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十年，从庚子事变到1909年这一段时期，上层统治阶层内部出现新老交替的断层，严重地影响到了清政权权威运作的正常效能。传统政治中心的权威资源与治理能力由于某种人为的原因而在急剧流失，从而使中央政权丧失了对时局和社会问题的控制能力。
这种政治断层现象早在庚子事变以后不久就开始出现。李鸿章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坤一死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荣禄死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王文韶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逝世，影响最大的要算得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先后谢世。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十四日，37岁的光绪皇帝久病之后,在孤寂中含恨死于瀛台。第二天，慈禧太后在过了她的74岁生日之后的第13天，也随之离开人世。慈禧太后之死，意味着由这位女强人统治大清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时代的结束。慈禧太后之死对清最高政权权力结构的稳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标志着清政府权力真空的真正形成。
当时，就有不少外国观察家认识到：
光绪皇帝和掌握大权的慈禧太后的突然逝世有加速人们久已期待的内部崩溃的危险。
国内各方的力量正在集结，间歇发生对政府的攻击，可能会推翻帝国，使它分崩离析。一般人认为执政太后的去世意味着失去自太平叛乱以来维持这个解体国家的一个强手。国内外敌视强大中央集权现代政府的力量正打算利用年轻而没有经验的新摄政王代替他的幼子——中国新登基的天子来行使职权。他们这样做也帮助煽起那一场巨火，它的烈焰正在步步摧毁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由满、汉、蒙古统治者辛苦经营，但是现在正在塌下来的巨厦。
不仅如此，继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先后去世，当时在朝残存的尚能起到一定缓冲作用的汉族大员张之洞也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
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都是在同治中兴时代就进入统治集团上层的颇具时望的汉臣，他们在为清王朝效忠的数十年中，积聚了雄厚的政治权威资本。他们对这一王朝的价值在于：一方面，他们深得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充分信任，忠心耿耿，久经历练,与满洲统治者建立了相当牢固的政治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汉族士绅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由于他们的存在，使这个以满洲为统治民族的王朝至少在汉族地主士绅阶级中尚享有相当的权威合法性。
另外，像荣禄、端方这样一些有才气、富有经验的满人官僚，长期以来与汉族士绅上层也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与刘、李、张一样是维系汉族士绅与满洲统治者之间联盟关系的重要纽带。
随着同治时期建立起来的一批较为牢固的满汉联盟的老一代官僚的相继谢世，调和这两者之间矛盾的人物就越来越少。这批人物离开政治舞台以后，清王朝的统治阶层中失去了一批可以对各种政治势力进行平衡的，并可以在日益尖锐的满汉矛盾方面起缓冲作用的中流砥柱。
继张之洞谢世之后，孙家鼐、鹿传霖、戴鸿慈这样一些稍有经验的慈禧旧臣也在短时期内相继去世。不久以后，就连端方这样的相对开明的满洲官僚也以“微罪”去职，这在当时国内外政坛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一切都表明，清政府在充满危机和困顿的时期,却没有一个突出的领袖人物足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困难、维护满汉统治集团的联盟。构成载沣当政时期的权力核心的，是一些少壮派的满族权贵，例如载涛、载洵等等。这些人由于长期生活在王府中，生活经历贫乏而简单，与汉族士绅接触机会不多，一时难以与他们建立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经验极为不足。徐致靖早在清亡以前20年就从中看到了清王朝必然败亡的命运。他根据自己在朝廷中任职达40年“识近属亲贵殆遍”的经验，认识到由于中国未来执掌大权者均属于这样一类人，而“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吾是以知皇灵之不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