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满汉地主阶级联盟是这个王朝得以发展壮大及其统治稳定的基础。
清朝入关前，皇太极重用范文正、洪成畴等汉人官僚，使得这个初兴的王朝得以迅速地发展；重用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汉人官僚，清王朝最终进关夺得了全国政权。
康、雍、乾、嘉、道时期，清政府一脉相承，满汉并重、以汉治汉。
到了咸丰时期，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瓦解了清王朝赖于维持统治的八旗、绿营军事力量，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力量就落在了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汉人官僚的势力派的手中。慈禧太后掌握清政府政权后，继续重用和依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袁世凯、张之洞等汉人官僚以维持衰弱已极的王朝统治。载沣监国摄政后，一改慈禧的以汉治汉、重用汉人官僚的政策，极力排斥朝中拥有权力的汉族官僚，罢黜袁世凯、冷落张之洞，最终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满汉联盟的彻底破裂，造成了汉人官僚在辛亥革命中的相继背叛。
宣统年间，对清末政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当首推以载沣为首的清室亲贵与袁世凯集团的矛盾和争斗。
溥仪登基后一个月，监国摄政王载沣即罢黜了身为军机大臣的袁世凯。
关于载沣罢黜袁世凯的原因，对载沣的秉性为人比较清楚的载沣胞弟载涛的分析很能说明问题。
载涛说：
载沣虽无统驭办事之才，然并不能说他糊涂。他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世凯使金钱喂饱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
由此可见，载沣罢黜袁世凯的主要动机在于维护自己监国摄政的权力。
但是，载沣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不仅仅是个人权力之争。这场斗争实际是满洲贵族集团与汉族军事官僚集团的矛盾和斗争。
据许指严在《新华秘记》中记载：
袁之知满人不足有为，而处心积虑，施其破坏之阴谋者，实始于辛丑回銮而后，及荣中堂既死，则进行益猛矣。袁世凯曾经对其亲信说：满员中止一荣中堂，而暮气已甚，余则非尸居，亦乳臭耳，尚能何为？自是一变其态度，始有予智自雄之意。
载沣上台执政后对袁世凯不作处理，不仅自己心里关通不过，恐怕在满洲亲贵集团中这一关也很难通过。
据载涛记载，促成载沣下决心解决袁世凯问题的是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他们曾向载沣秘密进言，认为“此时若不速作处理，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的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据此可知，无论是载沣，还是满族亲贵，都是从维持统治权力、维护满洲贵族的特殊利益为出发点的。善耆主张非严办不可。按善耆的主张是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乘袁世凯单身一人进乾清门办公时，把他抓起来杀了再说。载沣当时虽然赞成严办，但他是个怕事的人，显然缺乏其先祖康熙皇帝擒鳖拜的胆量和气魄。他只是拟了一个将袁革职使交法部治罪的谕旨，甚至还把这个谕旨拿出来和奕劻、张之洞及北洋某些统制商量。奕劻因与袁世凯的关系而不便公开反对，只是闪烁其词，软中带硬地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张之洞则因兔死狐悲公开持反对态度：主少国疑，不可轻戮大臣。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干脆回答，请先解除他们的职务，以免士兵有变，致辜天恩。用兵变来威胁载沣改变杀袁的决定。他们的反对，使载沣更加犹豫不决，只得将谕旨的措辞一改再改，等到公布出来，就成为令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的处理办法。
载沣放逐袁世凯以后，又进一步剪除袁党。
1909年2月，邮传部尚书陈壁革职，永不叙用。不久，严修乞休。接着，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由锡良继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到任，立即抓住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贪污案，将倪即行革职，并勒追赃款。3月23日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休致，北京的警权转到亲贵手中。6月28日，杨士骧病死，端方继任直隶总督。次年1月唐绍仪被迫乞休。2月，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被撤职。不久，江北提督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照准，等等。尽管载沣扫荡政敌不遗余力，但袁世凯的势力毕竟是太雄厚了，“尚侍督抚，均属其私”，绝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袁世凯虽然被黜，列强仍把他视为“有实力的人物”。当时，就有不少外国观察家们指出，慈禧太后之死与袁世凯被迫退出国家的政治舞台，使中国出现了政治权力上的真空状态。英国驻中国公使认为袁世凯是中国“唯一的强有力的人”。伊藤博文也在袁世凯去位以后评论道：随着“袁世凯已去，北京政府中再也没有一个性格坚强，并有知识和才能的人”。英国《泰晤士报》也把袁世凯排在世界伟大的“政治家”之列。当载涛、载洵赴欧洲考察军事时，西人“群口相谓，谓中国至今日奈何尚不用袁世凯”。国内立宪派也认为袁“仍有猛虎在山之势”。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与满族亲贵集团之间的生死搏斗，是封建统治阶级上层政治危机的反映，袁世凯被罢官并没有使危机得到缓和；相反，由于政治中心的迅速变动，统治集团内部满汉联盟的破裂，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更趋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