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权是建国初国务院授予的天津西医界10位一级教授之一（其他九位为朱宪彝、杨济时、方先之、赵以成、施锡恩、林崧、 张纪正、金显宅、柯应夔），久负盛名。早在1952年，他就当选为天津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市政协前身）代表，1954年当选为天津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连选连任到他生前的第十一届，并且从第三届开始是历次大会的主席团成员，从第九届开始任常委会副主任。从 1977年直到生前他还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0年他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并荣任至第五届。1959 年、1964年、1983年他先后任第三、四、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天津市为河北省省会时，他还曾荣任河北省人大代表和河北省政协常委。
他在农工民主党内。除担任天津市主委、名誉主委外，从1958 年起，还历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和中央咨监委常委。
他在担任这些职务中，认真行使人民群众所赋予的权利，认真履行应尽的义务，积极参与国家和本市大政方针的讨论、制定，为促进天津的医疗科学事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始终是农工民主党在天津的一面旗帜，天津的农工党员为有这样的领导而感到荣幸和自豪。
范权这位青年时代接受西方教育的教授，身上几乎凝聚了中国人所有的美德：工作勤奋敬业，生活俭朴无奢，待人亲善和睦，于己谨慎谦虚。他爱好广泛：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爱听家乡的评弹，余暇打打桥牌，更好照相摄影。据说他收藏的照相机有十几台，从低档到高档，从简单到复杂，各种各样。他还喜欢侍弄花草，家中庭院内种满了法国玫瑰，医院内虽然有花匠师傅，但他从来不麻烦，总是自己剪枝、施肥。更有趣的是，他还喜欢鼓捣无线电，20世纪50年代时，临床上对脱水输液还苦于化验时间长，延误抢救。他根据电解液导电的原理，发明了一种小仪器，以导电率测定血液电解质的浓度。构造十分简单，只需两只电极和一个电阻仪即可。迅速估算为抢救患儿赢得了时间。后来这种方法在一些基层医疗单位得到了应用。此事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时光似箭，日月如梭，转眼范权到了耄耋之年，他体弱多病，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但他仍心系儿科事业，心系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他在病榻上与人研究工作，为学生修改论文，他自己带上氧气瓶，忍着病痛的折磨，参加各种会议。为了现代化建设，为了医疗事业的发展，也为了广大医务工作者。他是出席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时住进医院的，从此，就再也没有出院。1989年7月5日0时55分，这位天津儿科事业的开拓者，天津儿童医院的创始人，伟大的科学家，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天津农工民主党的卓越领导人，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一生。
7月16日，市人大常委会为范权同志举行追悼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老市长李瑞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卢嘉锡，中国农工民主党咨监委员会主席沈其震送了花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天津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市顾委，市纪委，天津警备区，农工民主党中央及中央咨监委员会，市委各部委，市人大常委会各委、厅、 室，市政协各委办，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台联、侨联，各区县局均送花圈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哀悼。追悼会由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谭绍文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振致悼词。
悼词说：“作为我国医学界著名的儿科专家，范权同志具有全面的医学基础理论，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严谨的治学作风和 高尚的职业道德。在范权同志的领导下，我市儿科的医疗、科研和管理步入了国内先进行列。通过这个基地，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医疗技术水平和一定教学、科研能力的儿科专业骨干，为我国儿科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78年以来，范权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但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参政议政，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他经常抱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为推进我市的医疗卫生事业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范权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以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态度对待国家政权建设，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范权同志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领导成员之一 ，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的创建人之一，多年来，他主持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的工作，在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合作共事中，他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坚决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带领广大农工党员为加强我市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和推进四化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悼词说：“范权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老朋友，使我市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使我国医务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老专家，我们感到无比悲痛。我们悼念范权同志，就要学习他一生热爱祖国、不断追求进步、把自己的事业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尚情操；学习他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立场；学习他坚持人道主义。一切为了患者的高尚医德；学习他永不止步、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学习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奋斗精神。”
1997年，在范权诞辰90周年之际，天津市儿童医院为了纪念和缅怀这位老院长，举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召开了纪念座谈会，编辑出版了《范权专集》。中共天津市儿童医院党委做 出了《关于开展向范权教授学习的决定》，号召全院职工掀起向范权教授学习的热潮，学习范权教授“爱国、敬业、育才、奉献”的高尚品德。《决定》说，我们纪念范权教授就要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信念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学习他严 谨治学治院的作风，学习他精心育才、无私奉献的崇高敬业精神。他，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学习的一面旗帜。
范权住院就医期间，早年的院党支部书记刘瑛前往看望。曾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两位老同事在范权病榻前的一次交谈，使刘瑛难以忘怀：“文革”中，范权受迫害最重，他对此无怨无悔，对童院的发展也感到欣慰。但对目前医院状况大有“当年宏图难实现，现今面貌亦全非”之憾。他多么希望看到一座医疗技术超群，设备设施一流的儿童医院啊。如今，可以告慰这位老院长的是，童院在各级党政领导及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下，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方面的工作已走在卫生行业的前列，并多次受到部、市、局的表扬和荣获“先进单位”的称号，成绩十分突出。就在它喜迎自己五十华诞的时候，一座建筑面积47000多平方米的医院新大楼落成并交付使用，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为院庆题词 “争创一流”。现在的儿童医院已经成为拥有内、外、中医、 耳鼻喉、皮肤、心理、眼、康复等20多个临床科室及一个检查中心、9个医技科室的综合性儿童医院。它的105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234名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全院1000多名职工正在为一流的技术、一流的服务、一流的管理实现新的跨越，打出天津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影响，为儿童医疗保健事业谱写新的篇章。
50年前范权发出的“把‘东亚病夫’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的豪言壮语，今天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