，以决进止。张謇也认为如能得袁世凯倡导，对推动立宪十分有利，乃于6月致袁一函，请其赞助立宪。信中言：
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
惯于政治投机的袁世凯认为气候不到，答以“尚须缓以竢时”，张之洞、魏光焘知反对者尚多，未敢将折稿呈进。
在鼓动袁世凯的同时，江浙的立宪派同时也另辟蹊径，将运动路线直接对准慈禧太后身边的军机大臣瞿鸿禨。
6月初，张謇、汤寿潜、张美翊、许鼎霖、张元济、吕景端、夏瑞卿连日进行会谈。张美翊还写了一份说帖让人转呈其师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瞿鸿禨。
说帖指出：
当此列强注目东方，改定宪政，亦足震动耳目，气象一新，必为环球所许，从此满汉界、新旧界可一扫刮绝。夫人心既定，凡事可为，我大清且亿万年。
我若乘慈圣万寿圣节，先行颁发诏令数条，一面调查宪法，合我政体，酌定纲领，或十年或十五年颁布实行，似亦有益无损。然此事必须联络满人，而以汉人辅之，中外合力陈请，必邀俞允。
吾师能一倡斯议否？时会所迫，不能不改，无所用其踌躇审固也。
他们请瞿鸿禨认清形势，果决地倡导立宪，派人调查宪法，促使朝廷于年内颁布立宪诏令。
7月，张謇闻听奕劻及其子商部尚书载振有赞成立宪之意，“北方殊有动机”，认为“原动力须加火以热之”，加紧催促赵凤昌赶印《日本宪法义解》，分送宫廷和京师的达官贵人。慈禧太后读了以后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瞿鸿禨亦派其弟赴沪托赵凤昌选购有关各国宪法的书籍，作为参考。立宪派的努力初步产生了效果。
8月2日，清廷谕令疆臣各抒对策。
林绍年奏请：
尤有所最要者，则无如改专制为立宪法。
署川督锡良请简重臣游历欧美各国，用资联络。
最后，清廷考虑众大臣的意见，“议派钦使前往各国，调查各国政治，归而变法”。
这是清政府首次讨论立宪问题，虽未做出什么明确的决定，但已把立宪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事情开始有了转机。
9月10日，汤寿潜通过章梫连呈瞿鸿禨二函。
第一函是鼓励瞿鸿禨勇敢地站出来倡导立宪。函云：
宪法之义，走以渎吾师者三年余矣。以去就争之，岂非中国一伟人乎？成则人人将铸以铜象，不成则奉身而退，此心可讯三光。
第二函是向瞿鸿禨献策。内称：
今有一笔两用之策，莫妙于考求宪法为词。凡立宪各国，侈然以文明自负，我若有所输入，星轺所莅，无不全国欢迎；入手得势，暗中与商及俄日之局，彼更易于水乳。否则，如此专使游迹，不容独遗俄国，唯以宪法为名，彼中无可采访，不妨弃之如遗。
汤寿潜提出的考求宪法与保卫主权的“一笔两用之策”，再一次提出了出洋考察宪法的主题，把立宪与保卫主权圆满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此函还写道：
善化师（指瞿鸿禨）抱冰握火，独为其难，天下之幸。”“穰三以智力不逮，辞颇坚。去谓栋折侨压，义不容诿；即善化师一片愚公山、精卫石之心，忍令独为其难，于情于理，有一安乎？穰穷于对，谓严词正义，诚无所逃……如公学有妥人可替，情愿去为师门典签，聊尽区区于万一。
二函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息：瞿鸿禨不但采纳了立宪派的进言，对立宪和派遣专使业已默许，而且还准备亲自出洋考察。所以函中有翟“独为其难，天下之幸”一语，和汤寿潜说服张美翊跟随瞿出国之事。立宪派的活动终于获得瞿鸿禨的赞助支持。当时，瞿鸿禨颇受慈禧太后信赖，诏旨多其秉笔，他的态度转为积极，有利于促进慈禧太后在立宪问题上的转变与决策。
随着日胜俄败以及国家、民族危机的加深，先已勃发的立宪舆论愈益高昂。
此时，瞿鸿禨对立宪也越来越感兴趣，不时私下与一些具有新政治知识的人士讨论国家大政。4月，他召见了户部主事陈黻宸，“询及今天下事”。陈面谈之后，又上了一个条陈，指出，“以一不立宪国居群立宪国之间，不待远识之士，而知其不可为矣。”“故以今日而言外交，言内治，唯立宪二字，强于百万之师”，并提出“作为他日立宪大备之基础”的若干建议和办法。
1905年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电请日、俄各派代表议和。清政府急忙向美国政府提出，中国将派专使参与日俄议和会议。罗斯福冷冰冰地加以拒绝。清政府只好于7月6日向日俄两国政府声明，凡牵涉中国事件，未与中国商定者，中国概不承认。
清政府一面力谋直接同日俄交涉，一面于6月26日电谕各省督抚和出使大臣就如何因应日俄议和及将来接收东三省善后事宜，密行电奏。
此前，张謇为抵制美货事曾致书袁世凯，信中说：
万机决于公论，此对外之正锋，立宪之首要。
今更为公进一说，日处高而危，宜准公理以求众辅。
且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
张謇企图从个人的安危荣辱的角度说辞打动袁世凯，请其赞助立宪。
此时，立宪已成为大势所趋，袁世凯为了避免孤立和防止将来光绪皇帝报复自己，同时也为了执立宪之牛耳，占取主动，于是联合调为两江总督的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请实行立宪政体，以12年为期。
7月初，周馥又单衔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
不久，两广总督岑春煊为了占立宪的先机，也电奏：
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唯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
作为深受立宪派影响的军机大臣瞿鸿禨，更是在慈禧太后面前“造膝密陈”，奏请派员出洋，“自请亲赴欧美考察政治”。奕劻和其他“枢臣懿亲亦稍稍有持其说者”。
至此，在立宪派的推动下，八位总督中就有滇、粤、江、鄂、直五位奏请立宪，一位川督请派员游历各国。军机大臣则有瞿鸿禨和奕劻，加上林绍年、孙宝琦等巡抚和出使人臣的奏请，出洋考察政治就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
自7月初起，枢府大员连日会议，讨论立宪，商讨派员出洋考察政治的问题。9日，正式决定了遣使出洋考察政治的大事。
关于出使人选，清廷最初定为商部尚书、奕劻之子载振和军机大臣荣庆、户部尚书张百熙、湖南巡抚端方，宗室、军机大臣、部院大臣、巡抚各一。后荣庆不愿前往，改为瞿鸿禨；张百熙以头晕辞，荐户部左侍郎戴鸿慈代替。7月15日商部值日，载振面奏：“臣父在枢廷日久，瞿某以外部兼军机，一与外人直接，遇有交涉事件，恐难转圜，不如另派他人前往。”慈禧以为然，命载振、瞿鸿禨留京。16日，慈禧召见大臣重新研究，确定派宗室镇国公载泽和刚入军机的徐世昌以及戴鸿慈、端方四人前往。同日，发布谕旨说：
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悉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
千呼万唤始出来。
在立宪派与众权要的推动下，慈禧太后终于在立宪问题上点了头。
应该说，清廷同意出洋考察政治之举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外因为日俄战争的刺激和国家、民族危机的严重。清廷鉴于列强环伺，情见势绌，推日胜俄败之故，乃悟专制政治之结果，国虽大无当。内则因为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臣僚的奏请、立宪派的呼吁和策动。直接出面奏请的是疆臣，在后面推动的却是立宪派，“舆论既盛，朝议亦不能不与为转移”。没有立宪派的强烈呼吁和积极策动，就不会有疆臣们的连续奏请，即使有个别人如孙宝琦的上奏，也不会为朝廷所重视。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促成朝廷派员出洋考察政治的原动力是国内立宪派。
从历史上看，自中国与世隔绝的坚固壁垒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塌以后，清政府再也无力重新构筑，以防欧风美雨的侵袭。在“坚船利炮”的教训下，清政府被迫在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等领域作了有限的开放，但在政治制度上却依然顽固地奉行封闭政策，恪守祖宗法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拒绝实行根本的改革，而且表现得极其敏感。任何赞扬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言论都被斥为“异端邪说”，严行禁锢。清政府同列强建交几十年，除了缔结条约、赔礼道歉和礼节性的外交活动外，从未真正派遣一个代表团出去调查了解外国的政治制度，宗室人员平时甚至不得越出京师一步。只是在八国联军之役中遭到惨败之后，才允许中央和地方官员去日本考察学务、商务和农务。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不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政治制度，“新政”不可能卓有成效。现在，清政府在立宪派的呼吁下，在地方督抚的催促下，在革命派的被迫下，决定派遣宗室和大臣到世界各国考察政治了。这个事实，预示着清政府的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准备在政治上由闭关转向开放，由恪守祖制转向改革，由“中体西用”转向效法“西体”。对于顽固守旧的清政府来说，这一转变是极其痛苦的，然而又是个巨大的进步。从此，中国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即由纯粹的封建专制政治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过渡的序幕真正拉开了。一场场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就要劈头盖脸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