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当越来越多的爱国者希冀通过改良的方式拯救祖国于危亡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了革命救国的新尝试。
孙中山，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孙中山，幼名帝象，稍长名文，号日新，字德明，1866年后改号逸仙。因从事秘密活动，曾化名中山樵，辛亥革命后国内始称孙中山。
l866年10月21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历代为农，初薄有田产，后家道中落，到孙中山父亲孙达成的手上时，家境即已贫困，祖传田地变卖略尽。由于家境贫困，孙中山6岁起便开始下田参加劳动，或上山打柴、或拾取猪菜、或替人放牛，有空时，就帮家中做零活。孙中山后来自称“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因此“早知稼穑之艰难”。
9岁的时候，孙中山进入村塾读书，所习功课有《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选读等。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孙中山开始思考起人生的重大问题，开始对自己的境遇感到不满。他自谓“当我达到独自能够思索的时候，在我脑海中首先发生疑问，就是我自己的境遇问题，亦即我是否将一辈子在此境遇不可，以及怎样才能脱离这种境遇的问题”。
幼年时期的境遇，使他对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有着一定的了解和同情，对清朝官吏的横暴、赋税的苛重、社会的黑暗抱着强烈的不满，所有这些，对他后来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无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孙中山出生前两年，太平天国运动在国内外反对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但是，它播下的革命火种却是无法完全扑灭的。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摇篮——两广地区，许多参加过这次革命的老战士，散落民间，到处传讲太平天国英雄们的斗争事迹。
孙中山在塾时，教师为洪杨中人，尝从容讲演当年历史。有太平天国败亡后仅存一老军者，亦尝至塾中伴谈，所言尤多感慨。学童以得此观听为乐艺，而先生见闻之后，英气溢于眉间，有时原原本本，抵掌而谈，使后来者咸得闻知。老军见其热忱种族观念，志愿非常，益加亲昵。一遇无事，则与先生评述当年战事，及洪秀全之为人。兴之所至，辄以洪秀全第二勉先生。先生得此徽号，视为无上之荣，亦慨然以洪秀全自居。同学闻而贺之者，大有人焉。
太平天国运动领导们的英雄形象和他们的反清理想，对幼年的孙中山有着巨大吸引力，给他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以后，孙中山在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学习时，就“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当他1895年冬在日本时，喜欢讲说故事，“而他所谓故事，即洪秀全如何起兵广西，定都南京”等等。
自然，当时的孙中山还处在童年时代。农民的贫困生活，太平天国的革命故事，虽然为他以后革命思想的形成埋下了种子，但整个说来，还很难说他这时已具有一种明确的政治思想，也很难说他这时已经立志终生献身革命。
如果孙中山只是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确实最多也只能成为“洪秀全第二”。但是，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毕竟已经不是洪秀全那个时代了。尽管孙中山出生时，距洪秀全的死去只有二年；孙中山和洪秀全又都是广东人，两人的家乡相距只有一百多公里；但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步伐走得太快了！就在洪秀全死后这些年代里，中国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已经开始出现，在海外华侨中也有了一批华侨资产阶级，其中就包括孙中山的大哥孙眉。
孙眉（1854—1915），比孙中山大12岁。他的少年时代也是在广东农村的劳动生活中度过的。15岁时，就到邻村的地主家做长工。1871年，因为家里的生活困难，应夏威夷政府的招募，出国赴檀香山做华工。起初，在菜园中、在农牧场里做雇工。过了几年，又到夏威夷群岛五大岛之一的茂宜岛去垦荒耕种。经过不懈的努力，他逐渐发展成一个华侨资本家，自己开办了牧场、商店，兼营酿酒、伐木等业，以至有“茂宜王”之称。
据檀香山华侨、兴中会的第一批会员郑照言说：孙眉“自有大牧场，领地六千英亩。其中畜牛、马、猪、鸡、火鸡等牲口数万头。场地有山林，有平原。工人逾千，华人土人各半”。
孙中山的境遇在1878年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个改变他的人就是他的长兄孙眉。
1878年，也就是孙中山12岁那年，孙眉派人把他母亲和孙中山接到檀香山居住。同年，孙眉寄回的侨汇逐渐成为孙家经济的主要来源。父亲不再当更夫，有时甚至还雇工从事耕种。从这年起，孙中山家庭的经济状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时，孙中山在孙眉的店中帮助店务。不久，孙眉把他送进了火奴鲁鲁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College Honolulu）学习英文。该校系英国圣公会史泰利主教（Bishop Staley）于 1862年创立，1872年由韦礼士主教（Bishop Willis）接办。韦礼士为了让该校的中国学生皈依上帝，有计划地安排了一些宗教课程。很快，孙中山对基督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除了平日功课外，在校亦热衷于读圣经及参与宗教活动，并且准备受洗入教。这件事，让孙眉大动肝火。孙眉认为：只有中国的教化最好，除了中国的教化以外，无论什么教，都是不正派，都要反对的。于是，1883年，孙中山被遣返回了翠亨村老家。不过，在檀香山的这几年经历，对孙中山的影响十分巨大，特别是西校的教学方法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两校，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
孙中山“改良祖国”的愿望在他随后的年月里越发强烈起来。
回到家乡后，他向农民们宣传说：“你们的衙门给你们干什么事呢？”“这天子的朝廷这样地腐败，你们不要和他的官员有所交涉。”“你们知道，道路桥梁由你们自己建造，学校由你们自己维持，比让满清人来替你们建造，替你们维持，费要省得多哩！”“你们每村应该利用这些市场，那么每个村庄与别个村庄的交接可以得到益处。”“你们为什么不觉醒起来！记忆着，人们只有靠着结合的力量，才能够改善他们的地位呢。”
在家乡，孙中山还积极投身到改良乡政的活动中去。他的一些意见，如改修道路、在街上点夜灯、夜间巡逻等被采纳。同时，孙中山还经常向村民讲述在夏威夷的所见所闻，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时候，他的反清意识已经开始萌生。
据陆文祥在《孙中山先生在翠亨》一文中回忆：
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回家后，我们这群小孩很喜欢和他接近，听他讲述些异域风光，我们甚觉有趣，他又编造一套为我们最爱玩的“走兵马”游戏。中山先生当时已是青年，但仍很天真，他要当我们的指挥官，把我们这群小孩编成两队：一些做兵，一些做贼。我们也乐于听他分配。开始时，兵捉贼、贼围兵，互相追逐，谁捉得多，谁便是胜利者。他教我们把“贼人”当做“满洲仔”。追逐时，在村中各条街巷乱跑，大声喊叫：“捉满洲仔呀！”“捉满洲仔呀！”村中父老听了很惊慌。有的正在洗澡，立即拉着毛巾出来喝止我们。但我们玩得兴高采烈，哪里还顾得这么多。每天晚上，必定玩到大汗淋漓才赶回家去。
当然，孙中山的这种“反满”游戏，只不过是他对现政府不满情绪的一种自然宣泄。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他的直率的、叛逆的性格。这种性格，对他后来投身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1883年秋，孙中山与陆皓东一起毁坏了村中北极殿神像。
据《足本中山全书》中记载：
有一天，孙中山和几个同伴走进乡庙，有的同伴提议向神像跪拜。孙中山却一直走进去握住了北帝神像的木手，大声地说道：“我们为什么敬礼这个木偶？他们自己还不能帮助自己。谁说他能帮助我们？现在看我拉掉他的手指，他能不能阻挡我？”于是，孙中山把北帝的手指一拉，拉断了。孙中山握住北帝的手指向同伴说道：“现在你们看见这样的保护乡村的神道了！我折了他的手指他还照旧笑。这样的神道来保护我乡村？”
经过这件事情，孙中山再也无法在村中待下去了，只好再次离开家乡去了香港。
1883年11月，孙中山进入香港拔萃书室（Diocesan Home，Hong Kong）读书，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就退了学。翌年4月，他转学至香港中央书院（The Central School），但不久，他就又退出了该校，回乡与同县外堂村卢耀显的女儿卢慕贞结婚。之后，他又再赴檀香山。
孙中山此次在香港的短暂求学时光，所学到的知识远远没有香港给他的直观印象对他的影响更大。当他抵达香港后，香港的市镇建设、社会秩序、官员作风等方面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实现“改良祖国”，建设一个“良好之政府”的强烈愿望。
1884年11月，孙中山接孙眉函召，在香港辍学，第二次去檀香山。不过，这次他在檀香山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据说孙中山不愿留在檀香山，主要是因为他对做生意毫无兴趣，而且无法忍受孙眉对他的责打，因此决意再次回国求学。
1885年 4月，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8月，往香港中央书院复学，一年后，他从中央书院毕业。此时，孙中山面临着一个选择职业的问题。他原本希望中学毕业后学习陆军、海军或法律，但愿望均未能实现。最后，他决定习医，以“借医术为入世之媒”。这样，1885年秋，经人介绍，孙中山进了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学医。课余期间，他还专门请了一位国文老师，给他补习传统的经史之学。一年后，他转学香港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Hong Kong）。当时，李鸿章是该校的名誉赞助人，康德黎（Dr．J．Cantlie）任该校教务长。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何启任该校名誉秘书。这三个人对孙中山的早年人生道路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里，孙中山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著名的有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他们与孙中山一起通常被人称为“清廷之四大寇”，因为，他们在一起经常高谈阔论，主张反满革命。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孙中山“革命言论之时代”。
据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
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
孙中山后来多次强调，他的革命思想完全得之于香港。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常常不是直线发展的，需要经过某些曲折和迂回。孙中山在香港求学的这段时间，其思想倾向主要还是改良的。“四大寇”所谈的“革命”，实际上还是一种改良政府的主张，不过，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已经可以说是非常超前的了。
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别录》中指出，时人以“四大寇”称呼他们，“实则纵谈之四大寇，固非尽从事于真正之革命也”。孙中山此时所讲的“革命”，其实只是造反的同义词，还不是后来那种自觉地推翻现存社会制度并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革命。事实上，“革命”一词直到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时，从当地出版的报纸上得到启发，才为革命党人所采用。
在香港求学期间，孙中山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学习上的。事实上，这也是在为实现他的“改良祖国”的愿望做着准备。
据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博士说，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期间，除了研习医科之外，还热心研究国际法、军事学、海军建设、各种财政学、国政、各种派别的政治学。
可见，此时的孙中山，是在致力寻求一条强国富民的道路，他的“改良祖国”的理想蓝图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1890年，孙中山上书郑藻如，第一次提出了自己“改良祖国”的明确主张。
郑藻如，广东香山县濠头乡人，曾任清朝津海关道和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了解西方事务，1886年后病休居乡。
孙中山在上书中首先说明了自己的用意。他说：
某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方今国家风气大开，此材当不沦落，某之翘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每欲上书总署，以陈时势之得失。
某今年二十有四矣，生而贫，既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而得之于赋畀者；又不敢自弃于盛世。今欲以平时所学，小以试之一邑，以验其无谬。
接着，孙中山就振兴农桑、戒绝鸦片及普及教育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认为倘能举而行之，则是中国的一大幸事。
从这封上书可以看出，此时的孙中山特别注重农业问题，有明显的重农倾向。他的关于振兴农桑的设想在后来一篇题为《农功》的文章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他看来，“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
1892年7月，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毕业后在澳门、广州两地行医。虽然他的医术精明，求治者颇众，“尤擅长外科和治疗肺病”。但是，此时孙中山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他认为“改良祖国”还是要从政治入手，“我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但是，怎样“医国”呢？孙中山一时也觉茫然。恰在此时，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开设讲堂，与诸学生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孙中山知道康有为讲求西法，有志改良国家，因此，很想与康有为结交，但由于康有为看不起孙中山而未果。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
康初讲学于长兴里，号长兴学舍，好浏览西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长兴学舍旋移于广府学宫，改名万木草堂，与双门底圣教书楼相距甚迩。时总理假圣教书楼悬牌行医，因康常在该书楼购书，知其有志西学，欲与结交，爰托友人转达。康谓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总理以康有为妄自尊大，卒不往见。
另据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记载：
他与孙中山还特地去万木草堂找过康有为，可惜“刚巧他还没有开学，没有见着”。
尽管如此，这一事件本身足可说明，此时的孙中山，试图寻找的是一条改良祖国的道路。
在与康有为结交未果后，孙中山决计上书李鸿章。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不是一个突发的偶然的举动，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李鸿章筹办洋务多年，是当时举世公认的较开明的实权人物，又曾是香港西医书院的赞助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孙中山选择李鸿章为上书对象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1894年初，孙中山抛开广州药店的事务，回到翠亨村老家关起门来起草上李鸿章书。经过十余日，书稿写好，孙中山请陆皓东、陈少白帮助修改后，就准备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他先与陆皓东前往上海，见到了郑观应，托他想出一个能够拜见李鸿章的办法。郑观应给盛宣怀写了一封信，详细介绍了孙中山。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在郑观应家里，还结识了另外一个改良主义人物、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王韬把孙中山的上书也作了一些修改，然后把孙中山介绍给他的正在李鸿章手下当幕僚的朋友罗丰禄、徐秋畦二人，托他们想办法将孙中山引见给李鸿章，结果当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借口军务繁忙，没有接见，书稿呈上去也如石沉大海。孙中山希望落空，上书李鸿章的事情遂告一段落。
关于此次上书的过程，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这样写道：
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观应（字陶斋），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号紫诠，别号天南遁叟）。王韬曾到过香港，助英国牧师沥博士（Dr.Legge ）翻译四书五经。沥博士回英国，也请王韬同去，在英国住了几年，后来，回到香港，为循环日报主笔。再回上海来，声名很盛，笔底下对于世界智识，也很充分。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和他一见如故，就把他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这时候，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商量，或者可以见李鸿章。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那时候，刚好中日大战打得厉害。李鸿章至芦台督师，军书旁午，老夫子把孙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来李鸿章说， “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先生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地回到了上海。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是他为实现“改良祖国”的抱负所迈出的一个重要步伐，而《上李鸿章书》的内容也最集中地体现了他改良的思想。孙中山说：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接着，孙中山在上书中具体阐述了他的主张：
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
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
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
从这四个方面看，此时孙中山所关注的仍局限实业层面，尚未涉及政治层面。其中主要的思想已在四年前上郑藻如书中提出过，只不过这次是更加具体和充实而已。
今天看来，孙中山的改良思想很可能是受了何启、郑观应、王韬等早期改良思想者的影响。
何启（1859－1914），字迪之，号沃生，广东南海人。早年留学英国，1890年当选为香港议政局议员。孙中山就学香港西医书院时，他是该校名誉秘书，又是孙中山法医学和生理学两门课程的老师，孙中山受他的影响应是很自然的事情。1887年，何启针对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了《书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后》一文，对曾纪泽的观点进行了驳斥。
曾纪泽认为：19世纪 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忽然醒悟”的表现，中国已不再沉睡。他对政府优先加强军事力量的政策表示赞成，并且说，“当中国把她的房子整理好后可以实行改革，但是只有在她觉得门闩和顶木是可靠的时候，才是讨论这种改革的适当时机。”何启对此严加驳斥，他认为中国当时非但未醒，而且愈益走入迷途。何启指出，中国在她把房子整理好之前就把门用“门闩”关起来是愚蠢的。因此他把曾纪泽的优先顺序颠倒过来。“一定要有一支有效的海军，但在此之前必须先进行改革”。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对洋务运动的批评与何启的观点十分相似，孙中山很可能读过何启的这篇文章并从这篇文章中得到了启发。1894年，何启又刊行了《新政论议》两种，进一步发挥了前述观点，并提出七项改革措施：“择百揆以协同实”；“厚官禄以清贿赂”；“废捐纳以重名器”；“宏学校以育真才”；“倡文学以救多士”；“行选举以同好恶”；“开议院以布公平”。可见，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人尽其才”一节所涉及的内容与何启在《新政论议》中的观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表明孙中山受其影响不小。
孙中山对给李鸿章的上书抱有极大的希望，他极可能想借此机会投身到上层的改良派中去。
在上书的最后，孙中山还向李鸿章表明了他对未来的打算：
文今年拟有法国之行，从游其国之蚕学名家，考究蚕桑新法，医治蚕病，并拟顺道往游环球各邦，观其农事。如中堂有意以兴农政，则文于回华后可再行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 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所谓欲躬行实践，必求泽之沾沛乎民人者此也，惟深望于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
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李鸿章接见了孙中山，也接受了他的建议，资助他出洋考察农政，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当然，历史不容许假设。事实是，李鸿章拒绝接见孙中山，这使孙中山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在中国已经不可能走通。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失败这件事，最终促使他丢掉了改良的幻想，从此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实现了他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
粗看起来，这个转变似乎属于偶然，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有其必然。这是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清政府的昏庸腐败，致使国运日衰一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孙中山“改良祖国”的心愿十分急迫，对清朝统治者的失望也越来越大。上书李鸿章，是孙中山寄希望于晚清当权者自上而下变革挽救中国的最后一次尝试。一旦受挫，从此他就义无反顾地转向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
从天津回上海后，孙中山没有去法国，也不再关心什么蚕桑，而是去了檀香山，在那里，他组建了以推翻清政府为目标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它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