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树兴
翻开20世纪的天津医学史，一位医学家的名字不时地在我们眼前闪动。他的名字，与天津儿科事业紧紧相连；他的历史，就是天津儿科事业的发展史，也是天津市儿科的发展史。
医学世家 聪颖智慧
1907年7月1日，范权出生在江苏省吴县一个医生家庭。父亲早年留学日本攻读医科，回国后在苏州的医学专科学校任内科主任。家庭的影响和环境的熏陶，使自幼聪慧的范权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长大后如父辈从医。1924年，他在苏州东吴中学毕业后，即考入了北京协和医学院预科和燕京大学医预科。那时中国北有“协和”，南有“湘雅”，这两所最高的医学学府，吸引着多少立志从医济世的才子，范权如愿以偿。转年，他升入正科。他学习勤奋，寒暑假很少回家，他又天资聪颖，对学过的课程理解的快，掌握的快，因此，很快成为班上最优秀的学生。1927年，他转入“协和”正科两年后，即被“燕京”授予理科学士学位。1930年，他的第一篇论文《田鼠的白喉毒素及抗生素滴定》在美国《试验生物医学学会会议录》上发表，这一年，他23岁，还在求学期间。
1931年8月，他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并以优良的学习成绩获得韦氏奖学金。此项奖金授予每届毕业生中的最优秀者，获奖者同时还可以获得出协和医学院和美国纽约州立医科大学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他留校，做医师和助教，并在吴宪、林可胜教授的指导下开展科研工作。在1931年至1936年的6年中，他先后在美国的《试验生物医学学会会议录》和中国的《中华医学杂志》、《中华生理杂志》上发表了具有独立见解的八篇论文。
193年，范权由协和医学院选派，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在那里，他与导师一一美国波士顿哈佛医学院著名教授、水电解质代谢专家甘布（GMBLE）和达柔。<darrow＞共同进行钙磷代谢的研究并从事水盐代谢和实验软骨病方面的研究。研究期间。他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多项病例研究报告。就在这一年，他被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授予儿科研究员。1938年，他出席了美国儿科学会年会，10月，他留学期满回国。
这次去美国学习、工作和研究，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多，但是对范权此后的学术道路和成长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回国后，范权即投在当时卓越的儿科教授、中国儿科医学的奠基人诸福棠门下从事儿科工作和研究，并与老师共同主管协和医学院的生化实验室。这期间，他主要从事一些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并在临床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为他一生从事儿科事业奠定了基础。
悬壶济世 为国为民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占领了“协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关闭。范权与一些教授和高级医师不得不离开北京来到天津开业行医。
1942 年，范权先后在睦南道和常德道开办了私人诊所。
旧中国。民生凋敝，百姓长期饱受战争之苦。国家经济科技落后，百姓的生活卫生条件极差，加之落后的生活习惯，造成人民的健康水平非常低，尤其是儿童的健康得不到保障。像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仅仅有一座妇婴医院，儿科人才更是缺乏。范权来津开业，无疑给天津的儿童带来了福音。
范权的诊所就设在家中，最初在睦南道，后在常德道。即现在的常德道24号，范权居住在此直至逝世。目前已被一公司买下作为办公用。当时诊所规模并不大，只有两名工作人员，一名负责司药，另一名负责挂号和收费。上午10时开始看病，12 时结束，有时病人太多会延长到1时左右，下午范权到各患儿家出诊。
1946年，范权受聘于天津市立传染病医院担任顾问，同年又受马大夫纪念医院（英国基督教伦敦会所办，原天津人民医院的前身，现为天津市口腔医院）院长雷爱德之邀主持该院儿科。 他在该院开辟了小儿科门诊，并设立了天津市第一个儿科病房，有床位32张。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儿科医护制度。
每天，范权上午在家看门诊，下午到天津市立传染病医院和马大夫纪念医院免费查房和收教学生。在医院巡视完后，再去患儿家中出诊，算在一起，每天所看病儿都不下一百人，其忙碌程度可想而知。
范权经验丰富、医术精湛，能对患儿病情做出正确的诊断，还能以一般医生不敢用的超常手段挽救病儿的生命。有一次，马大夫纪念医院儿科病房收了一个高烧、昏迷、抽风的小婴儿入院时已奄奄一息，前卤饱满，高度怀疑是颅内感染，但腰穿未见脑脊液流出。当时 CT 还没有问世，由于婴儿病情十分危急，范权当机立断，指导周尚仁大夫立即给病儿做侧脑室穿刺，果然从一侧脑室中引流出脓性的脑室液，然后注入青霉素。经过这样反几次地穿刺治疗，再配合周身疗法，这个小患儿竟奇迹般地逐渐好转，最后，神志恢复，痊愈出院。当时周大夫很担心这个患儿是否会留下脑性后遗症，就一直进行追踪观察，发现病儿神志和精神状态一直良好，没有发生任何神经系统症状。还有一次，在范权家中，夜间送来了一个腹痛、吐奶、烦躁不安的危重患儿，经范权检查，立即判断是肠套叠，必须手术。当时天津还没有小儿外科，一般的外科大夫都不敢做。范权就亲自和中央医院（今医科大学总医院）外科吴英也主任联系，由吴主任亲自给病儿做了手术，果然是肠套叠，如果晚做几个小时，即将肠穿孔，患儿就有生命危险，此事使吴英恺主任十分折服。事后特意请范权到中央医院，给该院的外科和儿科医师做了一次肠套叠诊断治疗的学术报告。另有一次，马大夫纪念医院救治了 一个肝大、发育迟缓的女性患儿，已经多家省、市级医院都不能确诊，范权查房后。很 快就确诊为肝糖原累积症，并采取了必要的治疗措施。据此，他发表了我国第一例关于此病的病例报告。还有一次范权出诊时， 遇到患儿久烧不退，打针服药也不见效。范权当机立断，把患儿放入盛满冷水的澡盆中，患儿即刻退烧，其父母开始担心继而政 悦 类似这样出奇制胜的救患儿子危急的例子很多，只是由于时间已久，当年耳闻目睹者已很难详述其情。
范权医术高明，医德也高尚，济世救人是他的平生志愿也是他的行医宗旨。他对就诊的贫困患儿低收费或不收费，甚至还免费赠送药品。马大夫纪念医院的儿科病房分为头等、二等的单间病房和三等的普通病房三种。他只对头等、 二等病房的患儿收取诊费，而对三等病房一律不收取诊费。因为三等病房的患儿大多是劳动人民的子女，他们的人数又比二等病房多，而且病情多数严重，他非常怜悯这些孩子，查房时特别仔细，诊治及时从不拖延 他视患儿为子女，遇到有危重病儿他寝食不安，常在夜间打电话询问病情。天津解放前夕，整日炮声隆隆，但他仍坚持每天查房。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当天下午他即给医院打电话询问患儿病情，他们的安置情况和医务人员的安排。次日上午。他又不顾未爆弹药的危险，踏着战火硝烟痕迹，只身从家中走到医院，逐个察看患儿并指导诊治。
鉴于当时天津儿科力量薄弱的情况，范权主动联络市内几位知名的儿科大夫，每月在中央医院和马大夫纪念医院联合会诊，研究病情和治疗方案。范权理论基础扎实，经验丰富且手段灵活，治疗有独到之处，他的发言和意见常使年轻医生受到启发而获益匪浅。
高明的医术，准确的诊断，显著的疗效，高尚的医德，使范权声誉日隆，从此，“小儿范”的名声享誉津门。
为童受命 创业开基
前面说过，旧中国医疗设施落后，人民的健康水平很低，尤其是儿童。在有几十万儿童的天津，没有一所儿童医院，仅有的一所妇婴医院实际上是一所综合医院，以内科、妇科为 主，医务人员共50余人，而正式儿科大夫仅有两名。除这两名儿科大夫外，当时全市正式的儿科大夫只有中央医院、马大夫纪念医院和私人开业的大夫，总共才20多人。而这20多人，要面对几十万工作对象，其困难可想而知。有病没处看成为威胁孩子生命的一个主要原因。
天津解放后，首位市长黄敬非常重视医疗卫生事业。他一一拜访了医学界的专家、教授，邀请他们座谈，共同商讨天津的医院建设问题，希望他们为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服务。范权经过思考，向市领导提出了建立儿童医院的设想，这一设想得到了新政府的完全支持。不久，便决定将已接收的天津市立妇婴医院改建为天津市儿童医院，并请范权出任院长。
天津市立妇婴医院坐落在南门外大街，即今长征医院的前身。约在 1908年由基督教美国美以美会所建。当时占地面积仅次于“马大夫医院”。然而其外形结构、内部设施、环境卫生以及护理工作都较“马大夫医院”为上（后来的“马大夫纪念医院”是在“马大夫医院”的基础上从1924年到1935年历时11年扩建的）。该院对护理工作尤为重视，承担培训事务。从该院培养出来的护士，在三十年代担任其他医院护士长者大有其人。因此，选择这所医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天津第一个儿童医院，可谓是人民政府的明智之举。
1951年8月12日，天津市立儿童医院举行开幕典礼。在典礼仪式上，范权向全体医务人员和来宾郑重宣布：“我们要努力把儿童医院办成亚洲具有国际水平的新型现代化医院，争取早一天把‘东亚病夫’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这铿锵有力的话语激励着全院每一位医护人员。
建院初期，日门诊量三四百人，病床40张，而医生只有4位。1952年马大夫纪念医院的儿科合并到了该院后，大夫增加到了十多位，医护人员共百余人，但同时门诊量也上升了，到 1953年时，日门诊量已达七八百人次，加上急诊，共近千人次，病床扩为60张。有限的医护力量和巨大的门诊盘迅速形成矛盾。作为院长的范权，心急如焚。他采取了一个果断的措施，即将高级护校毕业后又有几年临床经验的各医院的几十名护士抽出成立儿科医师大专班。由天津医学院培训两年，然后做医生。事实证明，这个措施非常得当，这批人成为当时天津儿童医院的骨干力量。
但是，儿童医院设在这里终不是长久之计。因为短短一两年时间，天津市立儿童医院已在全市和华北、东北一带享有盛誉，门诊部、住院部都已不能适应要求，因此，改善住院条件，扩建新院迫在眉睫。
1953年，天津市政府决定拨巨款兴建新院。自然，这副新的、繁重的担子又落在范权肩头。他对夫人说：“咱们开的诊所必须关掉。人民政府把这么重的事情交给我，我只能全力以赴地办好，不能有负重托。虽然我们个人经济上受点损失，但是对国家有利。今后，你的家务负担会更重，为我做出牺牲，我是不会忘记的。”一向温良贤惠的夫人孙端点头了，表示愿意支持丈夫，自己承担全部家务。但是，关闭诊所意味着家庭入要减少90 % ，因为范枝在儿童医院的工资只相当于家庭收入的 10%。当时三个孩子还在上学，还有佣人。为此只好动用多年的积蓄。就这样，为了天津的儿科事业，为了天津几十万儿童有所自己的一流医院，夫妻俩关闭了共同创办、共同经营了10年的诊所，承担了90 %的家庭收入损失，夫人孙端也放弃了自己所热爱的医疗护理事业，使范权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中。
建新院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选址。偌大的天津，选在何处好？范权颇费思索。他带领工作人员，跑遍了全市主要街道。经反复研究考虑，最后选中了位于佟楼的倪家花园。
倪家花园为皖系军阀倪嗣冲辞官寓居天津后置地所述的私家花园，占地约120亩。1924年倪嗣冲病逝后即葬在这里。此后直接作倪家墓地。这里辖近五大道，过去属英租界地面，社会环境较好，交通也比较便利，东边即是吴家窑劳动人民聚居区，贫家子弟看病也方便。此地作儿童医院新址是比较合适的。由此也可见范权一番苦心。
倪家三子倪叔平及其家属也支持政府的决定，遂将其父倪嗣冲及其他亲属陵墓移至北仓公墓。经过一年多筹备，1954年11月16日。天津市儿童医院新院破土兴建。
这之前，范权与筹建办公室的同志共同研究国内外有关资料，带人走访考察了天津、北京的五六家大医院，认真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根据卫生部有关建院的标准和规定，先后设计、修改图纸几十次。他事无巨细地参与了全部设计工作，不但门诊、病房、理化楼等主体建筑他要审定，甚至连每个房间的面积、设施、门窗的位置高低、每层楼的油漆颜色、房间的窗户颜色等都要提出明确的方案与要求。他还钻研有关的建筑知识，为了保证主体建筑的美观、坚固、为了符合病房防风、防尘等清洁卫生要求，他提出外墙选用钢砖，并派人去东北选购木材，以保证建筑质量和门窗结构质量。他常常审阅图纸到深夜。
他几乎每天到工地巡视，手里拿着皮尺、角尺、水平仪，检查施工进度、质量，看水泥和沙子的配比、强度，那样子简直就像一个“工长”。工人们很快地和他熟悉了，热情地叫他“工头”。这绝不是工人们对他的讽刺，而是对一位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家的发自内心的热爱。
</darrow＞共同进行钙磷代谢的研究并从事水盐代谢和实验软骨病方面的研究。研究期间。他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多项病例研究报告。就在这一年，他被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授予儿科研究员。1938年，他出席了美国儿科学会年会，10月，他留学期满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