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战后中国人民走向觉醒的历史进程中，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就像西方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盗取火种，造福人间一样，对中国人们的觉悟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书，就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严复，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曾入福州船政学堂读书，1877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回国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广泛地接触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甲午战后，他目睹清政府统治的腐败落后，痛感民族危机严重，极力鼓吹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维新；要维新，就必须大力提倡“西学”。他除撰写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外，更大的贡献是把西方的一些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其中尤以《天演论》一书影响最大。
《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译述而成的。
赫胥黎（1825—1895），是英国19世纪的思想家、生物学家，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决捍卫者，他的论文集主要是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达尔文是英国生物学家，他在《物种起源》及其相关著作中，确立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论。达尔文通过大量的观察和研究发现，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能产生出很多后代。但每种生物的后代能够发育长大、生存下来的个体却很少。这是由于生物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如食物、空间等）是有限度的，每种生物在争夺有限的生活条件时都要进行斗争。这种生物个体（同种或异种）之间的相互斗争以及生物与外部的自然条件（如干旱、寒冷、酷热等）之间的斗争，叫做生存竞争。生物在竞争中会发生遗传和变异，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就容易在生存竞争中获胜而存在下去，具有不利变异的个体则容易在生存竞争中失败而死亡。凡是不能适应环境的生物最终必然被淘汰，而能生存下来的生物都是适应环境的生物，这就是适者生存。达尔文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过程叫做自然选择。在达尔文看来，生物之所以进化，关键在于自然选择。自然选择不仅决定生物进化的方向，而且决定生物进化的速度，是生物进化的根本动力。
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继承并发展了达尔文这一进化论的主张。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是不同的。这主要表现在自然进化中起作用的是生存竞争，而人类社会进化中起作用的则是“天良”或“同情心”，人类社会的进化主要是情感的进化，赫胥黎称之为“伦理过程”。在他看来，人类所具有的“良心”或“同情心”控制了生存竞争，限制了人们的利己思想。社会越进步，“良心”和“同情心”等道德的作用也越大，最终伦理作用将取代生物的进化过程。他强调自然界的生物进化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有本质的区别，从而突出人在进化中的主导地位。
与赫胥黎同时代的另一位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到人类社会，从而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统一的生物有机体，而由于人口的压力所引起的竞争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因。在竞争中，只有那些保留下来的少数后代才更能适应生存并得到发展。他根据种族竞争能力的强弱，把人类划分为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认为优等民族殖民劣等民族是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正是在翻译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基础上，根据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把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取舍和改造，并借此阐发自己的思想，高举“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进化论的猎猎大旗，对当时中国人民的觉醒产生了巨大的促进影响。
《天演论》于 1896年译成，1898年出版。这几年，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甲午战争的创痛未愈，列强瓜分的狂潮又至，亡国灭种的厄运就在眼前。而此时的清朝当权者，依然故我，不思改革。不少封建士大夫抱残守缺，坐以待毙。《天演论》的出版，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对19世纪末2O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中华民族走向觉醒的一座丰碑。《天演论》告诉人们：中国已经危机重重，按照“优胜劣汰”的规律，中国已处在被淘汰的边缘，中国人只有“与天争胜”，变法图强，国家才会有救，民族才可生存。这种宣传，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石破天惊、震聋发聩的社会影响作用。《天演论》出版后，更是不胫而走，争相传阅，成为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很多人就是通过阅读《天演论》，认清了当前的危险形势，激发了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才最终走上了改革或革命的新的道路。正如后来的革命派在《民报》上所说：
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