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过去12年间写过许多书和文章。大多都是聚焦与国土安全相关的问题和困境。有时，我也会跳出自己熟悉的领域，去讨论其他问题。我在写作时，常常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这些经验大多数是我在以色列国防部队服役的19年生涯里积累起来的。
本书对我来说，却是一段极为不同的经历。与此前的写作不同的是，本书与我个人的关系甚为密切，它迫使我以亲近的方式，去审视大屠杀对我家人及我本人的影响，而这并非我构思此书的初衷。
本书的起因是一个与大屠杀有关的问题，该问题引发了许多讨论。我发现自己对大屠杀知之甚少，更不用说我的家人了，我颇为惭愧。
在阅读大量与大屠杀有关的文献时，我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我不是历史学家，我的主要关注点是从法律角度审视旁观者。这要求找出旁观者义务这个问题与当代社会相关的“联系”。不幸的是，这样联系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我将在后面的篇幅里对这些例子展开讨论。
我撰写本书比写从前的作品所花的时间多出许多，其间颇多起起落落，这一点任何作者都有体会。书的语气和基调亦几经修改。也许这是寻求把个人与专业角度结合起来的书的内在特点吧。
我真诚地努力要与读者分享我的家人在大屠杀中的遭遇。这在我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变得极为重要。我想把他们的遭遇带回现实生活中，这显然非易事。我在欧洲做调研的旅程甚为艰难，我在我家人的骇人遭遇发生地匈牙利的一周之旅，则更为残酷。
在提出旁观者不干预是否构成共谋罪这个问题时，我关注的焦点是弱势受害者。大屠杀中的犯罪者不是我感兴趣的主要对象，我把这个留给他人去讨论。
旁观者选择不干预这个现象让我着迷。
说着迷是轻描淡写，痴迷或许更准确。究竟痴迷是褒义还是贬义有待争论，在这里，我倾向于把它们看成是褒义的。
我简直能把写这本书的历程写成一本书。
过去4年里，我面见并交流过的人不计其数。为写这本书，我去过荷兰、德国和匈牙利；我还在美国、加拿大和以色列与人面谈过。毫无疑问，访问过程中我强占过别人的时间，有时占用别人时间太久，到了不受欢迎的程度。
与愿意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敞开心门，并与其分享痛苦故事的人打交道，是非同寻常的经历。本书赖以成书的许多访谈过程，极为不易且充满激动情绪，感情毫无掩饰。
对于我来说，要如实表述他们的遭遇和故事，不可显得夸张或哀怨自怜，否则，就是对他们不恭敬。我和那些人见面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更好地理解旁观者这个问题。
此书写作过程历经许多道路：智慧之路、情感之路和肢体之路。行走如此多的道路，需要来自朋友、家人和同事的支持、鼓励、耐心和理解。
本书所有不足之处，显然是我一人之过。有许许多多的人对我慷慨、耐心与亲切，令我感动不已。这些人的名字罗列起来，长度堪比本书。
为此，几经深思熟虑，我决定对大多数人集体道声感谢，对其中一小部分则分别致以谢意。我真诚希望那些未被提名感谢者能够理解我这个决定。
我对约翰·德文斯、莫拉·佛勒、克里斯丁·桥本、小约翰·伦茨和乔纳森·莫里斯亚克感激不尽，他们每个人为本书写作做出的重要贡献，不胜枚举。我对他们永远充满感激和亏欠，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可以放心地假设，他们自己尚不会意识到给我的帮助有如此之大。
犹他大学、S．J．奎尼法学院和一位私人捐助者的慷慨资助，使我能够踏上赴异地访谈之旅。
旁观者共谋是否应理解为犯罪，我留给读者们去评判，我本人则认为它应该是犯罪。无论读者们的结论如何，我都希望本书的内容能够加深人们对旁观者不作为给弱势受害者带来的后果的理解。
于我，这就是大屠杀的本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