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被西方列强打得一败涂地的中国，曾经派出过一个空前规格的政府考察团，赴西方考察政治，诚心求取真经。考察团一路绿灯，受到西方各国高规格的接待。这在晚清中国的国际形象普遍不好的情况下，成为为数不多的一个亮点。
1905年12月19日，在上海吴淞口，清朝钦差大臣戴鸿慈和端方率领的政府出洋考察团，乘坐清军的小火轮，直抵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下午2时，邮轮拉响汽笛，缓缓起航，驶向日本。
约一个月后，1906年1月14日，中国政府出洋考察团的另一路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登上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后，也驶往了日本。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政府出访考察团。
在此之前，清政府不是没派出过官方考察团。第一次，如果可以算官派的话，很是不伦不类。那是1866年，时任清政府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要回国，清政府派了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率其儿子和三个同文馆学生一块跟着去，算是开开眼界。
第二次，在1868年，应是朝廷正式派的代表团，但是团长却是美国人，名叫蒲安臣，是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这个使团的目的是帮助清政府为各国说说好话，以期在随后的修约中不至于过分使清政府难堪。蒲安臣使团访问了11个国家，历时2年8个月，走到俄国时，连团长都病故了，这样，使团中的中国人志刚才接任过来。
再往后，1896年，有李鸿章访欧美，表面上是为贺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实际是想搞联俄拒日外交，访问完俄国，就顺便欧洲美国游历一番。
1901年7月，因德驻华公使被杀一事，清廷特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道歉。
然而，以专程前往西方的政府考察团级别之高、目的之明确，这次的五大臣出访团都是史无前例的。
五大臣中的带队人，是皇室宗亲载泽。他是康熙大帝的第六代重孙，出生第二年就被封为镇国公。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出洋时尚未满30岁。其余4人，都在四五十岁，最大的戴鸿慈，已经52岁。
五大臣中的端方，时任湖南巡抚。另两位，李盛铎时任驻比利时大使，尚其亨是山东布政使。
出动这样一个空前高规格的政府代表团，要去干什么？
这在1905年7月16日光绪皇帝发给内阁的谕旨说得很清楚：
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因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悉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原本五大臣是定在1905年9月24日从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出发的，当时的五大臣中，还有新任军机大臣徐世昌和商部左丞绍英。不料革命党人吴樾的一颗人肉炸弹，不但致他本人当场身亡，当时的五大臣中也有三个被炸伤。爆炸之后，端方很着急，生怕朝廷就此改了主意。
实际上，朝廷已经不可能改变主意。
一是革命党人吴樾在1905年用人肉炸弹的方式企图阻止清廷派代表团出洋考察之事，更加坚定了慈禧太后的求新主意。
二是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使得慈禧太后加快了立宪的步伐。10月，俄国沙皇颁布《十月宣言》，着手政治改革，召开国家杜马（议会），也就是说，西方列强中最后一个专制政权也宣告结束了。光绪和慈禧得知这消息，立刻召见载泽，催促他们要抓紧考察——慈禧们也生怕在此关键时刻落得最后孤家寡人的地步。
因为徐世昌已被任命为巡警部尚书，绍英伤重，清廷遂又以李盛铎和尚其亨为出使大臣。12月7日，五大臣出洋考察团二次从正阳门登上火车出发。
根据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和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五大臣出洋大致路线是：
载泽团的路线：中国上海—日本—美国（旧金山）—美国（纽约）—英国—法国—回英国—比利时—回法国—经苏伊士运河、吉布提、科伦坡、新加坡、西贡、中国香港—中国上海。
戴鸿慈、端方团的路线：中国上海—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回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俄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经埃及赛得港、亚丁、锡兰（斯里兰卡）、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上海。
这15个国家中，丹麦、挪威、瑞典、荷兰、瑞士五国都是在考察团出发后，听说了此事，临时邀请考察团来访的。
中国考察团所到国家，一律都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在日本，天皇接见；在美国，见到了总统罗斯福；在英国，去白金汉宫见英国国王；在法国，总统设宴招待……所到15国，全部是国家元首接见。
对于各国的接待，载泽有一个总结：“日廷款接尚殷，法商欢迎殊盛，英为少简，比（利时）为最优。”
日本人确实接待得最为认真。除了天皇接见，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还前来拜会了中国考察团，他们之前还有过一场长谈。载泽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场谈话，在这个谈话中，中国人像是个小学生，伊藤博文又如同一个诲人不倦的老师。
载泽问：我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应该以什么为纲领呢？
伊藤博文答：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
载泽问：我国立宪，应该师法哪一国家为最好？
伊藤博文答：各国宪政有两种，有君主立宪国，有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
载泽还问：君主立宪与专制有何区别？
伊藤博文答：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立宪国的法律必须经过议会议决，呈君主裁定，然后公布。不像专制国的法律，君主一个人说了算。法律公布之后，全国人民都得遵行，没有一个人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这场谈话，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语作答，由中国考察团中的随员柏锐口译给载泽。
同样地，到了英国，英国人也是诲人不倦。
在中国考察团到英国之前，中国驻英大臣汪大燮向国内报告说，英国人担心这次中国考察团会走马观花，考察是为掩人耳目，并无真意。为消除他们的担心，汪大燮专门聘请英国名家埃喜来为考察团讲解英国宪法。他讲三权分立与君主权限、上议院与下议院、政府组织、选举制度、地方自治、税收与财政预算等等，头天讲解，隔天实地参观，从国会到内务部、地方自治部、财政部、教育部、农业部等一个一个地看。载泽在他的日记中以皇皇一万五千余字的篇幅对这些内容做了详细记录，今天读来，可说是中国人对西方政治制度最早也最忠实的介绍之一。
在美国，中国考察团所到之处，美国民众无不倾城相告，空巷来观。中国代表团被人围观，在美国在欧洲都是同样。在瑞典，考察团经过的路上，市民们欢迎，唱歌，送花，挥帽致礼；在德国，当考察团游览德累斯顿的爱博河时，无数游人都停下来挥手致意。实际上，再往前40年，斌椿带的出使团去欧洲时，欧洲人围观更是疯狂，一次在德国，中国人为躲避观众，进入一家店铺，围观的人也跟着涌入，中国人再想出店已是寸步难行。后来店铺的人打开后门让中国人走，洋人们又涌到后门围追堵截，于是使团中有人拿出雨伞四面挥打，又逃回店主住的楼上。最后是警察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
这次，五大臣到了英国，戴鸿慈和端方去见英国外交部负责东方事务的副部长。对方问道，最近颇有消息说中国人的仇外情绪严重？戴、端二人答道：那是报纸上的不实之词。我们两国的大臣们真心实意地倡导友好，这种谣言自然会不攻自破了。
终于，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隔阂之后，东西方开始有了交流。从此，彼此间才真正从陌生、敌视，到渐渐熟稔、接受，慢慢开始了彼此的接近、理解、调整和靠拢。
1906年7月12日，载泽一路人马回到上海；7月17日，戴鸿慈、端方这一路考察团也抵达香港。
这次出洋，五大臣开了眼界，也总算是不辱使命。接下来，对于载泽、戴鸿慈等出洋五大臣来说，最要紧的事就是说服朝廷，尽快实行立宪变法。
终于，1906年9月1日，也就是五大臣出洋归来一个多月之后，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但是，比起三十多年前考察西方后立意变法的日本人，中国人命运多舛。革命风暴已经山雨欲来，清政府已经没有从容改革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