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或乎？投笔方为大丈夫。”
这是革命家黄兴早年在两湖书院所作的《笔墨铭》。透过这首短暂的《笔墨铭》，可以看出，他的志向已是喷薄欲出。
黄兴，字克强，原名轸，字廑午，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龙喜乡凉塘人。
辛亥革命时期，他是与孙中山并驾齐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在中国反清革命历史上，一直是孙、黄并称。
黄兴是在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与国家危机的刺激下，毅然决然地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
1874年10月25日，黄兴出生在湖南一个富足的地主家庭中。黄兴的父亲黄筱村，青年时期就考中了秀才，书读得好。黄兴5岁时就跟父亲发蒙读书，9岁入塾，15岁入长沙岳麓书院，20岁补县学生员，1898年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这一年，光绪皇帝下诏变法维新，黄兴十分关心国家政治的改革，同情康、梁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1900年，在武昌，黄兴参与了自立军起事的密谋。他协助唐才常、林圭等人运动清军中的湖南籍军官保持中立。这是黄兴第一次从事运动军队的工作，初步了解了清军内部的状况，为他以后策动新军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01年夏，黄兴毕业于两湖书院。次年6月，被派赴日本，官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黄兴怀有救国救民的大志，决心从事反清革命。他虽然进了弘文学院的速成师范科，却把主要精力用在课外的学习和活动上，这使他很快成为留学生中一位很有号召力的人物。
黄兴爱好军事，课余聘请日本军官教授军事学，努力学习各种军事技能，以便在日后的反清生涯中做到学用并举。
1902年11月，黄兴与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梁焕彝、樊锥等发刊《游学译编》杂志，比较系统地翻译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宣传反满和主张建立民主政治政体。不久，他们又设立湖南编译社，准备有计划地翻译介绍西方具有重大价值的著作。
黄兴热心政治活动，富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同志，是留日学生中湖南学生和军校学生当之无愧的领袖。
1903年，他在拒俄运动中积极参加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自告奋勇担任军国民教育会的归国运动员，预备前往湖南、湖北和南京一带活动。他曾愤慨地说：“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
1903年5月，黄兴毕业于弘文学院，月底，他由军国民教育会派遣，离日归国，以运动员名义回湖南策划反清革命活动。
这年夏初，黄兴由日本回国，先到上海和当地的革命分子计议革命运动的开展。这时，长沙明德学堂创办人胡元倓在沪招聘教师，黄兴应邀回乡任教。途经武昌，黄兴在母校两湖书院发表演说，号召以改革政体来维护国家的生存。知府梁鼎芬闻讯大怒，悬牌将黄兴驱逐出境。黄兴犹流连八日，坦然地将随身携带的四千余册《革命军》、《猛回头》等宣传品散发给当地军学两界后，方才从容登舟离开武昌回到长沙。
胡元倓（1872—1940），是湖南新学界的领军人物，字子靖，湘潭人，1902年官费赴日，同年毕业于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回湘后即致力于创办新式学堂，明德学堂就是他一手创办的产物。
黄兴回到长沙以后，就在明德学堂主持新开办的速成师范班，同时又在经正学堂、修业学堂、实业学堂和民立第一女学、安徽旅湘公学兼任教员。他白天在学堂授课，晚间筹划革命，借教书作掩护，鼓吹排满思想，暗中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
黄兴担任明德学堂教员期间，不仅主持明德学堂的师范班，而且兼任中学的历史、体操与小学的地理、博物等课程，他的教学方法深受学生欢迎。在黄兴和其他进步教师的影响下，很多学生都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他们纷纷走上革命的道路，积极支持黄兴的反清革命事业。
在此前后，湖南新学界另一领军人物是周震鳞。
周震鳞（1874—1964），字道腴，宁乡人，两湖书院毕业，办有修业、敬业学堂，宁乡中、小学堂等校和《俚语日报》。1904年，长沙共有学堂34所，而民立学堂即达19所。周震鳞与胡元倓互相提携，支持他们办学的，除赵尔巽外，还有湘籍大吏龙湛霖、袁树勋、谭钟麟等人。
胡元倓倾向反清革命，他与黄兴刊刻了数千册《猛回头》、《警世钟》，散发到军学各界，积极扩大革命宣传。湖南新学界的活跃，给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通过胡、黄等人的邀聘，留学生和外省的革命分子叶澜、秦毓鎏、翁巩、华鸿、苏子谷、张继、曹亚伯等人也都先后来到长沙任教。
1903年11月4日，黄兴30岁生日。友人刘揆一、章士钊、彭渊恂、翁巩、柳聘农、周震鳞、胡宗畹、张继、陈天华、宋教仁等人设宴为他祝寿。在宴席上，众人商定建立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推举黄兴为会长。
华兴会成立后，在长沙联升街设立了机关。为了避免引起清政府的注意，这个机关对外名称是兴办实业的“华兴公司”，标明公司的任务是“兴办矿业”。华兴会的骨干都是公司的股东，会员通讯也都用商号作为化名。
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先后加入华兴会的有陈天华、杨笃生、宋教仁、刘道一、叶澜、吴禄贞、李书城、易本羲、陈方度、李燮和等人。华兴会的骨干几乎全部都是来自长沙及湖南、湖北的新式学堂的师生。
可惜的是，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见到任何留下的有关华兴会的政治纲领性的文件。
华兴会的著名人物大半都是革命实干家，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研究夺取革命胜利的策略和方法上面。
黄兴根据他对中国情况的认识，不赞成模仿英法资产阶级从首都发难、一举成功的办法。他主张从一省首先发动，各省响应，最后在星火燎原的形势下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黄兴反清的策略与战略是：
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然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藉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移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惟相顾而莫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合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
黄兴提出的这种反清策略和战略，革命党人称之为“地方革命”。这是黄兴在对国情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它比较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势，以后革命党人发动的多次起义，实际上都是按着这种战略进行的，只是在武昌起义发生之前，革命党人始终没有能够做到将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没有能够发动全国的反清力量“直捣幽燕”。
在黄兴提出的革命战略与策略中，会党受到充分的重视，被视做武装起义的重要力量来源。
早在日本时，刘揆一就向黄兴强调过会党的作用。他说：
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取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多可赞叹……其不肯枉法，与视死如归，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
会党自成组织，和下层群众有较广泛的联系，有相当的团结力和号召力，革命党人想收速效，不准备耐心地去民间直接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当然首先只能看中会党，并且借重会党的力量。
华兴会成立后，其联络运动的对象，除学界外，主要是会党和军队。为此，黄兴另外专门成立了两个小团体，一个是黄汉会，专门负责运动军队的工作；一个是同仇会，专门负责联络哥老会。当时，湖南的新军刚刚开办，旧式的巡防营一时又难以下手。因此，黄兴把工作的重点还是放在联络会党的上面。
当时在湖南，会党中势力最强大的，是马福益做龙头老大的哥老会。
马福益（1865—1905），又名乾，湖南湘潭人，早年曾在江南当营勇，后参加哥老会，因事被斥革。回乡后，得地方势力许可，在醴陵渌口（今株洲市）地方开堂放票，招收党徒。马福益为人富有胆略，英勇果断，豪爽公正，仗义疏财，很有人缘。因此，他的势力逐渐遍布于长沙、衡阳、永州三府城乡，徒众达万人之多，其势力甚至远达江西、湖北两省，在湖南与湘赣边界拥有相当的影响。
黄兴早就听说过马福益的名声，准备同他联络。正好刘揆一的父亲在湘潭当衙役，救过马福益，两家相识，因此，华兴会便推刘揆一前去联络。刘揆一携带黄兴的亲笔信往会马福益，用反满的民族思想劝说其反清，经过耐心的说服工作，马福益欣然同意和华兴会合作。
1904年初春，黄兴由刘揆一陪同，他们身穿短衣，脚蹬钉鞋，头顶斗笠，冒着风雪走了30里的夜路，到湘潭荼园铺矿山一个岩洞中与马福益相会。在熊熊的柴火之旁，三人席地而坐，共商起义大计。他们决定于夏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70生日时，在长沙皇殿预埋炸药，炸毙来行礼的湘省大吏，乘机起义。经过讨论，黄兴被推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副总指挥。马福益用煨鸡好酒盛情款待了二人。归途中，黄兴兴奋长吟：“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对此次会党工作的顺利开展充满了喜悦。
华兴会为这次起义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
此时，胡宗畹、宋教仁也在武昌设立华兴会支部，推动武昌科学补习所的活动开展。科学补习所的活动，乃是华兴会发动长沙起义准备的一部分。陈天华化名去江西游说巡防营。当时，邹永成在江西联络会党、军队，组织“黄自强公司”，也和华兴会相联络。谭人凤、李燮和在宝庆一带联络学界、会党，等待响应。刘揆一应聘任醴陵中学堂监督，协调会党与湘赣军队的联合。杨笃生、章士钊在上海和东南革命党人联络，作为外援。此外，安庆、九江、南京、杭州的革命党人也皆设有响应起义的联络机构。黄兴亲自往返于湘鄂间布置，统筹全局。
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因为经费困窘，黄兴卖掉了父祖遗留下来的近300亩田产，龙璋、张斗枢、彭渊恂、柳聘农、陆鸿奎、刘揆一、杨笃生等人也都提供了一部分经费，合计筹到2.3万，以此来购买起义用的枪械弹药。
马福益将其部众配置为东、南、西、北、中五路，由谢寿棋、游德胜、萧贵生等为正副总办，负责组织队伍。他们发放华兴、同仇飘布万余张，邀集两湖会党共同参加起义，各路会党队伍都静候华兴会派出指挥和监军前往领导。华兴会为加强约束，仿效日本军阶将会党编成军旅，以黄兴为大将，刘揆一为中将，马福益为少将。8月，浏阳普集市牛马交易大会期间，黄兴派刘揆一、陈天华等前去会晤马福益，举行授予少将仪式，并赠与长短枪、马匹，用以巩固同会党的团结。
但是，这次起义的组织工作准备得并不充分。临时的协议和虚张的声势经不起残酷的斗争，甚至也经不起偶然的过失。华兴会的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缺乏严格的纪律和斗争训练。会党为维护内部的统一，有森严的会规，但他们在社会上的散漫行为却不适应重大的政治行动。因此，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这次起义的流产。
事实上，号称湖南“土皇帝”的王先谦一直在窥伺着新学界的动向。他利用门徒、新学界败类刘作楫同胡元倓一派人对抗。1904年5月，赵尔巽离任，陆元鼎署湖南巡抚，王即与陆相勾结，公开摧残进步学堂。王、陆十分注意华兴公司，扬言这是革命党。迫于形势险恶，黄兴等加速起义的准备。但是，一个华兴会员却在无意中走漏了消息，被刘作楫侦知，报告给王先谦。王急向陆元鼎告密，要求逮捕黄兴、刘揆一等人。陆元鼎因有人劝阻，没有立即捕人，命巡防营严加侦缉。官厅的侦探结识了会党的五路巡查何少卿、郭鹤卿，伪装要好，赚得实情，在醴陵车站将二人捕送省会，很快，二人供出了革命党准备在长沙等地起事的计划。10月24日，清兵出动捉人，搜查华兴会机关。黄兴这时正在侍郎龙湛霖家中议事，龙的儿子绂瑞慨然藏宾，并亲往长沙中学堂将华兴公司的文件取出销毁。刘揆一等人纷纷走避，会党首领游德胜、萧贵生被捕。游、萧在严刑之下招供出详细的内情。官方搜捕更加紧急，但因没有确凿证据，华兴会的人员没受到损失。黄兴在龙家躲了三天，又转移到吉祥巷圣公会，由教士黄吉亭等加以掩护。11月4日，游德胜、萧贵生遇害。待风声稍缓，黄兴便化装出走，由黄吉亭、张继等人护送，经汉口转赴上海。
至此，华兴会准备的长沙起义宣告流产。
此前，黄兴一直用着本名“轸”，黄吉亭在汉口船上分别时，暗地嘱咐他说：“到上海时，即来一电，只拍一‘兴’字，即知君平安无恙也。”于是，黄兴的名字便从此用开。
当华兴会的起义还在准备之时，杨笃生、章士钊在上海与蔡元培、陈由己、杭辛斋等成立爱国协会，联络各地人士积极响应，杨、章分任正副会长。苏鹏还奉命赴日本招回一批留学生准备参加起义。他们以兴学会的名义在新闸路余庆里租屋招待来往同志，黄兴和其他一些逃亡的华兴会成员抵沪后就住在这里。11月19日，上海发生了万福华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的事件，章士钊等曾参与密谋。次日，章前往捕房探望万福华时被扣，供出余庆里住址，巡捕搜查该地，黄兴、张继、周来苏、苏鹏、徐佛苏、薛大可、郭人漳等十人被作为嫌疑犯拘捕，杨笃生逃出。郭人漳是清朝候补道，在江西统兵，与华兴会有联系，因为他来沪是奉江西巡抚之命，旋被保释。黄兴化名李寿芝，伪称是随郭来沪公干的教员，瞒过会审公廨，一同被释放。黄兴出狱后，随即与刘揆一再次东渡日本。袁树勋不想兴大狱多惹事端，经蔡元培、龙璋等设法营救，被捕的人后来也都相继出狱。华兴会成员陈天华、宋教仁、柳聘农、彭渊洵、刘道一等也都先后流亡日本，但他们依旧保持着华兴会的团体。
起义的流产使得长沙的新学界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大批进步教师纷纷离湘他适，外省旅湘教师的俱乐部被迫停止活动，旅湘安徽公学也迁往芜湖。钱维骥创设讲艺公司，想以此再行聚集同志，但被陆元鼎阻止。胡元倓、周震鳞受到王先谦、刘作楫的恶毒攻责，靠着一些官绅的维护，侥幸才将所办的学堂保存下来。
会党领袖马福益在长沙起义泄密后，逃往广西。在广西，他又联络了广西会党和湖南旧部，准备再次发动起义。1905年春，马福益自桂返湘，哥老会派人前往迎接。由于马福益临时改变路线而未遇。4月12日，马福益在途中被清军截捕，他英勇拒敌，在被缚时还踢死了两名清兵。马福益是参加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的优秀会党领袖。他的徒众坚持追随华兴会革命，与他的态度有着重大的关系。会党采取的是家长制的组织形式，首领有着极大的权威，在革命党人没有直接向会党群众进行充分宣传教育的情况下，首领的政治倾向和道德品质往往对徒众起着决定的影响。马福益被解往长沙后，受到湖南巡抚端方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于4月20日遇害。至此，华兴会策划的长沙起义以彻底失败暂时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