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风范 为人楷模
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壮心不已的时候，新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开始了。范权这位为天津的儿科事业呕心沥血十几年的专家一夜之间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的家被抄。他本人被批斗、被游街，夫人也被揪到了儿童医院大厅进行批斗。一些平常不学无术之人以及政治上的投机者此时得意忘形，为所欲为，似乎儿童医院就是他们的天下了，一时间满天阴霾，范权倾注全身心的儿科事业毁于一旦。他亲手创建的儿科研究基地被摧毁、被砸乱，他亲自培养成长的业务骨干被四散下放，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成为“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强迫做重体力劳动。夫人不堪其辱含恨自尽，儿子被逼跳楼以示抗争结果致残，他真正地家毁人亡了。
此时，他反思自己解放以后所走过的道路。工作有成绩，也有缺点和失误，但始终是遵循党的路线和方针，尊重和服从党的领导，与党组织相处融洽，密切合作，为了儿童保健事业他是尽了心，也尽了力的，说他反动，他不接受。
他是非分明，宁折不弯，坚信党和人民会做出公正的判断。批判他的大字报，贴满了院内外的大墙，里面充斥着污蔑不实之词，他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叉。然而，范权的名字并没有因为这种攻击、污蔑而倒掉。相反，一些正直的人在暗中保护他，同情他。他去食堂买饭，大师傅偷偷地把好菜藏在他的饭底下。
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凭着对共产党的信念，凭着身后广大正直群众的支撑，他顶住了妻子被迫害致死，儿子被逼致残的巨大精神痛苦和压力，闯过了那段非常时期。
范权毕竟是范权，人民需要他，国家的儿科事业需要他。1972年，他被重新任命为儿童医院儿科研究室主任，重新组建儿科研究室。1977年，任天津市儿童医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1月，被河西区选为天津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出席天津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为主席团成员，同时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天津市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就在这一年，他还担任了政协天津市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而这时，他还没有被平反和落实政策。
1978年7月13日，中共天津市卫生局党委下达了《关于著名儿科专家范权教授平反的决定》，指出在“文革”期间强加给范权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全部推翻，肃清影响，恢复名誉。11月，他重新担任天津市儿童医院院长。是年，市革委办公厅发 《1978革办发33号通知》：范权为一级教授、专家，享受特需供应待遇。
落实政策后，他来不及抚平自己心灵上的创伤，也无意去寻求个人的恩怨，心中想的只有儿科事业。而这时的医院不成样子，科研资料被毁掉，重要的仪器设备被废弃，规章制度被打乱，业务人员被拆散、下放，可谓千疮百孔，元气大伤，面对此情此景，范权心如刀割。此时他己71岁高龄，他决心在有生之年挽救这跟他一样孱弱的事业。
他首先抓整顿，恢复了各项规章制度，使混乱了的医疗秩序恢复正常。一次，他把挂号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叫去：“我想委托你办件事，你能不能帮我把病案工作复原，这很重要。”话语仍然是那么的和气。这位同志按照他的要求，在病房的五楼，恢复了集中写病历、讨论病历的制度，还重建了疾病分类。有一次，她做了一个疾病分类的统计，范权看了高兴地说：“你怎么会想到的？太好了，以后每季度为我做一个，谢谢你了。”并说：“病案工作干得不错，应该表扬。”平等待人，和蔼可亲的作风始终没变。他检查后勤工作，来到医护人员宿舍 一看，还点着昏黄的小灯泡，马上生气了：“这样的环境怎么读书、写字？不读书写字又怎么能提高业务水平？”他立即让秘书找后勤部门，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换上了明亮的日光灯。他对医护人员仍然那么体贴。
一场“文革”，大部分人才流失了，范权痛心，没有人才，儿童医院不可能重振。他的第二步工作就是重新“网络”人才。“文革”中，儿童医院的一些医生被下放到广西，宁夏等地。1978年他到广西开会时，特意邀请这些人来见面，当他们来到范权面前时，老院长百感交加，眼含热泪劝他们回到儿童医院，并表示在天津为他们办理调回手续。
一位实验室的老大学生，文化大革命中被派去做勤杂工，此时已心灰意冷，不愿归队。范权拄着手杖，几次爬上三楼做她的思想工作，请她回实验室。老院长痛心地说：“你就忍心看着咱们亲手建立的实验室就这么垮了吗？”一语千斤，感人肺腑。这位老同事鼻子一酸。哭了。她哽咽着说：“您别说了。您都家破人亡了还不放弃事业，我这点蚕屈算什么，我一定回去！”为了儿童医院后继有人，为了充实专家队伍，他想方设法把儿科专家叶明德从宁夏调回 他对宁夏的有关单位说：“我就是派一个医疗队去，也要把叶明德调回。”爱才、识才、用才，使对方不得不放回叶明德。1980年，他又推荐年富力强的叶明德接替自己当了儿童医院院长，他担任了名誉院长。
范权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打开天津市对外医学交流窗口的第一人。儿童医院经过整顿走上正轨以后，这位老院长又将如何尽快提高医院整体医疗水平的问题摆在了自己面前。当时，出国留学的机制已经恢复。但是，范权认为这样做花费太大，收益也慢，因为出去的毕竟是个别人。思考再三，他决定采取“请进来”的办法，即把外国著名的医学专家、教授请到中国来，办培训班，甚至指导、参与疑难病症的会诊。这样，会培养、提高一批人。对提高医护人员的医疗水平和整体素质无疑是个有效的途径。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和多次联络，美国著名儿童心脏病专家维尔斯偕夫人于1982年踏上了中国天津的土地。在儿童医院三个月的时间里，维尔斯教授举办了儿童心脏病学讲座，其夫人开英语口语培训班。夫妇二人将培训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取得了很大成功。儿童医院的广大医护人员，特别是青年医护人员通过这次培训，受益匪浅，如同得到了一次短期出国进修。
范权一生爱国、爱党、爱工作、爱病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拥护人民政府，特别是在担任天津市立儿童医院院长后，更是一心扑在儿科事业上，放弃了丰厚的个人开业收入。早在 1956 年，他就表示了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经院党支部向区委请示后，认为符合入党条件，定为了发展对象。然而，此时恰逢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派工作组来津发展党员并筹建地方组织。工作组依据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开具的名单找到范权，希望他参加该党。范权立即将此事向院党支部汇报并表示听从组织安排。当时区委认为，农工民主党是一个进步的党派，范权加入该党，将在天津市医务界开展统战工作起到重要的作用。于是动员他参加农工民主党，从此，范权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走向了一个新的开 端。这年8月，范权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并任天津市筹委会委员（相当于现在的副主委），1959年1月，在中国农工民主党天津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天津市第一届主任委员，以后又一直连选连任到第四届。1988年12月，在农工党天津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主动辞去主委职务，担任了名誉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