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裁撤旧内阁和军机处，实行近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制。
在新发布的内阁官制章程中，对新内阁的组织结构和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内阁由国务大臣组成，国务大臣包括内阁总理大臣1人，协理大臣1～2人，各部大臣共10人（外务、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和理藩院十部）。应该说，这种构架和当年袁世凯在1906年力争的责任内阁基本相似，对推进中国专制政治结构的转型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内阁名单如下：
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内阁总共13人，13人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消息传出后，举国为之哗然。人们认为，这是一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讥讽它为“皇族内阁”。至此，载沣任用满洲亲贵的愚蠢做法在这次内阁名单上暴露无遗。这个组阁办法，完全违背了西方宪法中不准皇族充当国务大臣的立宪原则。
1911年5月25日《申报》刊出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的谈话：
揆之立宪国皇族不当责任之例，实不相符。真正之改革尚须俟诸今后。
英国《泰晤士报》更说得一针见血：
此新内阁不过为旧日军机处之化名耳。彼辅弼摄政王者，咸注意于满汉界限，而欲使满人操政界之优权，此诚愚不可及之思想。
1911年5月18日，《时报》报道说：
内阁名单公布之后，一般稍有知识者，无不绝望灰心于政府。
实际上，对于清王朝而言，它的权威合法性方面面临着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问题，那就是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彼此的异质性问题。这个问题，在清末最后几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清王朝是由满族建立的专制王朝，作为被统治民族的汉族对这一异族王朝具有很深的潜在的不信任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剧的阴影，一直深深地埋藏在被统治的汉族士民的心灵深处，使清王朝在受治者心目中的合法性，远比同族王朝的合法性更为脆弱。这也就是说，当政府在政通人和、天下太平时，这种状况还可以维持下去，但当统治民族在应付外力压迫方面出现“过失”与由此引起的国家屈辱时，异族统治者所犯的错误与失败，就更难为被统治民族所容忍和“谅解”，正如人们对生母的过失较容易容忍，而对后母所犯的同样过失则较难容忍一样，因为后者行为的动机较前者更会引起怀疑。
作为异民族统治的专制国家，中国存在的这种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非同质性，使清王朝统治者的权威合法性面临着被统治者的严重挑战，其原因就在于被统治者很难相信“非我族类”的统治民族推行各项政策背后的动机的纯洁性。
在中国，在经历西方挑战之后，而民族主义的向心力还没有凝聚起来以前，排满主义却已经成为瓦解政府权威的巨大力量。
在清末革命风潮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叫得最响、最富鼓动力的口号就是“排满”。孙中山即言：提出“排满”二字，以救中国，自能震动清廷，风靡全国。“革命”二字，在20世纪初之所以能够广为国人所接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沾上了“反满”宣传的神光。
排满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落后的满族之所以能统治四亿汉族人达二百多年之久，只能靠那些愚弄锢塞人心的成法，满族统治的特权地位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实行与他们的利益相对立的改革。在主张排满论的人们看来，清廷之所以不断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其实乃是出于维护满洲统治权这一极为自私卑下的政治目的。因为只有满人的“祖法”才能保持其民族等级的特权制度，任何涉及这种“祖法”的变革都意味着是削弱其特权。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尽符合历史事实，但在当时，却是符合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所坚信的激进的救国富民的思想逻辑的。激进的排满心态从根本上否定了清朝中央政府存在的合法性，载沣愚蠢的做法更是给了革命党人以反对的口实，使清政府最后完全陷入孤立。
另一方面，立宪派本有两个要求，一个是速开国会，一个是责任内阁，但速开国会的要求被打了折扣，而皇族内阁就更是让那些立宪派至为失望。因为在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上，清廷在不经意间犯下的巨大错误，等于是证明了革命党人反清排满和实行种族革命主张的正确性，这种愚蠢之举无异于是在给革命党人加分助力。
其实，这些皇族阁员大都是当时响当当的政治改革派，并非全是顽固保守、庸碌无能之辈，比如，总理大臣奕劻虽是个贪官，却是公认的改革者，公开主张三权分立；载泽、溥伦、善耆、绍昌是最热心的宪政实践者，也是满洲权贵当中最有学识的成员，政治倾向相当开明，甚至暗中与梁启超等“逆党”往来不绝。这个内阁算不上是一个“反动”内阁。但是，与畸形的内阁人事搭配相比，阁员们身上的优点已变得无足轻重、毫无意义。人们普遍认为，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他们死也不会放权。他们公然蔑视皇室不入阁这一源于英国宪制的惯例，等于坐实了革命派对它的严厉指控：大清王朝就是骑在汉族头上的“鞑虏”，是一个反华排汉的异族压迫政权，若要去除此压迫，舍革命而无二途。
与朝野立宪派的普遍失望相比，地方汉族大员对新内阁的反感同样是致命的。“皇族内阁”剥夺了地方督抚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对的权利，改将各省交由内阁统辖，而这是早已坐大的地方实力派们完全不可接受的。
由此种种，人们就不难理解，当革命匆匆来临，以往曾维护皇室、反对革命的立宪人士和地方官僚为何竟大都抱持幸灾乐祸、乐观其成的态度。
一句话，皇族内阁导致了反清情绪的高涨，直接促进了反满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的末代统治者已经为自己挖好了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