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的风云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是袁世凯。
在清末，这位枭雄以编练北洋新军为机缘，确立了他在国内军事上的权威地位。
袁世凯是承受李鸿章衣钵发展起来的,他看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政治斗争的基本规律：军队之外,就是外交。一旦将此二柄握在掌中，就会无往而不胜。因此，在1901—1907年的六年间，袁世凯利用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这一显要职位之便，不断向清政府索取权益，在实施新政的合法条件下，运用官场权术，从军事、外交等方面入手，迅速发展，培植了一个由他控制的、占据国家重要部门与要害地位的军事官僚集团，袁世凯的地位与影响的迅速上升，使他成为清末十年中最亮的一颗政治新星。
在军队方面，袁世凯是一直紧抓不放的。
著名的治史大家罗尔纲先生在《晚清兵志》一书中，对北洋军成为袁世凯势力的机缘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很能说明问题。罗尔纲认为：
清末编练陆军，对内动机原起于欲集权中央，而献此策的人就是袁世凯。从当时的设施看来，特设练兵处于中央，以亲王总司其事，由练兵处厘定军制，划一全国编制，一扫咸同以来督抚自专兵柄，各省自为风气之弊。其后甚至将道光以前绿营兵政分寄督抚的旧制亦行废除，而将各镇兵政直隶于陆军部，督抚不得过问，一时间中央集权之制雷厉风行，无以复加，兵权既完全集中于中央，则不应有兵归私人的事发生，乃当时全国陆军最称精强的北洋六镇，以至皇室的禁卫军却都成为袁世凯一人的势力，其原因又在哪里呢?
要追寻这个机缘，应对清末练兵全局作全盘的观察。事实上，练兵一事倡议于袁世凯而决定于慈禧太后。袁世凯声望才识魄力都足以胜此任，其人因戊戌政变时效忠于慈禧，庚子之变、两宫流亡之时对朝廷的良好表现，又为慈禧所深信，而其所陈练兵宗旨复为慈禧所乐闻，故慈禧遂决策无疑委袁世凯以练兵的事权。但慈禧对袁世凯并不是一无防范的，其练兵处的设立，特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而以袁世凯为会办。这是仿光绪中创建海军设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为总理，李鸿章为会办前例。不过事例虽同，而实质则不同，海军衙门只是一个摆空架子的机关，无事功可为，论者称为修颐和园衙门。练兵处则雷厉风行办理全国练兵筹饷事，而奕劻庸碌无能，对练兵事一无所知，复为袁世凯所巴结，又喜其人，于是练兵处事权，实际上落在袁世凯一人之手。袁世凯在北洋亲自选将练兵，京师练兵处则广布心腹，练兵处提调徐世昌就是袁世凯的好友，系他所奏保，其军政司正使刘永庆、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学司正使王士珍都是袁世凯部将，而由他奏派。故练兵处虽是中央特设统筹全国练兵的中枢，实则和袁世凯私人机关无异。
当练兵处成立时，御史王乃征曾经上奏请朝廷收回成命，他说，古今中外不闻举国兵柄利权挈而授予一人之理。练兵之事，大权握在袁世凯一人之手，枝重有拨本之嫌，尾大成不掉之势。王乃征可谓有先见之明，但奏上朝廷不察，于是练兵处从开始即归袁世凯掌握，袁世凯乃得假中央的权威以行个人掌握兵权之实，征全国的财力，以养北洋六镇的兵。故咸同后，督抚专政不过造成中央政令不行的局面，而袁世凯则据练兵处挟中央以令各省，兵权饷权都操于一人之手，兵将都为心腹，即禁旅亦为爪牙。迨大势既成，清室始惶惶然以收袁世凯兵权为急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抽出北洋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镇划为近畿四镇，归凤山节制，就是对袁世凯而发。其后袁世凯被罢斥，第二、第四两镇一并归陆军部管辖，以为如此就可收袁世凯兵权以归中央，而不知积重难返，魁柄已无可挽回。到辛亥革命起义，清廷终不得不起袁世凯以指挥诸镇。于是袁世凯遂因势乘便以倾清室。稽其由来，其机缘虽微，却仍是班班可考的。
罗尔纲先生这个观点可谓洞察其中。北洋六镇的练成及其为袁世凯北洋集团所私有这件事表明，袁世凯作为清末军事权威的地位已经不容置疑地固定了下来。
在外交方面，新政时期，国家外交权力落入袁世凯之手，这是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1907年秋，袁世凯入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在与外国列强的交涉中，鉴于他的前任由于“因循延宕，积为外人所厌”，袁世凯“乃以爽快出之，故使馆人大感佩”。袁世凯在清末新政期间的外交活动，赢得了列强的好感与信任，为列强在辛亥革命时期支持他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
宣统年间，清皇族与袁世凯集团矛盾尖锐化，摄政王载沣碍于袁有北洋军队和列强的支持不便杀之，只得以“足疾”为由令袁“回籍养病”，然此谕一下，各国公使对于撤退使馆驻兵之事拟即缓行，而欧洲各报纸及商业家尤恐此后有非常之变动发生其间。就在袁世凯下台后没几天，《泰晤士报》便发表社论，以夸张的语调盛赞他的所谓“才能、进步立场”和“对朝廷的伟大贡献”，说他是个“被满人侮辱性地赶下台的伟人”。武昌起义后没几天，四国银行团、美国公使嘉乐恒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就扬言要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声称“没有人比他更适于充任汉人和满清皇室之间的调人角色了”。由此可见，列强寻找代理人，扶植地方实力派，削弱和分割了清政府中央的权力，提高了袁世凯集团的地位和影响。
毋庸讳言，至清亡前夕，袁世凯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已经拥有颇高的威望。他与列强驻华使节、立宪派人士、清朝文武官员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得到他们的信任与拥护。同时，他也得到广大社会人士，包括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一定程度的拥护与信任，可以说，声誉赫赫，人心相向。特别是他控制着中国最精锐、最强大的北洋陆军，还有由他一手培植的具有雄厚实力的北洋官僚集团，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军事、经济、内政、外交等关键部门，唯袁世凯之命是从。民国初年，袁世凯自己也常拿外交实力和军事实力吓唬人:我很想回乡下去享福。但是，外国人只相信我，没有我中国就有被瓜分的危险；北方军队都只服从我，没有我全国秩序就难以维持。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我不能不牺牲个人的幸福，担任这个繁重的职务。
当然，袁世凯之所以获得这种声望和地位，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从他的政绩中检验出来的。他的政绩体现了他的才干、志趣与抱负。
在清末重大历史事件中，袁世凯皆参与其中并且表现突出。他初出茅庐即出使朝鲜，果断干练，扑灭“壬午兵变”，挫败“甲申政变”，稳定朝鲜政局；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作为一个不大起重要作用的官员，褒多贬少；他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博得维新之名。戊戌告密一事曾使他声名狼藉，但到辛亥革命期间，时过境迁，袁世凯又与梁启超言归于好，告密丑闻已不能再构成对他声誉的损害；从小站练兵开始，他创建了中国近代化军队，博得了中外人士的普遍赞赏；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稳定山东局势，未遭战祸波及；参与“东南互保”，推动《辛丑条约》的谈判，在中外政界中获得了很高的赞誉，被称为“强者”；他推动清末“新政”的发展，坚持废除科举制度，积极创办新式教育；回收利权，推动实业与近代交通的发展；建立巡警制度，把司法与行政分离，创前人之所未有。继而他参与推行君主立宪活动，奏请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率先办理地方自治，力主改革官职，实行责任内阁制。他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清政府推行“新政”的有力人物，且收效显著。这对于促进政治革新、社会前进是有益的，所以人们把他视为与日本明治维新之伊藤博文、大久保齐名的世界风云人物。民初著名记者黄远庸说袁在“前清北洋时代，威望隆然，海内之有新思想者，无不日以非常之事相期望”。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袁世凯就是凭借政绩与北洋军事官僚集团的力量，取得了政坛上的实力地位，并赢得了威望。
摄政王载沣将袁世凯削职回籍后的时期，恰恰是清政府日益腐朽，陷于灭亡的边缘的年代。这时袁世凯的声望不仅不衰，反而更加成为中外各方面政治势力最为关注的人物。到辛亥革命前夕，袁世凯已经成为当时时局的政治重心，各派都在极力地争夺。袁世凯的政治军事权威地位已经使当时社会普遍形成了“非袁莫属”的心理状态。随着时局的日益糜烂，这种心理和影响也随之更加弥漫起来。这就为北洋集团趁辛亥革命之机实现从地方走向中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09年8月，袁世凯在洹上度过了他遭谴回籍后的第一个生日，时年虚龄51岁。去年生日，袁世凯在北京正红得发紫，50岁大寿办得盛况空前、极尽风光。今年此刻，今非昔比，袁世凯本不想张扬，只打算悄无声息地过去。但是，写贺信与前来祝寿的文武官员仍然络绎不绝。仅袁世凯复信致谢者就有30员之多。他们有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西巡抚冯汝骙、山东按察使胡建枢、学部侍郎严修；北洋袍泽张勋、段祺瑞、刘冠雄、王英楷、蔡廷干等人；直隶省官员言敦源、齐耀琳、蔡绍基、冯汝桓等人；驻外使节张荫棠；河南卫辉府、汝宁府等地的父母官，等等。寿诞之日，张勋等北洋军人又行祝贺之礼。一个赋闲在家的罪臣竟有如此大的威力，这在清代的历史上还真不多见。
从1908年底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回籍，到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袁世凯在彰德蛰伏、韬光养晦的二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袁世凯的声望不仅不衰，反而形象更加高大，成为中外各方面政治力量最为关注的人物。各种新闻媒体对之报道的消息不绝于道。据《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一书中统计，仅天津的《大公报》与奉天的《盛京时报》两家报纸的报道，有关袁世凯的消息就达106条之多，其中涉及呼吁他“出山”的消息就有64条之多。在呼吁袁世凯出山的人物中，在中央有皇族载涛、枢臣奕劻、那桐、徐世昌、陆传霖、陆润庠等人；在地方有封疆大吏锡良、赵尔巽、李经羲、陈夔龙、张人骏、孙宝琦、朱家宝、冯汝骙、陈昭常、宝棻、增韫、何彦昇、端方等人；有立宪派领袖张謇，北洋将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另外，还有未指名的“某阁老”、“诸大老”、“某有力者”等。一句话，凡是有资格上言的重量级人物，无不在为袁世凯重返政坛在做努力，他们在请求清廷给袁世凯一个效忠的机会，让他为时局尽一份力。但是，袁世凯的复出与否，取决于清廷。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载沣是不会起用这个令他寝食不安的军界强人的。事实是，至武昌起义发生、大局糜烂前，清廷始终没有明确透露出让袁世凯复出的意思。清廷不召，袁世凯自不会去主动请缨。况且，面对清王朝危机四伏的现状，聪明如袁世凯者也绝不会在时机不成熟时贸然而出。因此，面对四面八方各种身份的人士让他出山的呼声，袁世凯以矜持的拒绝做出了一副“不复作出山之想矣”的姿态。实际上，他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局势的变化，捕捉复出的最佳时机而已。
武昌起义发生后，为了镇压起义，清政府以惊人的速度做了一次徒然的努力。由陆军大臣荫昌亲自率领的第一军迅速南下，军咨使冯国璋率第二军为策应，海军统制萨镇冰督率巡洋、长江两舰队急调武汉，企图“定乱”于俄顷之际。但是，革命如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到其他省份，清军大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之感；尤为严峻的是，清廷苦心孤诣编练的新军一镇接着一镇地倒向革命。在已编练成军的14个镇、18个混成协和另有未成协的4个标中，竟有7个镇、10个混成协和3个标相继反正和解散、败散。而手中仅存的北洋六镇又不能真正控制住。正如荫昌所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踢呀？”堂堂的陆军大臣竟然抱怨一个人马也没有，岂非咄咄怪事哉？原来，北洋六镇的将领们多是袁的心腹，袁世凯虽然去职，但其影响仍在，别人指挥不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载沣被迫重新起用待价而沽的军界铁腕袁世凯。这是由于各省光复后，清朝大势已去，但形势发展方向仍很难预料。因为当时社会的混乱局面是有目共睹的，帝国主义列强也更加虎视眈眈。面对南北对峙局面，由谁来出头收拾呢？是将革命向前推进，迅速结束清朝的反动统治；还是尽快地将南方的革命烈火扑灭，恢复原来的专制统治呢？清政府、南方革命政权中的重要人物都多少作了一点尝试，但都很难成功。环顾海内，此时似乎只有袁世凯才是收拾时局最佳人选。
辛亥革命为袁世凯重新翻盘提供了机会。没有辛亥革命，在皇权体制下，袁世凯很可能会终老于林泉。但没有袁世凯对清政府的背叛与想夺取政权的野心，辛亥革命的前途似乎也很难料定。
因为，此时的袁世凯重兵在握，他所一手培植和始终暗中控制的北洋军队是无人可以匹敌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清政府的依靠力量，而南方政权军队又大多是临时组织而未训练的新兵，战斗力相对不强。可以这样说，当时只有袁世凯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力量。他也因此成为南北双方争相利用的抢手货。南方许其以临时大总统职位促其早日“反正”，结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清廷则不得不屡次为其加官晋爵，以致使自己的命运完全捏在袁的手中，为其彻底出卖自己创造了最为充分的条件。这个千载难逢，或者说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机遇”出现在袁世凯的面前，何去何从任由自便。
拥兵自重，并不等于处理任何事情时都能游刃有余。能使自己成为南北方争相拉拢的人物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的。为此，袁世凯为了达到目的，还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
清王朝把命运托付给袁世凯，希望依靠这位北洋新军头面人物能把起义镇压下去，但这种打算未免过于天真。如果说在光绪和慈禧太后去世之前，袁世凯还能听命于清朝的话，现在，能将袁世凯与清廷联系起来的因素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只不过袁作为清朝的一个老臣，面对清朝统治者的“孤儿寡母”，不好撕破脸皮自己起来推翻清王朝罢了。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历史条件已经为袁世凯取清廷而代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当时的袁世凯虽在河南的一个小小的乡村养病，但几年的宦海生涯和他的老练精干，使他对当时的政局洞若观火。
武昌起义的次日，适逢袁世凯的生日，他的党羽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袁乃宽、王锡彤、杨度等咸集洹上村，为袁祝寿。正当寿宴进行之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举座皆惊。袁世凯意识到此乱非洪秀全、杨秀清可比，决心应时而出，待机行事。但问题极为复杂，还有曲折。袁世凯心中有底，并不等于要立即表态。当时，倪嗣冲、段芝贵劝袁乘机而起，称王称帝，黄袍加身。其亲信幕僚张一麟也说乘此“天下大乱，民无所归”之际，登基称王。袁克定也赞同此举。袁世凯毕竟老练，眼光要远大一些，从他以前主动与孙中山、黄兴联系，反清之意，早已流露，但问题太大，他反复思忖，认为此招风险太大，时机尚不成熟。他认为：1.袁氏世受清室恩遇，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为后世所诟病；2.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骏（两江总督）、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李经羲（云贵总督）、升允（陕西抚巡）均具有相当势力；3.北洋旧部握有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4.北洋军力未达到长江以南，即令称帝，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5.南方民气发达程度，尚看不透。人心向背，尚未可知。据徐世昌后来回忆说，由于上述五方面的考虑，袁世凯没有急于称帝，而倾向“表面维持清室”，等待形势发展，再行计较。
袁世凯确有勃勃野心，也很有谋略和手腕，但他的成功，并非像后来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
他对自己的清朝主子忠心不足，异心有加。武昌起义爆发，冯国璋随同荫昌南下路过彰德拜见袁，袁吩咐他不必急于作战进军，而应“慢慢走，等等看”。
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事宜，他并不马上答应，反而提出六项要求，分别取悦于立宪人物、革命党、南方旧官僚，更主要是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权力。
清廷于10月27日又任命他为钦差大臣，部分答应了他的条件，他仍不出来。
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10月30日，清廷答应了袁世凯要求的全部条件，袁世凯总算答应出山收拾时局了。出山后，他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既要利用革命政权，也要利用清政府，最后把权势集中到自己手中。这就是其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所透露的，“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挟制北方”。但要达到这个目的也不容易，分寸并不太好把握。如果很快就把革命党镇压下去，清廷还是有力量铲除他的，也许就像武昌起义没有发生过一样；过早地结束清政权，不要说从南方捞不到什么好处，或许革命党人还要把他当成新的革命对象。因此，在没有确实弄清两方面意图、没有掌握全部主动权之前，他做了一系列尝试。最突出的就是武汉战争。
岑春煊在《乐斋漫笔》一书中写道：
是时袁世凯出任组阁，发起和议，南北代表，群集于沪上。实则世凯手握强兵，直压武汉，外挟民意，以制朝廷，使双方皆受其指挥，而坐收渔人之利，计诚狡矣！
11月1日，袁世凯南下督师当日，冯国璋攻占了汉口。袁世凯立即命令停止前进，派自己的亲信分别试探黎元洪和黄兴的态度，想以此触动革命党人开出价码。在武汉军政府拒绝了袁世凯的君主立宪主张后，袁看到还需要进一步威胁革命党，便命令冯国璋于11月27日攻占了汉阳，直接威胁武昌。此时，黄兴出走，黎元洪避而不出。但袁世凯又“手下留情”了，再次提出议和。这时帝国主义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一出由列强导演、袁世凯出面、立宪派推波助澜的“南北议和”的“文明戏”就此开场。
同样，在北方，对袁来说，宗社党和北洋军中的革命党同样可怕，同样使他有腹背受敌的感觉，同样牵制他使他不敢四面出击，北南并举。袁世凯应付这种内外交困局面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十分贴切：“诸君知拔木之有术乎？专用猛力，木不可拔。即拔，木必折断。惟用左右摇撼之一法，摇撼不已，待至根土松动，不必专用大力，一拔即起。况清室有类几百年大树，岂易拔者！”他一定认为：清政府是否立宪或者退位，只能视袁世凯他个人政治上的需要而定，而不能由革命党、立宪派或是宗社党人来决定。他必须以北方唯一真正的实力派自居，这是他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左右政局发展的根本条件。如果听任异己力量（无论是革命的或是保皇的）在北方滋长壮大，他就有被逐出政治舞台的危险。时势迫使他采取的方略只能是“先北后南，远交近攻”，即先倾全力扑灭北方军队中的革命力量，以杜塞宗社党责备他畏葸不前的攻讦，向舆论界表明他对清室的“忠诚”，洗刷他那“活曹操”的恶名；同时，佯装一团和气坐下来与南方革命党和立宪派谈判，将敌对势力尽可能化为和亲势力，再以此为资本向清室邀功，进而以“逼宫”的手段达到他梦寐以求的政治目的。
在战略方针已经决定的情况下，袁世凯开始出山收拾时局。其实，袁之志在得天下，不出，名不正难争权势，难以组织袁氏战线，遑论争天下呢？在这种情况下，袁决意东山再起，重登政治舞台。
第一步，袁利用当时清王朝处在四面楚歌的形势，首先夺取湖北前线的军政大权。
他迫使清廷接连下了四道上谕：1.调荫昌“回京供职”；2.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即此次所派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并保证“此次湖北军务，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3.拨出内帑银一百万两为湖北军费；4.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第二军由段祺瑞接任总统。同时，他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名义调兵遣将，发号施令。先奏派王士珍督办湖北军务，令他添募新兵12500名，编为湖北巡防营驻守京汉铁路沿线，以巩固北洋军的后路。继而奏派倪嗣冲为河南布政使，令其在豫东一带招募数营，进占皖北颍州，保证北洋军侧翼的安全。接着，在湖北孝感以北之花园设立司令部，以陆锦为参谋长，段祺瑞等主管司令部的各项工作。这样，湖北前线的军权便完全转移到袁党的手中。
第二步，稳住直隶，控制北京。
袁世凯的意图不是单纯地对付湖北的起义军，而是要趁机攫权，为此，他采取了下列措施：
1.密令北京的心腹梁士诒等“着手为政治运动”。他指出“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政治，头绪棼如，正赖燕孙（梁士诒）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少川（唐绍仪）预为布置”。随之，梁士诒、唐绍仪、徐世昌、赵秉钧、杨士琦、袁克定、杨度等人在北京开始为袁世凯攫取更大的权力，而紧张地进行幕后活动。
2.派赵秉钧入京勾通奕劻，调姜桂题所部毅军进驻北京城内，把守九门要冲。由梁士诒与赵秉钧合谋，借助毅军的势力，由赵代满人桂春署民政大臣，强制遣散旗籍巡警而以汉人代之。从而控制了北京的局势。
3.面对京畿附近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与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的“反叛”现象，派部下周符麟潜赴石家庄刺杀吴禄贞，以李纯继为第六镇统制；通过徐世昌授意心腹潘矩楹逼迫张绍曾离开第二十镇,由潘代理第二十镇统制，从而又把京畿军权重新控制到自己的手中。与此同时，袁世凯又命令曹锟、王怀庆率部镇压了通州革命党人的起义。至此，直隶清军中的革命力量均为袁所镇压，袁的后方得以巩固稳定。
第三步，就任内阁总理大臣，把清政府的权力完全控制到自己的手中。
袁世凯出山当天，汉口即被攻下，载沣在自己控制局势发展无望的情况下，解散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在梁士诒、唐绍仪、段祺瑞、张锡銮、赵秉钧合力斡旋，分途布置下，袁世凯入京就职。袁世凯组阁，立即把自己的党羽和朋友充入内阁，如外务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度支大臣严修，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学部副大臣杨度，邮传部大臣唐绍仪（先后由杨士琦、梁士诒署理）等都是明证。为了掌握中央军权，他组阁后，首先罢免军咨府大臣载涛和毓朗，而由自己的朋友荫昌与徐世昌接替。其次，迫使载沣交出“监国摄政王”的大印，退回藩邸。同时，调冯国璋入京，接任禁卫军总统。不久，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而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这样，袁就接收了清廷统治下的全部权力，玩弄皇太后与幼皇上“孤儿寡母”于股掌之上。
第四步，主宰南北谈判，准备夺取国家最高权力。
袁世凯在取得责任内阁总理大臣，完成了攫取清政府大权之后，便开始了他的第四步骤，即取得全国的权力。他的策略是在依靠人心所归和雄厚的军事地位的基础上，拉拢立宪派和列强做其帮手，以倡言君主立宪向革命党施加压力，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反过来，又以革命党要求共和逼迫清室逊位。即“以北方兵力威胁南方，又以南方民气恫吓北庭”。
第一手，向南军伸出橄榄枝，先后派自己的部下蔡廷干、刘承恩、唐绍仪、杨士琦到汉口与上海分别与南军和谈，以摸清南军意图，威胁利诱，迫其就范。
第二手，派遣心腹阮忠枢通告各地自己的党羽。“目前要义，当在保持地方秩序，固结军人团体，联合各界感情，增长北方实力，最为当务之急。”巩固北洋团体，推向新的权力高峰，这是袁世凯及其党羽朝夕盼望的大事。12月袁命令曹锟、卢永祥率第三镇进占山西，从革命党手中夺回娘子关、太原，委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命令齐耀琳为河南巡抚，镇压当地革命党。授意自己亲家山东巡抚孙宝琦取消独立，并令第五镇镇压当地革命力量。倪嗣冲、赵倜、周符麟则分别向皖北、陕西进军，作出遏制革命军的架式。派张镇芳署理直隶总督，严密控制直隶。密派段芝贵、张锡銮前赴东北三省，说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拥袁共和。袁的这一手意在万一革命党人不履行诺言，不屈服自己，他拥有华北就可以自行组织政府，与南方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