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传承事业育新人
早在国外进修期间，朱宗尧看到治疗结核病的先进的设备和完善的医疗体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就是从那时起，他萌生了一个愿望，要让中国结核病院也拥有完备的基础科室。因为基础科室有如医疗的“眼睛”，临床的诊断、治疗乃至康复医疗都离不开实验室各种化验分析来验证。以前，他开诊所时没有能力去实现，如今国家对医疗事业非常重视和支持，他的愿望可以变成现实了。为此，朱宗尧专程去上海拜访名医名家，求教取经，购买肺功能机器和实验所需的各种器械，并选派优秀的临床医师分赴外地进修，学习研究基础科室业务技术。如为了建立细菌实验室。选派了从山西医学院毕业的苏焯去北京细菌研究室学习细菌学；为了建立病理实验室，选派了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张志尧和张若渠到上海第 一医院进修病理学；为了建立肺功能室，选派了与苏炜毕业相同院校的赵连云到上海中山医 院学习肺功能学，等等。到1963年，第一结核医院终于成为设备优良，基础科室比较齐全的医院。这些学成回来的优秀医师不仅成了医疗基础科室的骨干。而且成为科学科的带头人。张若渠、赵连云两位医生开展的多项有关病理诊断和动物实验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为结核病的临床治疗及预防，提出了新的、重要的科学依据，受到了国内同行的好评。
在加强基础科室建立的同时，朱宗尧还积极拓展新的医疗领域，如选送毕业于河北医学院的刘昌起去天津市血液病研究所学习血液病防治学。当时，有些同志对此感到不理解，认为血液病防治学与结核病的防治没有什么关系。朱宗尧说，血液病防治学看似与结核病的防治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发展相关学科，掌握各科的有关知识，有利于医疗诊断和防病治病水平的提高。对结核病进行综合医治，有助于提高医治结核病的疗效。实践证明了朱宗尧的真知灼见。人们对朱宗尧的高瞻远瞩赞不绝口。
由于结核病医院的基础研究工作加强了，凭借实验的结果，不仅对肺结核病能够及时做出确切诊断和疗效鉴定。而且对那些患咳嗽咯血症状而非结核性肺部疾患或其他疾病者，也能做出准确诊断。但如果对这些非结核性肺心病患者也予以治疗，将增大医院的业务量。为此，朱宗尧建议，根据医疗业务的需要和医院现有的技术力量、设备状况，有必要开辟胸外科和心科业务。他的建议被采纳了，第一结核病防治医院又先后成立了胸外科、心内科和心外科，这为以后胸科医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
为了把胸科医院建成全国一流水平的医院，朱宗尧还积极从国内聘请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如北京大学医学院的李永春、安若昆、河北医学院的尹树珍，他们后来都成为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结核病防治事业的蓬勃发展，需要大批的医疗专业人才。因此，抓紧对专业人员的培训便列入了朱宗尧的工作日程，朱宗尧为此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几十年来，他举办了多期各种类型的专业学习班，并亲临授课，指导实践。他传道解惑，更注重医务人员的品德教育，鼓励学员刻苦学习，树立献身于防痨事业的思想。经他培养的大批专业人才，如今已成为了各地的防痨工作的骨干，特别是他受卫生部之托，连续承办了四届为期一年的全国结核病内外科医师训练班，受到了学员们的普遍好评，卫生部还给予了嘉奖；同时举办了7期全国中高级防病医师学习班，培养的134名肺内、外科人员，已成为全国各地结核病防治机构的专家。
朱宗尧重视国内人才的培养，同时也注重从国外延聘人才。如在日本学习、工作多年的张仲馥教授，于50年代在日本成功研制出了冻干卡介苗。在朱宗尧热情邀请和积极动员下，张仲馥教授毅然放弃了日本的舒适生活，回到了祖国，并担任了天津市结核病防治所细菌室的主任。在他的努力下，有关区县相继建立了细菌室，从而使结核病的早期诊断率提高了40% 以上，为降低天津市结核病疫情做出了贡献。在回国的莘莘学子中，还有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张继正教授。
朱宗尧爱才惜才。他对曾经犯过错误但有业务专长的同志，也不遗余力地加以爱护和保荐。一位犯了错误，蹲了几年监狱的医生，出来后又回到医院被分配干勤杂工。有人替他向朱宗尧院长反映：让他回到医务岗位吧！朱宗尧对此反复思考，这个医科大学毕业生，党和国家花了那么多心血培养的本科生，难道就这样让他荒费一生吗？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只要改正了，就应该继续让他施展才能。发挥作用。
对于让这位犯了错误的医生回医务岗位工作，朱宗尧听到了许多反对的声音，但朱宗尧还是力排众议，顶着压力，把他调回了门诊部。当他重新穿上白大褂时，泪水已偷偷地淌了下来，他向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朱宗尧院长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位医生没有辜负朱宗尧院长的厚望，后来成为了医院的业务骨干。
八、著书论说蜚声国际
在从事医院管理、临床诊治和培养年轻人的同时，朱宗尧在长期对结核病调查的基础上，还进行了有关防病病学的科学研究，如卡介苗的不同接种方法（口服、皮内、皮上划痕）效果比较；卡介苗活菌数与效果的关系；抗结核药物的使用及其与耐药性产生的关系；结核病的细菌学、病理学研究；结核病患者切除的肺标本与临床关系的观察等，共发表论文60多篇，其中属于探讨结核病流行病学和结核病病理的有《结核病流行病学调》、《结核病理学》、《结核病概论》、《结核病流行病学》、《七十年代中肺结核防治进展概况》；属于阐述卡介苗应用方面的有《介苗不同的接种方法》、《结核病的细菌学》、《皮肤划痕法接种卡介苗实用价值》、《卡介苗在中国》；属于介绍肺结核治疗方面的有《抗结核药物的使用》、《异菸肼治疗肺结核》等，此外，还与陈正仁、魏锦华合著了英文版的《卡介苗在中国》一书，参与编写了《内科学》、《流行病学》等专著，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宣传结核病防治的科普知识，也是朱宗尧多年来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为报刊、杂志撰写了有关防痨医学知识的文章近百篇，并应邀到广播电台、电视台作防痨专题讲座。这些文章和讲座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受到了广大听众和观众的欢迎，对结核病预防知识的普及，提高人们的防治意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积极宣传防病知识的同时。朱宗尧还身体力行，带领医务人员走街串巷，张贴标语，发放宣传手册，劝诫行人不要随地吐痰，以杜绝结核病菌的传播。
由于朱宗尧对防痨工作所做的贡献，党和政府给予了他很大的荣誉。他先后担任了中国防病协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结核病科学会常务委员、中国防痨协会天津分会理事长、中央卫生部咨询小组组长、中华结核、呼吸疾病杂志》编辑、《天津医学杂志》编辑等职。1957 年，国际防痨联合会吸收中国为会员。朱宗尧与有关专家学者出席了该联合会的学术会议，并代表中国防痨协会宣读了《异菸肼治疗肺结核》的论文，介绍了我国防痨协会的工作情况和天津市应用异菸肼的情况，并与各国代表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参观了当地的结核病研究与防治机构。会议期间，他还多次严正声明：中国防痨协会是中国在国际防病协会中的唯一代表，抗议并揭露某霸权主义国家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为祖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庄严的政治声誉。在同年召开的第14届国际防痨会议上被选为国际防痨协会理事。五六十年代，朱宗尧曾多次随国家医疗卫生代表团赴法国等地出席国际学术会议。1963年以朱宗尧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尼泊尔市部加德满都召开的首届胸腔结核病学学术会议，并受会议邀请主持了会议。
朱宗尧曾当选和平区人民代表、河西区人民代表。历任政协天津市一至八届委员、九三学社天津市委员会一至五届委员、四至五届常务委员、六至七届委员会顾问、组织部长。
九、经劫难不舍追求
1956年，朱宗尧受到邀请，第一次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并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当有人向主席介绍：“这位是防痨专家朱宗尧博士”时，毛主席亲切地微笑着和他握手，他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刘少奇同志微笑着握住他的手说：“我们还是亲戚哪！”听到这亲切的话语，朱宗尧紧张的心情烟消云散，“光美同志好吗！”“好！好！她要我转达问你全家好！”
1965年，朱宗尧带领医疗队到缺医少药的黄骅县巡回医疗，而且一待就是半年多。这期间，朱宗尧八十多岁的老父亲病危，第一结核病防治院的党委吕书记曾报人送信催他赶快回去。 但忙于为病人治疗的朱宗尧又一时难以离开，当第二封加急电报送到朱宗尧手里时，他的父亲已经病故了。手拿电报的朱宗尧不觉泪眼模糊，父亲几十年辛苦劳作的身影历历在 目，他对自己未能为父亲尽孝而难过。但自古忠孝就难以两全啊！为了不影响工作，朱宗尧强忍悲痛，默默地将电报放在了枕头底下。第二天，朱宗尧给家里拍了封电报：“痛惜父故，因工作忙不能回去料理，一切后事由光纯、宗禹（朱宗尧的弟弟）商量料理。”
电报发出后，朱宗尧重新振作精神，马上赶去参加几个重症病人的会诊。
然而，没过几天，朱宗尧却突然回来了，他是被押回津的。因为他与当时的全国最大走资派是亲戚关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迎面而来，“反动学术权威”、“贪大求洋”、“朱宗尧用三个县农民一年的公粮换回一台X光机，真是吸人民血汗”等罪名一下子扣在了朱宗尧的头上 。他住进了牛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