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赵佶是神宗之子，哲宗之弟，哲宗25岁时去世，因为无后，哲宗之母向太后与大臣商量选择接班人。因为赵佶从小就会耍小聪明，献小殷勤，颇得向太后的宠爱，向太后便想立他，但当时的宰相章惇坚决反对，说是“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赵佶太轻浮了，不是做皇帝的材料）。只是因为向太后很喜欢他，坚持己见，章惇拗不过她，只好让步。赵佶继位之后，立即报复章惇，把他贬出朝廷。章惇也不是什么好人，很会作威作福，擅长人事斗争。但他评论赵结，确实一针见血，完全说对了。当时赵佶只有十八九岁，向太后为了给他撑腰，宣布垂帘听政。
但是向太后本人对权力不感兴趣，听政半年就宣布还政，次年年初又病故了。因为这一段时间新旧两党互相倾轧，许多老臣都退下来不愿管事，朝中缺少正直、稳重的大臣把舵，许多国家大事，就让这个20岁左右的赵佶做主。十分轻浮的赵佶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朝令夕改，任意作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别人奉承，谁能顺着他说，他就听谁的。这样，他的身边就迅速聚集起一批小人，如蔡京、童贯、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蔡京之子蔡攸，以及高俅、杨戬、李邦彦等人，大家勾结在一起，毫无顾忌地进行挥霍。王安石变法以来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一笔巨大财产——库存白银五千多万两，这时候不仅不能用来建设国家，却成为这些荒唐的君臣狼狈为奸肆意享乐的本钱。
正因为有了这一大笔钱可供挥霍，老奸巨猾的蔡京才根据《易经》提出“丰、亨、豫、大”之说，提出“腐败有理”的新理论。他竭力提倡皇帝当尽享“天下之奉”，认为人生几何，何必朝夕劳苦，勤理国政，主张尽情享乐，对酒当歌。由于年轻的赵佶全部接受了他的劝告，不管国事，只图享乐，大权就落到了他的手中。在赵佶在位的二十五年中，蔡京是三退四进，当宰相断断续续，共当了十七年，几乎是当到头了。赵佶轻浮易变，一时一个主意，他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贬斥蔡京，但是蔡京稳如泰山，以不变应万变。赵佶听了别人议论，认为有理，可以把蔡京痛斥一顿，贬出朝廷，蔡京绝不辩护，唯唯连声，什么都认账，什么都认错。但是隔不了多久，赵佶又会把他找回来，照样宠信，好像没有发生过贬斥的事。这是因为，赵佶轻浮的个性，蔡京是摸透了的。过去不管哪朝哪代，朝中德高望重的老臣对于年轻皇帝的胡作非为，一般总会规劝几句，听不听是你的事，劝我还是要劝的。最不听劝的皇帝有两个，一个是隋炀帝杨广。
他痛恨劝他的人，认为劝他的人是自作聪明，是倚老卖老，是抬高自己，是贬低皇帝，是给皇帝难看，因此非杀不可。但是这么一杀，到处都造反了，天下大乱了，他本人也被部下绞死，变成了亡国之君。赵佶也是不愿意听人劝的，但是北宋从赵匡胤开始，有个不杀“上书言事人”的好传统，对于提意见的人，你再不满，也不能杀。赵佶为什么这么宠信蔡京，因为蔡京这个老臣与历朝历代许多老臣都不相同，别人看见有人做过火的事会去劝止，蔡京看见有人做过火的事会去鼓励，会去火上加油。这种小人行径别人做不出来，他就做得出来。蔡京就凭这种本事当了一辈子宰相。赵佶选来选去最后还是会选到他。他第四次拜相时已经八十多岁，两眼昏花不能视事，要小儿子蔡絛代他批阅公文，仍然要坐在那个宰相的位置上。徽宗一朝成为“蔡氏父子之天下”，蔡京两个儿子蔡攸、蔡絛都拜大学士，蔡攸之子蔡行也担任殿中监，连蔡攸之妻宋氏也有特权，可以随时出入禁中，受到赵佶的宠幸。可以说是父子祖孙三代同时执政，成为奇闻。
中国从来就是礼仪之邦，生而为人，就要有个人样。但是蔡京这样一帮人就认为人生以享乐为目的，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话。据《曲洧旧闻》一书的记载，蔡京公开扬言：要想把官当好（保住权位），又想做个好人（遵守道德），二者不可兼得。既想当官，就不能讲道德。当时就有人评论说：“崇宁（北宋年号，崇宁元年是1120年，即蔡京开始当宰相的一年）以来，在内惟取议论与朝廷同者为纯正，在外惟取推行新法速成者为干敏。”这就是说，在朝里当官的，只有顺着当权者说话的才是好官，到外面任职的，只有迅速完成搜刮任务的才算能干。按这样的标准用人，只有不讲道德出卖良心的奴才走狗才会得到重用。于是，官位与人品恰成反比，越是高官，越无廉耻。蔡京劝赵佶实行新法，并非王安石想实行的新法。王安石的新法是为便民而制订，蔡京所引的“新法”只是盗用新法之名，真正要想做的事是“虐民、敛财、挥霍、纵欲”。
为了让读书人都接受自己的收买、笼络，他公开提倡不讲道德，只讲功利。对于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蔡京也要根据自己的歪歪道理来评定，把自己的政敌数百知名人士一律定为奸党，其中包括以人品、政声享誉当时，文化成就永传后代的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程颐、范纯仁（范仲淹之子）等人，并且要求赵佶以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两次书写“党人碑”，把这些“奸党”的名字刻在端礼门的石碑和文德殿的墙壁上，强迫大家接受。据说，当时奉命刻碑的石匠，有人痛哭流涕向管理人员说：“国家大事，小人不懂，但这碑上有司马相公的大名，普天之下妇孺皆知司马相公是正人君子，如今把他列为奸党，小人不敢刻，小人害怕得罪天下后世！”他痛哭不已，使得管理人员也深为感动。赵佶与蔡京所作所为疯狂到这种程度，可以说是把民心失尽，这样的王朝，岂能维持长久。赵佶与蔡京都是书家，赵佶的瘦金体书法还有一定的名气，但把北宋一代好几百位正人君子、志士仁人都写成奸党，这样的碑帖如何流传后世！
“六贼”之中的第二号人物名叫童贯。此人是个太监，原在苏州、杭州管理“制造局”，监造各种器物，所造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糊裱、雕刻、织绣、诸色织物，深得赵佶喜爱。每天役使工匠万人，所需材料大都强征自民间，骚扰东南成一大害。蔡京和他私交甚厚，还想拉他一把，就帮他活动了一个监军的位置，让他到西北前线去走了一遭。让太监当监军的事，唐代就有，以太监去监督将领作战，本非善策。但是童贯和一些将领到了西北边疆，并非是去开边，也不是收复失地，而是挑拨一些边疆民族让他们自相残杀，自己从中牟利。从表面上看，似乎也打了一两场胜仗，实际上是和几个边疆民族都结了仇，后患无穷。童贯回到南方之后，就标榜自己的“战功”，从此改任军职，实际上并不带兵作战。凡是需要做样子带兵的时候，就大吃空额，比制造那些器物赚钱来得更快。反正当文官武官都是当官，粉墨登场而已，在蔡京一手包庇之下，这个对打仗一窍不通的太监，居然穿起金盔金甲，当起将军来了。
那时候宋王朝的军权落在两个人手里，一个是高俅，专管军政，也就是管训练，管后勤；另一个是童贯，专管用兵，也就是指挥作战。国家养了五六十万大军（号称八十万），大部分都驻在东京附近。他们都受了训练没有？没有人管；武器装备是否合格？没有人管。这些人实际上被用来在东京城里城外到处修建房屋园林。高俅手里掌握了一大批廉价劳动力，成为他的一个重要财源。方腊起事的时候，因为发展很快，他们急于调兵镇压，竟然调用了驻在西北前线防御西夏的老兵，足见当时兵额虽然很大，但大都是有兵之名无兵之实的“假兵”。有许多人名义上是在当兵，占军队的编制，吃国家的粮饷，但是从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平时只作为普通劳力使用，遇到喜庆节日，才穿上军装，参加校阅，耀武扬威，不过是一种摆设，做做样子而已。
这种队伍一旦推上战场，只能是一哄而散，全无用处。凡是募兵制，有些队伍管理不力，训练不精，混进了许多老弱残兵，这是历代都有的。但是这也只能叫做冗兵，还不能叫做假兵。只有到了赵佶在位，完全不顾大局，滥用小人，出现了恶性腐败的现象，才产生了这种真正的“假兵”。对于这个管军政的高俅，并不使人觉得陌生，他小时候当过苏轼的书僮，后来被送给驸马都尉王诜家里当听差。有一次王诜派他送礼物到端王（还没有登位以前的赵佶）府中，正遇上王府里在蹴球（踢球），他也乘机露上一手。赵佶看他踢球踢得好，十分欣赏，就向王诜要了过来，留在身边听用，非常宠信。到了自己登上帝位，竟任意提拔，几年之间，把高俅从王府里的听差一直提到殿帅府的太尉（京城警备司令）。许多人觉得他这个官实在升得太快了，有些不服气，赵佶马上反问：“你们有他那么好的手脚吗！”
北宋的禁军是由赵匡胤一手创建起来的，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国内还算小有名声，可是到了赵佶手上，就像儿戏似的，交给一个太监童贯去管，交给一个小混混高俅去管，自己完全不加过问，过不了几年这支队伍就完全瓦解了。北宋的覆亡，可以说是由童贯管军直接造成的。当时蔡京童贯一文一武全都身居相位，权倾天下，老百姓称蔡京为“公相”，童贯为“媪相”（因为他是太监、阉人）。并且有民谣说：“打破筒（指童），泼了菜（指蔡），便是人间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