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乾隆会典》的材料知，夹棍的形制是：“用木三根，中梃木长三尺四寸，旁木各长三尺，上圆径一寸八分，下方阔二寸，自下而上至六寸。于三木四面相合处，各凿圆窝，径一寸六分，深七分。”拷讯时将一根棍置犯人两踝之间，另两根分置两踝外侧。拉紧穿于三棍圆孔中的绳子，三棍靠拢夹挤两踝，使犯人疼痛难忍。并指出“重案不输实情，始用之，不得过二次”。这里还强调大案、要案摸不到实情时，才得用这种刑具，但还不能超过两次，可见这种刑具使用时的惨烈。《三才图绘》中所绘的夹棍形状，大致与此相似，惟下无“圆窝”。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夹棍都是用硬木制作；夹棍施刑的部位是脚踝，踝骨是脚腕两侧凸起的部分，若夹得重，受刑者往往因此腿部受到重伤，甚至被夹碎踝骨致残。夹棍在古代还有种种异名，王圻《三才图绘》中又名之为“脚棍”，《儒林外史》则称为“檀木靴”。因为它由三根木棍组成，所以也有称之为“三木”者。夹棍这种刑具的起源，一般认为来自宋理宗时的法外酷刑“夹帮”“超棍”。《宋史·刑法志》说：“又擅制狱具，非法残民”，“或木索并施，夹两脰，名曰‘夹帮’；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痛深骨髓，几于殒命”。若严格地讲，“夹帮”“超棍”还不完全是后来的“夹棍”。因为“夹帮”的施刑部位是颈部，《玉篇》：“脰，颈也”；“超棍”则是施刑于腿部，《玉篇》：“股，髀也”，并无夹意。沈家本更将“夹棍”这种刑具追溯到《隋书·刑法志》中提及的压脚踝的酷刑：“南北朝时有压踝杖桄之法，其形状不知何如？是即夹棍之意也。”所以，夹棍是综合上述种种刑讯手段而逐渐形成的，约略出现于元明之际。
明代时用夹棍刑人，为了加重受刑者的痛苦，还采用两种手法，一是敲，即将犯人上了夹棍之后，再敲其胫骨，即如《金瓶梅》第四十八回中提及的“一夹一百敲”，就属此法。据《天人合徵纪实》载此法行刑的详情说：“夹棍，杨木为之，二根长三尺余，去地五寸许贯以铁条，每根中间各绑拶三副。凡夹人，则直竖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中，上急束以绳，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移动；又用大杠一根，长六七尺，围四寸以上，从右畔猛力敲足胫。”二是在刑具与犯人脚踝的接触处放石屑，石屑有尖，“未曾收紧，痛已异常”，这种施刑方法称为“铁膝裤。”
拶子是一种夹手指的拷讯刑具。据《清会典事例》提供的材料可知，拶子由五根圆木棍和绳索组成。圆木棍七寸长，径圆四分五厘。拷讯时用五根小棍夹住犯人两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用绳索缚紧五根小木棍，夹挤犯人手指，绳索勒得越紧，犯人所遭受的痛苦便越大。关于拶子这种刑具的起源，《尉缭子·将理》中有云：“善审囚之情，不待篁楚而囚之情可毕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胁，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这里的“束人之指”，似应是拷讯手段，这段材料表明，汉代已经有对犯人的手指施刑逼供的情状。据《隋书·刑法志》，北齐讯囚有“夹指”酷刑，唐代的韵书中也已有了“拶”字，可以说，大约在这一时期类似后世“拶指”的拷讯手段和“拶子”这种拷讯刑具就出现了。拶子这种刑具的普遍使用是在明清时代，因其施刑手法与夹棍相似，故又有“拶”起于“夹”之说，如《三才图绘·刑具说》云：“拶子，旧无是制，想因夹棍而起”；清《六部成语注解》说，拶是“妇人之夹棍也，夹棍用于足，此用于手”。从现有的资料来分析，拶在施刑上可能借鉴了夹棍，但从实质上说，这是用刑意图完全不同的两种刑讯手段。夹棍的雏形是压踝，而拶指则主要针对十指连心的弱点而施，类似手段早见于汉魏六朝，所以它完全可能是独自发展起来的。清代主要将拶用于女犯，因此后人多认为这种刑讯手段只用于妇女，其实，在明代男犯、女犯都可用拶子来刑讯。夹与拶相较，虽然夹的刑伤重，但据说拶最难熬，明代沈德符说：“诸刑俱可应故事，惟拶指则毫难假借。盖紧拶则肉虽去而骨不伤，稍宽则十指俱折矣。”明朝在使用拶子这种刑具时，还有一种“拶敲”的方式，可能是移用夹棍中的“敲”：“拶，用杨木为之，长尺余，径四五分。每用拶，两人扶受拶者起跪，以索力束其两端，随以棍左右敲之，使拶上下则加痛。”
由于夹棍和拶子的使用都非常残酷，清代曾对这两种拷讯刑具的使用范围加以限制。顺治十七年（1660），朝廷下诏，凡问刑衙门无真赃确证及户婚田土小事，不得滥用夹棍。康熙四年（1665）诏令，凡审理强盗、窃盗及人命大案，犯人已经在别的衙门招认，后来又改了口供，或者已有确凿证据而犯人坚持不吐真情，这种情况下方可使用夹棍；其他小事案件，如果问官滥用夹棍，要以故意违犯法规罪受到题参究治。唐熙九年（1670）又下诏令，凡是官员审讯犯人，不准于拶子、夹棍之外再用别种非刑，对妇女不准使用夹棍，对孕妇不得轻易使用拶指，违者要受到降职或罚俸的处分。清代的这些规定同前代相比稍微有点宽松，但对夹、拶这两种刑罚和夹棍、拶子这两种刑具并未加以废除，而且直到近代这两种刑具还时有所用，可见这两种刑罚流毒之深远。
铁钳、锯斧、熨斗、铁鞋、锡管
历代拷讯犯人时，往往不是单独使用某一种刑罚和刑具，而是多种刑罚和刑具并用。有些酷吏别出心裁地创造各种稀奇古怪的用刑方式，把许多工具作为刑具来使用，他们残酷的人性在拷讯犯人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正史中的酷吏传及某些笔记小说中，此类记载很多，许多案例骇人听闻，惨不忍书。
例如西汉时，广川王后阳成昭信与姬陶望卿争宠，诬望卿与郎吏私通，广川王刘去与王后阳成昭信带领诸姬剥去陶望卿的衣服，轮流拷打，迫使她认罪，并“令诸姬各持烧铁共灼望卿”。这里的烧铁，形状虽无考，但这肯定是一种拷讯时的灼烧刑具。武帝时江充治巫蛊案，凡涉嫌者“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汉书·江充传》）。肉刑刑具10中提到“铁钳”是一种加于颈项的刑具，但经火灼烧后就又变成拷讯刑具了。中国的法律是软法律，随意性强的劣根性，在历史上时有表现。
东汉时，上虞人戴就在会稽郡做仓曹掾，仓曹掾是管理仓库的小官。扬州刺史欧阳参弹劾该郡太守成公浮犯有贪污罪，派部员薛安检查仓库账簿，以便寻找成公浮的罪证。薛安先逮捕戴就，令其揭发郡守的贪污行为，戴就不肯揭发，于是薛安便对戴就严刑拷问，逼其揭发成公浮的贪污事实。戴就不愿诬陷郡守，慷慨陈词，为自己申辩，薛安就令狱卒“烧汯斧，使就挟于肘腋”。汯，音华，疑为犁铧。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斧或铧烧热，让戴就挟在肘腋中。戴就神色不变，并对狱卒说：“为什么不把这铁东西烧得再烫一些？别让它凉了！”每次拷讯之前，戴就便不进饮食，身上的皮肉被灼烧得焦烂而脱落，他就拾起来吃掉。薛安看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命令把戴就放在地上，用一只破船把他扣在里边，然后点火烧马粪烟熏他，经过两天一夜，人们都认为戴就早被熏死了，薛安让人掀开破船查看，戴就竟然未死，他还瞪着眼睛大骂：“为什么不多加把火，怎么让这烟熄灭了呢？”薛安见状大怒，又命令狱卒点火，把一片土地烧得坚硬，然后用针刺进戴就的指甲里，让他扒烧过的硬土。戴就用插有针的手指扒土，指甲全部扒掉了，血肉模糊，但眉头不皱，不叫一声。吏役把这情况报告薛安，薛安立即提审戴就，对他说：“太守成公浮罪证确凿，秽迹败露，你何苦自己不吝惜自己，用自己的骨肉去保护他人的名声呢？”戴就大义凛然，为郡守、也为自己辩冤，怒斥薛安“诬枉忠良，强相掠理，不仁不义”。薛安深为戴就的气节所感动，反过来在欧阳参面前为戴就说话，撤销了原案。像戴就这样的人不过是个取证的对象，竟然受到如此非刑拷讯，差点儿被折磨而死，可以想见当时真正的罪犯而不肯招供者，受的荼毒就更加严重了。
北魏时期拷讯犯人也常用火刑。例如太武帝时，卢度世因崔浩一案牵连，弃官逃跑躲到高阳郑罴家中。官府得知情报，派吏役去郑罴家中将其长子抓走，郑罴告诫儿子即使杀身成仁，也不能说出卢度世的下落，他的儿子谨守父训，在其被拷讯逼供时，缄口不言，问官用火烧他，直到把他烧死，也未吐露一个字。古人的守信，在今人看来确实到了犯傻的程度。
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期也喜用火刑，有的吏役拷讯犯人，把犁面烧红，让犯人赤脚站在上面；有的酷吏把铁车轮烧红，让犯人的手臂从中间的轴孔伸进去，犯人被烧得皮焦肉枯，呼叫不断，惨不忍睹。
火刑的花样翻新，在晚清的小说中也有反映。例如李伯元在《活地狱》中就写有拷讯犯人用“熨斗”、“铁鞋”和“锡管”。他在《活地狱》中说：有一个号称干练的姚大老爷，某次审理一件奸情谋杀案，奸妇张王氏先是供认谋杀，后又翻供，企图熬刑逃罪。于是，姚大老爷命差役取出一个仿照熨斗打造的烙具，“与熨斗一样，不过前头盛火的铁斗底下，有十几个****头，是用熟铁铸成的……姚大老爷吩咐将炭放入熨斗之内，又叫当差的拿扇子扇了一会儿。约莫到了时候了，喝问张王氏肯招不招？张王氏依然哑口无言。姚大老爷喝令剥去她的衣服，叫一个人提着她的头发，两个人架着她的膀子，同上天平架一样，一人手执熨斗……只轻轻将熨斗底下的铁****，在这张王氏的左边膀子上搁了一搁，已经痛得她杀猪一般地叫。及至提起熨斗一看，原来被烫的地方，一个个有指头点大，都发黑了。”有的县官还专门“打一双铁鞋，把它放在火里烧红”，拷讯时让犯人“着在脚上，任他是铁石人也经不住。不过这个人，可也从此残废了”。此刑还被美其名曰“红绣鞋”。清代还有“烧臂香”、“过山龙”等灼烫的酷刑。前者即是将“指头粗的香”，点着了绑于犯人臂上，“还不时拿嘴吹那香的灰，恐怕有灰烧着不疼”。后者则是“叫锡匠打一个弯曲的管子，扯直了要够二丈多长，把犯人赤剥了，用管子浑身上下盘了起来，除掉心口及下部两处。锡管子上边开一个大口，下边开一个小口，用百沸的滚水，从这头浇进去，周流满身，从那头淌出去。这个开水，却不可间断，任你好汉，到了十壶，也就很够受了”。有个叫鲁老大的老实乡民，被诬为盗犯，县官胡图丹就以此刑具逼迫鲁老大认供，“挨到十壶之后，鲁老大浑身已是起了无数的燎泡，呼号之惨，耳不忍闻。胡图丹只要他说了是窝家，才肯放他，鲁老大熬不住，只得认了是窝家”。《活地狱》虽是小说，但它是当时人写当时事，此书揭露了清末官僚的贪污，衙门的积弊，监狱的黑暗，酷吏的残忍。这是中国描写监狱黑暗、酷刑惨毒、刑具翻新的第一部小说，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所以书中提到的刑具应是可信的，在此录以备考。
烟、醋、面条
烟、醋是烟熏和灌鼻时的刑具。烟作为刑具，最早见于东汉戴就被扣在破船里，然后点燃马粪熏他。在清代，用烟作为刑具的施刑方法则是：将犯人头朝下捆在板凳上，“点了一根纸炊来，对准了他的鼻子熏”，不到一刻，受刑者“早已受不住了，起先还是哀求，后来也顾不得哀求，竟是祖宗十八代也喊了出来。”另外，据《新唐书·酷吏传》，当时讯囚酷刑中，有“熏目”刑，而《新唐书·刑法志》作“熏耳”，疑讹，当以“熏目”为是。这种“熏目”也即这类烟熏刑，不同的是前者作用于内脏（肺），而熏目则主要针对眼睛施刑。
醋作为刑具始见于唐。据《旧唐书·刑法志》记载，来俊臣“每鞫囚，无问轻重，多（《太平广记》引《神异经》，此字作‘先’）以醋灌鼻”。五代时的刘陟，“好行苟虐，至有炮烙、刳剔、截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据炉炭”。这里灌鼻的东西也可能是醋。宋代的利司都统王夔，亦以“用醋灌鼻、恶水灌耳口”之刑来胁取富人金帛。灌鼻之刑之所以用醋，主要是利用它对内脏的刺激性来残害受刑者。特务机关中把辣椒水作为刑具，对受刑者灌辣椒水的酷刑，即传承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