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清王朝大厦将倾的不祥征兆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
急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试身手的立宪派集团对此忧心如焚。
他们想“补天”。
他们在焦灼地期待着清最高当权者能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为中国富强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也为他们自己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1905年至1908年间发生的第二次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高潮，使得中国上层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迅速地扩大，其势力已经遍及内地各省，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早先，立宪派在国内不但没有政党性的组织，也没有一般的阶级性的群众组织，因而，他们无法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起来抗争。
1901年，上海总商会成立，情况开始有了变化；1905年，江苏、江宁、广州、福州、河南、成都等商务总会也纷纷相继成立；从1906年起，各地商会的数量迅速增加。商会的出现，标志着立宪派组织程度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加强起来。
这些上层资产阶级工商界人物，由于大多是从地主阶级转化而来，同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有着浓厚的封建性，他们基本上采取的是维护清政府统治的态度，害怕革命动乱的发生危及到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
但是，他们同清政府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而且，这个矛盾与分歧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也在不断地激化和加深。
立宪派看到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深深感到自己的身家性命与财产都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他们强烈要求国家自强以救亡。
代表上层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外日报》写道：
前数年，论时务谋政策者，不曰转弱为强，即曰易危为安。今则无暇为此门面语，直当曰：救死而已矣，救亡而已矣。
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
保主权即是保富。
主权一失，方且牛马惟命，奴隶惟命。犹太人非不富矣，然为犹太人之富，则富不如贫，贫不如死。故昔惟家族主义可以保富。今非一切保护于主权之下，国与家俱无幸焉。
立宪派十分不满清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特别是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勒索。
1906年，张謇致书张之洞时大发牢骚：
尝以为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捐卡而非人之叛其上者非人理。
他这些话是说给张之洞听的，自然并不是真要“叛其上”了，只不过是发发牢骚的气话。但气话说到如此激烈的程度，也可见官商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多么尖锐的地步！
当时，商部征询张裕酿酒公司创办人、南洋巨商张振勋应如何吸引南洋华侨归国投资时，张振勋就毫不客气地说保商之政，不在空言。若官吏需索之弊，一日不除，则商务断难起色。
《时报》在一篇文章里道破了清政府所谓“奖励工艺”政策的真相：
自商部成立，而当事诸公纷纷聚议，不曰开统捐，即曰加关税，不曰劝募绅富慨赠巨金，即曰招徕南洋富商责令报效。
自有商部，而我商人乃转增无数剥肤吸髓之痛。天下名实不相符之事，乃至如此。
这样，当立宪派觉得自己已有了一定的经济力量时，自然就要求在政治上取得更多的发言权来保障自己在经济上的利益。这种矛盾，是立宪派要求速开国会的深刻的经济原因。这一点，《中外日报》在1906年9月8日说得十分明白：
租税之增加，一任在上者之所为，而滥收滥用，无可究诘，必非人民之所能堪，于是人民各欲置其监督于政府之侧，而议会遂因之而发达。
人民既从事于工商而当负担各种之租税，非进而有监督政治之权，则暴君污吏可一恣其收括而滥取胡用一无防闲，则国用日乱民生日困，而工商业亦终不得而兴。当是时也，人民与国家政治之思想始相接近，而后知议院制度之不可以已，而议院之效用亦于是乎见。
这样，请愿速开国会的问题就提上了立宪派的议事日程。
和平请愿是杨度首创的。
杨度（1874—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1892年考取秀才。次年，顺天府乡试举人；1898年北京会试期间参与了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公车上书，后师从衡阳东洲一代名儒王闿运。1902年，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劝阻，瞒着老师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受留日学生影响，他的思想日趋激进，和湖南留日同乡杨笃生等创办《游学译编》。半年后在结业会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中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和他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不久以《支那教育》为题发表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由此在中国留日学生得到支持和赞扬。1903年10月，杨度感于国事，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其中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样的名句。1904年，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他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颇具声望。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为了交差，命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由此博得大名。1907年，杨度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发表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杨度任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季请愿国会运动的先河。次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此后，杨度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一跃成为清廷的宪政专家。
在立宪派人士中，杨度对资产阶级宪政理论的理解比较透彻，活动能量很大，言论也有相当的号召力。
杨度认为：实行君主立宪最重要的莫过于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三事。没有宪法限制君权，便无所谓君主立宪。责任政府“以发达人民为务”，有了责任政府，即可民富国强。现在中国的政府不是以人民之意思所组织而成者，完全是专制性质，对外只知“送礼”，对内只知“偷钱”，“升官发财以外，百事非其所管”，一言以蔽之，是“不负责任之政府也”。欲望如此之政府来“发达人民”，保护国权，根本不可能。必须对之加以彻底改造，使之成为责任政府，这是政治革命的目的。国会最重要的本质“在于人民参政权”，应当以人民组织，能够代表国民，确实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和监督机关。有了它，就可以解决一切之政治问题。
杨度认为：宪法、内阁、国会对立宪国家来说缺一不可，但相较而言，国会更为重要。他说，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以英国的民主程度最高，普鲁士次之，日本最低。这种差异的产生与人民力量的大小和君主让步的多少有关，而决定性的因素则为国会是否建立。所以其着眼点不在宪法之有无，而在如何制定一部好宪法，伸张国会权力。
杨度说：国会者，改造责任政府之武器也。
中国人民所当注意者，唯专心竭力以求国会之早成而已。既有国会，斯不患无宪法；且必有国会，而后能有程度较高之宪法。何以故？必有国会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始可以国民之意思加入于宪法范围之内，乃可望宪法程度之商也。假使人人都起来力争开设国会，日本亦不足虑，直可以成为普鲁士。有了国会，也才能够监督政府，使之真正负起责任。
杨度并不泛讲预备立宪，而是以召开国会号召天下，这自然有着他的实际的考虑。他看到清廷不费什么力气便宣布了预备立宪，认识到“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而且立宪范围很广，若事事注意，结果必致一事不办，必须于诸事中“择其至重且大者，以专注之力而主张之”，这就是召开国会。召开国会事情单纯，“以此唤起国民之政治思想、责望政府要求权利之心，必较为速”。国会一经召开，立宪自然不难实现。
与革命党竞争势力，也是杨度鼓吹召开国会而又不好公之于众的又一个原因。
他曾经向梁启超谈过自己的想法：
其所以必以国会号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会上人明白者甚少……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革命排满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见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其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
基于以上考虑，从1907年1月起，杨度即以《中国新报》为阵地，组织力量，阐发宪政理论，重点鼓吹召开国会。后来，他又支持宪政讲习会的满洲会员恒钧等创办的《大同报》月刊，也取同一立场，此唱彼和，互相呼应。
杨度大声疾呼：召开国会乃是“惟一救国方法”。现在的世界是列强奉行“经济的军国主义”的“野蛮世界”，列强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进行侵略，已把中国变成“世界各国之中国”。中国贫弱的根源在于专制政体和政府的不负责任。要消除贫弱根源，使中国变成一个与列强并驾齐驱的经济军事强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政治革命，变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召开国会，把不负责任的政府改造成为责任政府。
在杨度看来，只要立宪派积极努力要求，召开国会是可以实现的。理由有二：
1．政治革命的对象只有政府，不包括君主在内，阻力在君主方面极小，只要人民势力发展到能够强迫政府，再对于君主进行要求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比民主立宪要推倒君主易于达到目的。
2．要求召开国会所恃之“武力”主要是社会舆论，但使举国舆论一致，政府势必投降。即使万不得已使用兵力时，由于不废除君主，“其兵力亦取警告政府而已矣”，较之革命也省力很多。
对于清政府及一切顽固分子所说人民程度不足，不能召开国会，杨度力驳其非。杨度认为，人民程度没有一定标准，若以普及教育和全部实行地方自治为准，在专制政体下永远办不到。看人民程度高低，只能以“中流社会”衡量，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常在中流社会”，“一国之优秀者常集于中流社会”，故论人民程度只要看看“中流社会”就够了。现在中国人民的程度虽不及目前立宪国的人民，但却超过了立宪国刚立宪时的人民。而且人民程度是通过立宪逐步提高的，召开了国会，可以增进人民的宪政知识，历练人民的参政能力，要人民提高而不召开国会，就是颠倒是非，欺骗国民。再者，政府官员皆来自人民，若谓人民程度不够，而政府已够，也绝无此理。
当时，立宪派中很多人抱着召开国会必须依赖政府的心理，还有些人害怕政府阻挠，怀疑国会开不成，这些都是妨碍召开国会的消极因素。
针对这种情况，杨度指出，世界各国从未有政府愿意自动召开国会以监督自己的，欲中国政府自动召开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官僚“心目中只有升官发财四字”，召开国会不利于“个人中饱，欲其赞成，不可得也”。因此，绝不应有依赖政府之心，要靠人民主动争取。只要大多数国民发动起来，“其势力已足于左右叱咤声中而促政府之倒矣”。
为此，杨度呼吁“天下贤者”起而组织政党，发动人民进行请愿，积极要求。
宪政讲习会成立后，杨度以该会名义发表意见书，呼喊人民重视自己的天职，奋起要求召开国会。
杨度不仅大力宣传鼓动召开国会，而且身体力行，组织同志上书政府，请愿召开国会。
1907年4月，杨度曾致书梁启超说：
弟于《中国新报》第三期已言国会之可即开，然仅此一报，不得为舆论同然之据，疑之者尚复不少，则虽结党，未必能遽盛也。弟意《新民报》及《时报》等合力专言开国会事，事事挟此意以论之，如此者二三月，则国会问题必成社会上一简单重要之问题。
梁启超痛快地接受了这个意见，复书说：“诚为良策。弟当遵此行之，并在《时报》上有所鼓吹。”
1907年9月25日，在杨度的努力下，宪政讲习会选派代表熊范舆、沈钧儒、恒钧、雷光宇赴京，将有一百余人签名的请愿书呈送都察院代奏。请愿书指出，“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资政院未有民选精神，不能代表国民。“非即行开设民选议院，使国家内部无上无下，同心协力，共济艰难，则国家终无自强之机，外患终无杜绝之日。”“非开设民选议院，使万机决于公论，政权广及齐民，则独裁之弊不除，内乱之源不塞。”要求朝廷“于一二年内即行开设民选议院”。清政府未予理会。
杨度等知道一纸请愿书达不到目的，毫不气馁。他相信，“有强压国民必败之政府，而无要求政府不胜之国民”，鼓动国民“接踵而起，与政府为再度、三度、十度、百度之宣战，非得勿休，非获莫止”。
杨度等人鼓吹召开国会及其发动领导的和平请愿促进了国人的觉醒。而清廷筹备立宪的迟缓不力，在涉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软弱态度，以及颁布限制人民民主自由的种种法律命令，又使立宪派认识到召开国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力地触发了他们要求召开国会的动机。经过立宪派的宣传鼓吹和组织领导，一个全国性的要求确定召集国会年限的请愿运动迅速展开。
在络绎不绝上书要求召开国会的过程中，帝国宪政会是要求召开国会较早的一个。
1907年10月，该会即发动菲律宾、新加坡和香港的华商数万人推举代表入京，呈禀农工商部，要求速开国会，“以重人民参政之权”。同年11月15日，澳洲的帝国宪政会和《东华报》也电请召开国会。1908年，帝国宪政会和南洋各支会都积极参加了请愿运动。
1907年12月，宪政公会、政闻社和预备立宪公会、宪政研究会商定发起各省士民签名，接着分头派员赴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南、江西、广东、河南等省活动。至1908年3月以后，运动渐次在全国各地展开。
政闻社：1907年12月，资政院总裁溥伦奉命赴日访问，梁启超觉得应利用这个机会表示意见。他考虑到若提出要求召开国会，必与熊范舆等的上书重复，也不会如其透辟，而且还可能引起政府惊恐，倒不如借资政院做文章，“以国会之组织寓诸资政院”，“为暗渡陈仓之计”。因为“资政院为明年即设之机关，若能采用，则明年即已见国会之成立”，实际上更快。所以，他写了一篇说帖，让马相伯和徐佛苏、侯延爽、长福在横滨呈交溥伦。内讲：既然设立资政院是为了树立议院基础，“则凡将来议院所应有之权限，今之资政院皆当有之”，包括完全的立法权、承认预算权、参与条约权和上奏弹劾权。其组织应含有上下两院性质，以半数议员备将来上议院之选，由钦选议员和各省咨议局派出的代表组成；以半数议员备将来下议院之选，全部民选。行政官本不能充任议员，只是中国属于草创，可以从权，人数宜少。对这个说帖，梁启超“自觉得意已极，巧言如簧，易于动听，又多为烘云托月之法，使易堕我玄中”。
1908年7月2日，政闻社致电宪政编查馆，要求三年内召开国会。电报说：开设国会，“中国存亡所关，非宣布最近年限，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且事必实行，则改良易；空言预备，则成功难”。“乞速宣布年限，期以三年召集国会。”
粤商自治会：1908年3月26日，他们讨论了联络各省和海外华侨要求召开国会的问题。次日又开特别大会，进行了专门研究。会上一致决定，“拟先由两粤联名，后联二十二行省，要求政府速开民选议院”。“政府许我以民选议院权利，我国民即担任海军捐之义务”，把认购海军捐作为“实行立宪之代价”。接着致函各省团体和预备立宪公会，提出联合在上海设立国会期成会，各省推选代表赴沪，妥议赴都请愿办法。并说请愿纵然不能如愿以偿，亦可“制造无形国会于国民脑根上，使为一致之进行，即以刺激普通社会，使自治能力之奋发锐进”，“其进步当不可以道里计”。5月下旬，由李戒欺领衔，自治会电都察院代奏，要求速开国会。
预备立宪公会：张謇、汤寿潜在1907年12月和1908年1月与蒯光典曾两度讨论国会问题。与此同时，该会参与了成立国会期成会的筹备工作。1908年3月，会董沈同芳致函董事会，提出讨论国会请愿问题。4月15日，董事会议决设立国会研究所，研究开设国会之顺序，撰拟草案，上之政府；联络各省商会、学会。后移书各省和立宪团体，派遣代表赴京请愿。
6月30日，正副会长郑孝胥、张謇、汤寿潜代表该会电宪政编查馆：
今日时局，外忧内患乘机并发，必有旋乾转坤之举，使举国人之心思耳目皆受摄以归于一途，则忧患可以潜弭，富强可以徐图。目前宗旨未定，四海观望，祸端隐伏，移步换形，所有国家预定之计划，执行之力量，断无一气贯注能及千三年之外者。若限期太远，则中间之变态百出，万一为时势所阻，未能践行。切望决开国会，以二年为限。
7月11日，再电提出同样要求。
国会期成会：这是1907年12月由宪政公会、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研究会共同筹商设立的领导全国请愿运动的临时团体。由于最初几个月江浙两省人民忙于抵制政府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研究会参加筹备工作较少。狄葆贤在致梁启超信中抱怨说：“上海社会于路事虽踊跃，然实状则中干。政闻与讲习会各三人来此，亦颇失望。昨日开国会期成会于宪政公会，到者不足二十人，因之不能成立。”后又因没有找到办公地点而拖延，直到1908年7月12日才召开了成立大会。速开国会为其唯一宗旨，其任务为向政府上请愿书，对国民进行教育。会中职员暂由在沪各团体职员轮流担任。7月19日，致电宪政编查馆，要求立即宣布召开国会的“最短年限，以安民心”。
在以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的呼吁与努力下，一场请愿速开国会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河南省：河南在请愿运动中走在各省前列，这是同宪政公会的努力分不开的。1908年3月，宪政公会的重要干部熊范舆、方表和罗杰先后抵达省城开封。经其发动，3月下旬，教育总会特在游梁祠召开大会，刊布传单，召集各府州县代表讨论要求召开国会问题。教育总会会长李时灿、方表、熊范舆、贺绍湘相继发表了演说。王敬芳最后发言说，“国会一日不成，即政治无从整理。吾豫宜急起从湘人后，速开全省大会，推举代表入京请愿”。与会者一致赞成，遂派人分头联络绅商学各界。同月26日，各府州县代表大会讨论了请愿办法，决定先刊布公启，撰拟请愿书，分府签名，汇齐再开全体大会，公举代表入京。5月24日，由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士绅组织的河溯学会也召开临时大会，当场签名。6月14日，熊范舆、李时灿等又召集一千余人开会，继续进行发动。清政府闻知，以为“实属不成事体”，电谕河南巡抚林绍年“严密禁止”。河南人民并不因此动摇，6月28日再开大会，决定赴京请愿。请愿书由在籍翰林院编修王安澜主稿，编修蒋艮领衔，签名五千余人。7月12日，请愿代表胡汝霖、杨源懋至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同月25日，陈州学界亦电政府，要求速开国会。
安徽省：1907年12月，安徽人士就发表宣言书，鼓吹请愿。1908年4月24日，全省60个州县的代表和士绅在省城安庆召开大会，公举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领衔，推选代表入都上书。5月，蒯光典致电资政院，代表全省请愿速开国会。7月29日，请愿代表许承尧、窦炎、方皋、江绍杰将有一万余人签名，要求“诏示速开国会年限”的请愿书呈递都察院。同月，宪政公会安徽支部亦公举代表请愿。
江苏省：江苏士绅原准备与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一起上书，因苏杭甬路款事而耽搁，5月17日才研究本省请愿办法。6月21日召开大会，通过了请愿书，推选了代表。请愿书由前翰林院编修繆铨孙领衔，要求“二三年之间开设国会”。孟昭常、雷奋当选为代表。7月29日，孟昭常、雷奋向督察院呈递了请愿书。
继之，盐城留日学生马为珑放假返乡，发动六县群众签名，作为江苏第二次请愿。8月24日，他召集盐城绅商开了一次动员大会，会后各区又分别开会演说，一时民情鼓舞，签名者达2万人。
吉林省：运动的发动者是吉林自治会。1908年5月，自治会与商务总会联名致电预备立宪公会，表示愿与各团体共同请愿。6月21日，自治会召开特别大会，专门研究请愿办法，指派人员撰写请愿书。24日，与商会联合召开全省大会，刊布了演说稿，通过了由自治会会长松毓领衔的请愿书。会后自治会刊发了《要求国会启》，号召各界同胞“大发热诚，联袂奋起，始终赞成，共襄盛举”。8月8日，请愿代表、自治会副会长庆山和参议文耆将要求“颁布开设国会日期”的请愿书呈送都察院，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共4668人。
湖南省：1908年3月10日，田雷光宇将湖南人民请愿书呈递都察院。5月21日，湖南人民又推举萧鹤祥、胡挹琪为代表进京催递，萧鹤祥、胡挹琪至都察院递交了催呈。6月12日，长沙召开了有三千余人参加的大会，一致议决另推代表，进行第二次请愿。7月上旬，签名者达一万多人。8月2日，二次请愿代表廖名缙、陆鸿第、易宗夔、仇毅将要求“速定期限，召集国会”的请愿书呈送都察院。
直隶省：1908年5月，杨度特赴天津演讲召开国会的必要性，极力鼓吹，号召各界人士立即行动起来。天津自治局参议阎凤阁、齐树楷、普育女学堂监督温世霖邀集一些人士开会，决定推举代表进京请愿。7月通过了请愿书，签名者一千余人。温世霖、孙洪伊、乌泽声、康士铎当选为代表。8月2日递交了请愿书。
山东省：运动始于6月下旬，省城发起的有侯延爽、王葵若等，烟台发起的有王著夫等。签名者约一千余人。代表于洪起、宋绍唐、陈命官、钱金榜于8月8日向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要求“两年开设民选议院”。稍后，登州、莱州、青州各处又有数千人签名，拟作第二次上书。
北京：北京绅民对请愿召开国会非常热心，原打算与直隶一起行动，后见直隶动作迟缓，怕落人后，始作单独上书之举。7月，工商各界联合一千余人，公推电灯公司总理冯公度领衔，要求“定期三年，召集国会”。8月2日，代表孙毓文等将请愿书呈上。
北京的八旗人士恒钧、常文、恒通、乌泽声、黄容惠、志恺、经勒武等以旗人“世受国恩，身经国难，对于国事有应尽之天职”，7月发出传单，集合同志，准备以八旗名义上书。八旗人士热烈响应，很快有一千六百余人签名。请愿书由恒钧领衔，提出三年召开国会。8月8日，常文、黄容惠递交都察院。
山西省：当别省国会请愿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山西还冷冷清清，旅居河南的山西籍人士麻席珍等感到很不光彩，于是特致书山西教育总会，催促迅速发动。山西教育总会立即邀请各界人士研究，运动于7月间开展起来。为使运动有统一的组织领导，教育总会会长解荣辂、崔廷献特组织了一个宪政期成会，入会者三百余人。接着分遣会员赴各府州县动员，签名达两万人之多。8月18日，代表常松寿、李凤翔、刘怀英呈递了请愿书，要求三年召集国会。
浙江省：浙江的运动是在汤寿潜的促进下开展起来的。6月，汤寿潜在上海电促本省各团体行动，浙江旅沪学会亦派叶景莱回省发动。吴雷川、胡焕诸人屡次邀集各界人士研究，以为现值暑假，各团体大半散归乡里，召集不便，决定将传单和签名册分发11府，签名后即派代表来省，8月10日召开大会，公举代表入京。旋接北京同乡电催，便将大会提前于7月28日召开。会上通过了由汤寿潜主稿的请愿书，选出了代表。请愿书由前礼部侍郎朱祖谋领衔，签名八千余人，其中包括驻防旗人吉尔哈新、贵林、闻训、瑞恒等人，还有五百多名天主教徒。8月20日，代表叶景莱、邵羲、蔡汝霖前赴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国会迅速成立”
广东省：除粤商自治会以本会名义请愿外，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也刊布传单，分发各地签名，召集各界人士开会，讲解国会的意义，发出号召。社员梁肇修、张端、王颂清、邓廷铿均自告奋勇，报名充当请愿代表，自备川资赴京。请愿书领衔人杨晟、梁诚、张振勋皆为社内主要成员。在粤商自治会和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发动下，全省签名者1.1万人。但代表出发较晚，进京后正在缮写请愿书时，朝廷已宣布了立宪年限，因而请愿书未再呈递。
这样，在杨度的号召与鼓动下，到1909年，要求召开国会国会之声，已经日日响彻于国人之耳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