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之行使朱宗尧等人收获很大，但面对回国日期的渐渐临近，他们的心头反而沉重起来。自卡介苗问世以来，尽管对结核病有很好的预防效用但各国防治结核病的专家对此认识却并不一致。现在把卡介苗带回中国应用和推广，无异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国人会接受吗？然而，对任何新生事物的认同和接受，都需要人们去大胆的实践并付出努力和艰辛。朱宗尧暗下决心：无论有多少困难和阻力，也一定要想方设法克服。科学的力量终将会战胜愚昧。推广接种卡介苗。中国就一定会消灭结核病。
在与贺蒙教授的朝夕相处中，朱宗尧与老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而这位学识渊博的老人也早已喜欢上了朱宗尧这位纯朴、好学的中国医生。他曾多次找朱宗尧谈话，诚恳地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留在丹麦工作，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啊！这里不仅有宜人的风光和良好的工作环境，还有舒适富裕的生活条件和丰厚待遇。如果朱宗尧留在这里，将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而且他的夫人和孩子也可以到这里定居。但朱宗尧时刻想的是尽快回到自己的祖国，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国人医治病痛。为此，朱宗尧婉言谢绝了贺蒙教授的盛情。他满怀感激的心情对贺蒙教授说：“我衷心感谢您的一片诚意。我出国就是为了学成后回归我的祖国。留在这里是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的，可是，中国有那么多的结核病人，他们需要我，我应该回去为祖国服务。”贺蒙教授用钦佩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医生，他紧紧握着朱宗尧的手说：“朱先生，我和我的家人为你的国家拥你这样的优秀青年而骄傲。你回到中国比留在这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你用你的聪明才智，为你们的国家做出贡献。”
1948的金秋时节，整理好行装的朱宗尧匆匆踏上了回国的行程。在哥本哈根飞机场，贺蒙博士及夫人和女儿专程赶来为朱宗尧送行。朱宗尧对贺蒙博士一家对自己在丹麦学习期间提供的帮助，和在生活上给予的无微不至的照顾深表谢意。他与贺蒙博士及其家人亲切话别，登上了回国的航班……
五、亲女试种卡介苗
回到天津的朱宗尧征尘未洗，便根据袁贻谨部长的指示。赴四川成都拜会了王良医生。
在四川重庆仁爱堂任主任工程师的王良医生，是我国引进卡介苗的第一人，在朱宗尧之前也曾去法国留学，并在卡介苗发明人卡麦特和介云直接指导下做研究工作。1933年他带着卡介苗回到中国，以满腔热忱自费建立了一个微生物实验所，免费为相识医生的子女和信任自己的病人子女接种。效果良好。然而，国民党政府根本不相信卡介苗对结核病能起到预防作用，认为这是异端邪说，而勒令王良停止制作卡介苗，同时被强行停止制作卡介苗的还有其他医生。但他们不顾禁令，仍坚持自费制作。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卡介苗的研制及应用工作进展十分缓慢，收效甚微。
王良满怀失望的倾诉，使朱宗尧清醒地意识到要干好这项事业的艰难。因为世界各国有很多人不承认卡介苗的作用。中国也是如此，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要推广这项工作是难以成功的。
朱宗尧是幸运的，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
此时，从北平传来喜讯，陈正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立卡介苗制作室，用简陋的设备终于制成了第一批卡介苗，为本单位的职工子女接种后，没有发现不良反应。很快，第二个国立卡介苗制作室在上海建成了。解放后改为上海生物制造研究所卡介苗室。
时已任天津公立结核病院预防科主任的朱宗尧听到这些喜讯后，兴奋不已，即开始着手积极准备推行接种卡介苗。当时，天津还没有人接种过卡介苗，医务人员对它的作用不甚了解，甚至有的专家也持否定态度，认为接种卡介苗，人体对结核病产生不了抵抗力。面对这种状况，朱宗尧没有消沉畏缩，他在撰写有关卡介苗论文的同时，还做了以卡介苗为主题的报告，宣传卡介苗的作用。1949年三四月间，朱宗尧在公立结核病院的食堂首次做了有关卡介苗的学术报告，听报告的人十分踊跃，天津医学界的许多专家、名人如朱宪彝、朱世英等也来了。然而，即使是这些名人中，有人仍然对卡介苗的预防作用不以为然。朱宗尧的报 告还没有开始，会场上已是一片议论声，有人又讲起了“吕伯克事件”。吕伯克是德国一个以钢铁闻名的城镇。1930年这里发生了一起可怕的事件，一座托儿所的209名儿童准备接受卡介苗预防接种时。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拿错了菌苗，错把毒菌当作无毒卡介苗让孩子口服了，因此导致了73名儿童患全身结核病死亡。这个令世界震惊的事件，不仅使人对卡介苗产生了恐惧感，也给卡介苗的推广带来了更大的阻力和困难。因此，听到人们议论此事，朱宗尧是有所预料的。早在国外学习期间，朱宗尧就听说过吕伯克事件。特别是他在拜访曾与裘祖源教授一起工作过的美国著名防痨专家迈雅斯时，只要一提卡介苗，迈雅斯先生就说出一大堆不同看法，他不相信卡介苗能使人体对结核病产生抵抗力。德国吕伯克事件的发生，更坚定了他的这个论点。朱宗尧在国外了解到对卡介苗有各种见解。这使他对回国后推广卡介苗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早已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朱宗尧说，卡介苗作为一种防疫武器，对控制、降低结核病疫情具有积极的预防作用。接种卡介苗可以预防儿童、青少年结核病，特别是对脑膜炎粟粒性结核病，降低儿童结核病的发病率、感染率 和死亡率都有很好的作用。接种卡介苗是结核病防治工作的一项主要措施。在介绍了卡介苗的主要作用后，朱宗尧接着说，吕伯克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于工作人员缺乏责任心造成的，而不是卡介苗本身有什么问题。他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从理论到实际应用，对卡介苗进行了全面介绍。台下的人们全神贯注地听，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朱宗尧稍稍停顿了一会儿，从桌子上拿起了早已准备好的药瓶一陈正仁研制的卡介苗，对大家说：“这就是卡介苗，我今天要当场给大家做实验。”话音未落，只见两个梳着齐耳短发、面色红润的小姑娘登上了讲台，走向了朱宗尧。这是朱宗尧的两个宝贝女儿，只见她俩利落地挽起袖子，勇敢地向朱宗尧伸出了手臂：“爸爸，请开始吧！”朱宗尧微笑着望着两个爱女， 一手拿起了卡介苗注射器，一手握住她们稚嫩的手臂，用皮内接种法进行了接种。台下的人们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朱宗尧进行操作。 生怕漏掉了接种的每一个细节。这两个小姑娘名叫朱理璎、朱理珉，她们成为天津市第一批接种卡介苗的儿童。当人们知道接受实验的两个小姑娘是朱宗尧的女儿时，无不为他这种身先士卒的献身精神所感动，他们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朱宗尧，会场上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朱宗尧的行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范权、赵已成、金显宅等著名医生纷纷约请朱宗尧到他们的家里，为子女接种。同仁们用实际行动给了朱宗尧以极大的支持。这使他深受鼓舞，干劲倍增。
很快，卡介苗的接种推广开了，从为本院职工的子女接种，逐步扩展到院外的一些幼儿园、学校、团体和居民区。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使卡介苗接种的推广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这也使得天津市不仅成为全国第一个推行卡介苗的城市，而且也成为卡介苗推广普及做得比较好的城市。
1950年公立结核病院改为天津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朱宗尧仍担任预防科主任，这对推行接种卡介苗更为有利，推广工作的进展速度也随即加快了。国家卫生部对天津市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马上派出一名干部与朱宗尧一起作为卫生部的考察组，到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和青岛等地宣传接种卡介苗的效用，考察各地推行的情况。临行前，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亲自找朱宗尧谈话，殷切嘱托。朱宗尧为此感慨万千：“我不过在推行接种卡介苗方面迈出了一小步，党和政府却给予了我这么大的荣誉和信任，我一定尽心尽力做好工作。”
六、尽心竭力报国家
随着卡介苗的推广，朱宗尧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没有祖国的强盛，他的专长是难以施展的，他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
在担任天津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预防科主任时，朱宗尧还应聘定期到第一医院、第三医院、公安医院应诊，同时还要赶回协济诊疗所为患者看病。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第一结核医院的工作，在夫人王光纯的支持下，朱宗尧关闭了自己开业近10年的协济诊疗所。并把设备转给了第一结核病防治院。有关领导坦诚地对朱宗尧说：“你自己开诊所多少是有收入的，现在关了诊所，你把设备转给了医院。你每月需要多少补助，就给你加多少工资。自己报个数吧！”朱宗尧没有报，与事业相比，钱在他的心中没有多少分量。朱宗尧只请求把在协济诊所工作的职工都进行妥善的安排。
朝鲜战争爆发后，举国上下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运动。1951年朱宗尧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了赴朝鲜前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疗伤治病的医疗队。在朝鲜前线，朱宗尧为志愿军不怕牺牲，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所感染。他不顾个人生命安危，不分昼夜地为伤病员救治，一直工作到回国前夕才与朝夕相处的志愿军将士依依惜别。
回国后，朱宗尧以更大的工作热情和干劲，积极投入到结核病防治网的建设中。1954年，市卫生局将干部疗养院改建成市立结核病疗养院。在河西区柳林新建第二工人疗养院，在塘沽区医院增设了结核科。同时为了加强对结核病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1957年7月成立了天津市结核病防治所，重点开展以团体防痨为中心的结核病防治工作，试点调查城市居民和农村的患病情况。天津市结核病防治所的建立，推动了全市的防病工作，并从业务上指导结核病防治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朱宗尧参与了天津市结核病防治所的筹建工作，并兼任所长，他先后带队指导了对和平区复兴花园街及北郊区常在乡的调查，了解了城市居民和农村的患病情况。此后，在朱宗尧的积极倡导下。从1957年到1959年，河西区、红桥区、河东区和南开区等相继成立了结核病防治所，结核病防治人员队伍也随之发展壮大。到50年代末期，以结核病防治所为中心的结核病防治网在全市已基本形成，全市的结核病防治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和加强。结核病防治网的建在，为调查了解天津结核病发病趋势，制定结核病防治规划措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朱宗尧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随着全市结核病防治网的建立，卡介苗的效用也跑来越为人们所了解。市结核病防治所建立后，以防治所为中心，从各区、县防治所、乡街卫生院，及各村都设立了接种站。不仅新生儿要接种卡介苗，而且还实行了儿童按年龄复种。接种率的不断提高，治疗结核病的新药、特效药及各种新疗法的广泛应用，使天津结核病的疫情有了明显变化，患病率逐年下降。 为便于卡介苗在农村的普及推行，朱宗尧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对接种方法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试验，将皮内接种法改为皮上划痕法。这种方法无须做菌苗试验，可直接接种，简便易行。安全有效，很适合农村的医疗设备条件，因而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国际防痨协会对这种接种方法给予了肯定并加以推广。
为了促进学术交流，总结结核病医治的经验。朱宗尧还积极 倡议，创建了天津市防痨协会，并担任了首届理事长。协会定期举办学术活动，通报国内外最新防痨动态，交流防痨工作的经验，对提高天津市防痨医疗水平，降低天津市结核病疫情的发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6年的一天晚上，朱宗尧还像往常一样很晚才回到家里，与平日不同的是，一向以严谨治学态度待人待事的朱宗尧情绪十分激动，令等候他回家的王光纯迷惑不解。她轻声地问朱宗尧：“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朱宗尧高兴地说：“光纯，我入党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王光纯听到朱宗尧入党的喜讯，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来向丈夫表示祝贺。朱宗尧充满深情地对王光纯说：“这些年，你跟我吃了不少的苦，我能有今天，全靠你的辛勤劳作和支持。我入党了，要更加努力工作，以报答党对我的关心和教育培养。”朱宗尧接着说：“我入党了，在生活上应该更加艰苦朴素，我不想再拿高工资了。你说行吗？”当时，朱宗尧担负着父母，及五个孩子、亲戚的 三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工资降低后，他的工资将从原来的480多元，降至200多元，这将对他们今后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也将使整日忙于幼儿教育工作的王光纯，也不得不把部分精力放到家里的事情上。但理解丈夫的王光纯微笑地对朱宗尧说：“你想的对，家里的事不用担心，有多少钱就过多少钱的日子，同工人、农民比起来，我们还算高工资啊！”于是，担任第一结核病院院长的朱宗尧主动把工资降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