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院的设计，充分体现了范权思想的前瞻性和高水准。针对有的医院门诊候诊厅不够合理的问题，他把常规候诊厅改为分段候诊，适当地疏散病人，解决拥挤问题。他参与设计的门诊候诊室、隔离室及封闭式传染病房。有效地杜绝了儿童的交互感染。通过降低病房观察窗的高度，使中心站的护士视野扩大，一览无余，消灭了死角。他主张一流的医疗质量必须要有一流的医疗条件，当时他就大胆地提出了“供气管道化”方案，其中包括煤气、氧气、硬气、湿气、负压吸引等七项管道工程。从表面上看，需增加不少工程费用，而实际上它可以节省很多人力、物力，提高工作效率，既可以减轻护理人员的劳动强度，又可避免空气污 染，减少噪音，节省占地。而这种病房供气管道化。直至80年代，我们才在天津的大医院内看到。
范权给未来的儿童医院确立了四大任务，即医疗、教学、科研和预防。为此，他提出医院必须要有先进的医疗设备、教学设备、教学基地，完善的实验室、血库、理疗、放射、药剂（中药、西药制剂）、病案室、图书馆等科室。住院规模按400张病床，门诊按500 -1000人次／日设计。为防止交叉感染，设计了隔离病房、出入院处理室，在治疗上，范权强调护理的重要，尤其是新生儿的护理。为此，医院配备了整套先进设备，使医院的医疗和护理达 到国内一流水平。
遗憾的是，正在“新童院”热火朝天地建设时，1955年初全国经济大收缩，原计划的基建项目大部分“下马”，能保留的基建项目也大幅度地压缩投资。“儿童院”虽然受到保留，但由于经费所限，原计划的许多项目都不能实现，其中包括“供气管道化”。不仅如此，“新童院”的建设还在全市的压缩基建投资动员大会上被作为追求“大、洋、全”的典型而加以批判，使范权的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他想把儿童医院建成全国一流的儿科专门医院，甚至办成亚、非、拉儿科中心的梦想化成了泡影。想同时建的儿童传染病院，儿童保健所也被砍掉。
当时任天津市儿童医院副院长兼党支部书记的刘瑛非常理解范权此时的心情。为了解除范权的思想压力，与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使他正确认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理解国家的困难，并鼓励他：“你是儿科专家。从长远来看，肯定是会与童院共命运的。目前新院建设虽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今后还是可以逐步实现。只要我俩一起工作直到最后的一天，我一定做到协力奋斗，把童院建设好。”一番实话实说的肺腑之言，温暖了范权那颗凉了下来的心。
为节约国家的每一分钱，范权精打细算，使工程费用一降再降。医院开幕典礼时，他自己花钱在家里招待外地来宾的食宿。在范权的细心策划下，有限的资金用在了“刀刃”上，保证了必要的先进设备的购置实验室、放射科的装备在全国同类机构中位于前列，为临床、科研和教学水平的全面提高奠定了雄厚的物质础。
1957年初，融入范权大量心血的天津市儿童医院新址落成。新院建筑风格独特，布局科学合理，分科全面完整。它还拥有天津市独 一无二的煤制气设备，设有煤气发生器、储气罐、煤管道网。医院的整体绿化设计是由当时任天津市园林局局长的张学良将军胞弟张学铭先生设计的。新的儿童医院当时在天津医疗卫生界可以说是最先进的，一切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医院的整个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范权功不可没，他是当之无愧的天津儿童医院的奠基者。从1951年至1965年，范权担任天津市儿童医院首任院长15年。在这15年中，他呕心沥血，使天津儿童医院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全国闻名的三大儿童医院之一，使天津的儿科事业从无到有，建立起了一整套的预防为主的集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的儿科医疗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范权也是天津儿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范权在儿童医院的管理和儿科事业的开拓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建树：
1.预防为主的方针
他认为，儿童保健工作十分重要，必须提倡预防为主的方针，因为儿童的许多疾病都是由于得不到预防而蔓延的。所以，在1951年天津市立儿童医院刚成立时，他即设立了保健科，新院落成后，又改为儿童保健所。一些业务归他管，并由他亲自指导。从开展儿童保健门诊和预防接种查体等业务，逐步发展成为全市性的儿童保健、宣传教育、健康检查、预防注射等。在他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又将此项工作纳入到幼儿园、托儿所，并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推广、普及儿童保健预防知识，“保教并重”。在他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经过几十年努力，天津自解放前存在的多种儿童时期传染病逐渐得到了消灭和控制。
但是他深知，要从根本上改变儿童保健事业的落后状况，单一家医院是不行的。为此，他曾多次向上级领导建议，要求综合医院设立儿科，并且充实和加强力量，儿科的病床数不应低于总床位的10%，他还设想过要把儿童医院建成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作为培训儿科人才的辐射中心，在全市形成一个儿童医疗保健网。现在，虽然童院还没有成为医大附属医院，但是，全市性的儿童保健医疗网已经形成。
2.重视科研，建立国内第一个儿科研究室
1951年天津市立儿童医院建院时，范权即从医疗、教学、科研三结合的观点出发，筹建儿科研究室。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作为一个大型儿童医院，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科研基地。没有一支专业科研队伍，要想提高医疗质量和水平是不可能的，也难以适应今后医学科学发展的需要。当时全国各个医院还不曾设立研究室，直到70年代后期，一些医院才设立研究室，证明范权的真知灼见。
1956年9月，随着新院门诊、理化楼的竣工，儿童医院开始逐步由旧址迁往新址。此时，范权一手抓基建，一手抓新院的配套建设。为了筹建新的儿科研究室，他亲自出面解决外汇问题，购置了火焰光度计和血气分析仪等第一批先进的仪器设备。同时，他又从临床医师中选拔了部分技术骨干去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进修，从而为儿科研究室的建立打下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在范权的多方呼吁和争取下，在卫生部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支持、关怀下，中国医学科学院天津儿科研究室于1962年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儿科研究室。范权任研究室主任，周尚仁为副主任。当时儿科研究室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小儿体液、电解质代谢酸碱平衡和液体疗法。开展的项目包括不同年龄的小儿血浆定量及细胞外液测定、血浆渗透压及酸碱失衡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方法和临床应用不仅在国内是首创的，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十分先进的。一时使儿科研究室成了全国水盐代谢和液体疗法的研究中心。
儿研室成立之初，每年都要承担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市卫生局下达的大量研究课题。范权亲自召集有关人员讨论、研究，组织班子，确定研究方案。有的课题范权亲自指导，有的课题他和研究人员一起做 短短几年时间，天津儿童医院和儿研室就完成了以下国家级和市级的科研项目：
我国儿童细胞外液的正常值；
儿童循环血扯的测定；
输液用液体的配方及设计方法——等张液十六分法；
消化不良补液常规；
北方地区小儿佝偻病发病情况的研究；
因吐泻引起的脱水的液体疗法：
……等等。
这些研究成果，有很高的临床价值。如儿童循环血量和细胞外液量，是儿童机体常见的生理常数之一，在临床上，对很多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有意义。截至1964年关于这两项成果的论文发表时，国内尚无这方面的报道，教科书上也为空白。此前，临床的诊断、治疗需要这方面的数据只能沿用国外的有关材料，与我国儿童的生理特点有差距。这两项研究，除研究出1-14岁儿童循环血量正常值、细胞外液量正常值外。还设计出用身高、体重来推算循环血量和细胞外液量正常值的方法，给临床诊断、治疗和研究提供了依据，它填补了我国医学史上的这一空白。在第六届全国儿科大会上，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
3.“以患儿为中心”的全面科学管理
范权不仅是一位医学家，还是一位卓越的医院管理者。除去“文革”的十年，他从1951 年直到1989年病逝，一直担任儿童医院的院长和名誉院长。在他领导医院的建设中，是以小儿的整体出发考虑的，从儿童保健到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 皮肤科、中医科，各医疗科室的建设与发展都倾注了他的心血。除医疗科室外，对护理、检验、药剂、放射、营养、理疗、后勤等他也同样关心。他说，一个医院要争取高水平，各科室、各方面都必须强，哪一方面弱都不行，特别是天津只有这一座儿童医院，成人患病有很多医院可以去，而儿童患病绝大多数都奔这里来。他常对医护人员讲，患儿至上是我们的宗旨，我们的 一点一滴工作都应对得起患儿和他们的家长。因此，在新童院落成后，范权就及时地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的方针。依据这一方针，他首先强化业务领导体制，在各级医务人员支持下，建立与健全了严格的管理措施，如“科主任负责制”，“三级查房制”，“各级岗位责任 制”等，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护理、技术等部门，也都相继建立了业务管理制度，从而使全院医疗质量得到了保证，并使业务水平迅速地提高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传染病占小儿发病率的第一位。为了防止院内的交叉感染，在建新院时，从门诊到病房，范权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门诊共设四间预诊室，当预诊时，发现传染病，就地诊治患儿及家属不出预诊室，由护士去办理交费、取药，防止了在门诊各处排队造成感染。在观察室内设隔离观察室，遇有病情危重的传染病患儿，先在隔离室进行诊治，如必须转传染病医院，也要待病情稳定后再去，必要时还要由医护人员陪送。在内科诊室内设一间机动诊室，以便在发现传染病儿时在不影响正常诊疗的情况下，对诊室进行消毒。他还要求护士发现危重患儿后，要不经挂号直接护送至急诊观察室，凡是危重患儿要先给药，后交费。所以在急诊部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凡抢救危重病儿要先诊治，后挂号；先抢救，后交费，”使全院所有人员形成“一切从病儿出发”，“急病儿所急，痛病儿所痛”的指导思想。
他还规定了家属不陪伴制度，虽然对此项制度意见始终不统一 ，但是自儿童医院建立即实行这一制度，对防止交叉感染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管理医院的日理万机中，范权从来不辞劳苦，虽然有层层科室领导和各项规章制度，但是他仍然要求自己一切都心中有数。负责统计工作的同志每月都按时将月报、季报呈送给他，他除详细审阅外，还要再查询核实一些数，关于治愈率、好转率、病床周转率等这些数字在范权心中是一笔清晰的账。至于各科室的情况，无论是内科、外科、耳鼻喉科，还是放射科、药房他都了如指掌 正是这些第一手资料，使范权的管理工作做到了有的放矢。
4.广纳人才，确保童院医疗水平的高起点
1953年，在市政府刚刚确定建新院时，范权即以他科学家的眼光开始全面规划未来天津儿童医院的发展蓝图。为使新院成为设施先进、分科齐全、医疗水平上乘的儿科综合医院，从新院一奠基，他就开始有计划地储备人才，选派一些医师、护士到天津市和京、沪的大型医院的外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脑系科、结核科、病理科、理疗科、放射科、心电图科等进行专科进修学习。新院建成后，这些人即成为技术骨干，为新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还聘请其他医院的专家来院当顾问，指导业务，有的直接调来或作兼职。耳鼻喉科专家阎承先就是由他和党支部书记刘瑛亲自出面请来作兼职，从此，天津有了小儿耳鼻喉科，而这在当时，全国还是空白。
范权虽然是西医专家，但他一向尊重祖国的传统中医药学。 他认为西方医学固然先进，但也有不及中医之处，中医的标本兼治是西医替代不了的。另外，中医的理论对人体的机理和病因也揭示得比较深刻。所以他提倡中西医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新院开诊后，他对及时开展儿科中医业务，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为此，他和刘瑛两次登门著名小儿中医何世英家，聘请他来院主持筹办中医科。在范权对祖国医学的科学态度和诚挚精神感召下，何世英终于来到童院，建立了中医门诊，以后又建立了中医病房。在范权鼓励下，一些医生积极学习中医，并由医院选派参加市卫生局举办的“西学中进修班”，使儿童医院在儿科领域进行中医中药治疗、科研、教学方面不断取得进展，走出了一条中西医结合发展儿童医疗保健事业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