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回答道：“这里很快乐，我不思念蜀地”。过了一会儿，后主起身如厕，原在蜀汉任职的郤正跟到廊下，暗地里进谏刘禅说：“今后大将军再问您是否还思念蜀地，您应该哭着说，我没有一天不思念。这样，您还有希望回到蜀地去”。不久，司马昭果然又问刘禅是否还思念蜀地，刘禅照郤正教的说了，还勉强挤出了几滴眼泪。司马昭闻言说道：“这话怎么象是郤正所说这话怎么像是郤正所说”。刘禅惊问：“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司马昭哈哈大笑，从此对刘禅没有任何怀疑。
“此间乐，不思蜀”也成为一大笑柄，然而在晋统一全国后，所有被俘的君主均被杀害，也只有他得以幸免。这种糊涂是天生的，并不是学就能学到的，但是一个人糊涂至此，也是很可悲的事情了。
装糊涂是官场上的一种小智慧，里面更多的是忍耐和消极避世。一个为官者要在官场中站稳脚跟，、行走从容就要学会糊涂，知道什么时候该糊涂，什么时候不该糊涂，壮大自己，形成势力，这才是为官的根本。请看下面一节的“智慧的学为糊涂”。
将糊涂变成一种手段，为我所用，这样的糊涂才具有积极的意义，才是智慧的糊涂。
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兄弟：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在另一封家书中，他再次提到：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
迪安本是官场上一个不大的官迪安本是官场上一个不大的官，曾国藩称赞他一味浑含，永不发露，以为便是得了糊涂的奥妙。这和上面的学为糊涂意义并不相同。学为糊涂讲得是行动学为糊涂讲的是行动，行走官场有时候就要学着糊涂，明了什么时候要糊涂，把糊涂当作武器用把糊涂当做武器用，可进攻可防守。而一味浑含，永不发露，讲得是为官者的状态讲的是为官者的状态，将糊涂当作护身符用将糊涂当做护身符用，达到远祸保身的目的。如此看来，这两种糊涂才是最具智慧的糊涂。
刘备学圃和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就能看出刘备是一个运用糊涂学的高手，分析如下。
英雄也有落魄的时候，当时，刘备依附于曹操，在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关、张二人曰：“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学小人之事，何也？”玄德曰：“此非二弟所知也”。二人乃不复言。
这就符合永不发露的糊涂官的原则，是英雄也要懂得隐藏，、忍耐，等待时机。
藏而不漏收臀藏而不露收臀
中国有句古语叫：“枪打出头鸟”，小人物在官场上“强出头”是有很多危险的。因为你一“出头”，就要损害某些人的利益，而这些人往往都是大权在握的，正因为他们大权在握，才会无所顾忌。所以，任何一个在官场中想要出头的人，都必然面临许多危险。纵使一时成功，也免不了以后被人攻击。秦时的商鞅，变法强国，但就是因为出头太盛，最终触犯了掌权者的利益，落得个车裂而死；南宋大将岳飞，战功卓著，却被秦桧迫害致死，细追究其原因，竟是因为他要“直捣黄龙，迎回二帝”，从而被皇帝怀恨，暗里使人陷害了他；近代的林则徐“虎门销烟”，也是出头，终被流放。他们都是前车之鉴，所以，为官之人一定要采取“缩头诀”，这也是小人物的官场法则。而这一法则表现在官场上便是：趋避、圆滑。
在清末官场上，有一位叫翁同龢的老人家，可谓是个经过千锤百炼的老官僚，甚精趋避之术。在晚清政治风云中，翁同龢既想替皇帝收回权力，又怕自己担当擅权的罪名，所以，先是保荐康有为，后来康有为的思路与他不同，他又后悔了。他所念念不忘的唯有个人的利害得失，唯恐承担半点责任。梁启超曾对他有过一段评论：“龚师傅（影射翁同龢）太胆小，于官场中趋避之术太工，他只可以做承平良相，决不能做救时名相”。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又分析他说：“这位老夫子的意思，一来要迎合王爷的意思，二来要脱卸在小翁（指张荫桓）身上，不担责任；三来恐怕我（指康有为）不受羁勒”。可见翁同龢的狡黠圆滑。
实际上这种圆滑无非是夹着尾巴做官。采取夹尾式的好处很多。其一：夹着尾巴，自然受到的嫉妒诽谤要少很多，人不会趾高气扬，自然就不会得罪太多的人。其二：夹着尾巴采取的守势，所谓“退可守进可功”，藏而不漏是为官的要诀。其三：在上为官者喜欢听话的下属，若事事和他反向而为，早晚会栽在他的手里。
不过，夹着尾巴并非是一日之力可以成功。宋时的邢恕为这个论断做了一个很好的解析，邢恕是郑州阳武（今河南原阳）人，曾是宋名相吕公著的幕僚。他自幼博览群书，精通典籍，古今成败故事尽在胸中，每每高谈阔论，口若悬河，颇有战国时那些游说于七国之间的纵横家气度。后来又师从当时的著名哲学家程颢，写得一手好文章，一时贤士争相与之交往，他也经常出入当时朝廷重臣司马光、吕公著等门下，年少得志，自然是踌躇满志，有澄清天下之志。
宋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9～1077年），邢恕考上进士，当上了永安主簿。因为自己的文采得到当朝上司吕公著的赏识，就肯请吕公著推荐任崇文院校书。这个职务虽然很低但多少是中央官府里的一职，所以邢恕的尾巴就翘到了天上，不可一世了。
在宋朝，但凡是个官员就是个才子，邢恕自然更不在话下。他用诗文结交了很多朋友，最著名的当属大诗人王安石的儿子王滂。二人常常在一起喝酒做诗，当然也一起畅谈理想之类，同时还要把当今一些名人批评一翻。也许朋友的友情让邢恕大意了，或者此人根本就是个翘尾巴之徒，某一次，居然当着王滂的面，讲了一大堆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的不是。
朋友终归是朋友，父子毕竟是父子。王滂很是生气，即使我父亲的变法主张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也轮不到你小子在这里说三道四！王滂先是跟邢恕吵了一架，但他的嘴巴没有对方的强，于是败下阵来。回到家后，就把事情的经过说给了父亲王安石听。当时反对王安石的大有人在，但他想不到一个这么低级的官僚也敢乱放屁，大怒之下，马上向神宗上诉，以阻碍新法实施之罪处置邢恕。幸好有人替邢恕说好话，说他是刚刚进来的新科进士，无党无派并没形成势力，还是从轻处置以显我皇上仁慈。于是神宗以邢恕未当过官就升上了馆阁之罪，把邢恕赶出朝廷，到地方上当延陵县的县长。但他命不好，刚到任才一年，延陵县就被撤消了，邢恕也没被另调他职，变成了“无业游民”。
邢恕在成为“无业游民”的那段时间思来想去，他觉得自己凭借才能和结交达官贵人让自己快速升官是很不错的，但为什么后来没有保住官位呢？他觉得自己的水平没有退步，那就是自我感觉太进步了。如果他当时对为官之道有所熟悉，就应该明白，做官应先学会夹尾。夹尾式做官法有如下几点窍门其一：缩头做低调状，就会少受他人攻击；其二：狗的收臀其实是为了进攻，“退可守进可攻”，也就是藏而不漏。刚刚入官职的邢恕没做到第一步，但是随后的第二步：藏而不漏，收起自己的锋芒，以退为进，邢恕倒是做到了。在他“游民”了七年后，他四处托人让朝廷又恢复了他的官职，这一次他开始老老实实的做他的校书，由于他的确有才华，很快就受到上司吴充重视，升馆阁校勘，不久又迁为历史馆检校、著作佐郎。公元1082年，朝廷另一个重要人物蔡确与邢恕的上司吴充发生了矛盾，极力打压吴充，并公报私仇，利用官职把吴充所任用的人统统驱逐下台。邢恕此时没有大声叫喊，而是深居府第，不敢出门，生怕让蔡确撞着。
蔡确当时根本就没有把邢恕放在眼里，所以邢恕幸运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后，神宗皇帝读了一篇他写的《送文彦博诗》，并且还在蔡确面前称赞该诗文辞清丽，颇具功力，热衷见风使舵的蔡确马上迎合皇帝，立刻把邢恕升为员外郎。蔡确又看出皇帝有复用司马光和吕公著之意，回想当年邢恕未及第时便常出入这两个人的门下，于是又掉过头来巴结邢恕。
邢恕当然知道蔡确靠近他的用意，他很谦虚地向这位“敌人”伸出手去，并且开始百般讨好蔡确，为蔡确出谋划策，收召名士，在政事上提一些“改革”的建议，二人越发情投意合，简直就成了天底下最好的朋友。
神宗元本五年（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龙体欠安，有归天之状。当时神宗的儿子延安郡王赵熙刚刚八岁。邢恕和蔡确商议欲另立皇储。二人设下一计，邢恕偷偷对宣仁太后的内侄高公绘、高公纪说：“我家后花园里，有白桃树近日开花，道书上说此花可治皇上的贵恙，两位可否到寒舍一见？”公绘、公纪当然不知道这里有别的事情，出于孝心，立即驱车而往。一进邢府，便要去花园看花，不料邢恕忽然神秘兮兮地牵住二人的手说：“邢某请二位来合下，并非看花。是奉蔡相之命结心腹之交。如今皇上玉体难讳，延安郡王尚在年幼，我们应早做定夺。某以为壅王、曹王皆有道贤王，公以为如何？”公绘、公纪忍着气听他把话讲完，然后就是大怒：“你怎么如此对我讲话？难道你要让我犯灭族之罪吗？”说罢含怒拂袖疾行而出。邢恕受了这个委屈，自然不会甘休，很快就反咬一口，四处说宣仁太后与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密谋欲废太子延安郡王，另立壅王为帝。又让蔡确以约王珪同探上疾为由故意提皇上有疾，太子尚小一类话，套王珪的心里话，然后又命当时知开封府的蔡京执剑隐伏其外，只等王珪不慎说出什么，便立刻冲出来，以谋反之名杀了他。王珪却淡淡地给了一句话：“皇上自有子嗣，何况延安郡王已被封为太子，我等怎有他意？”邢恕闻听气急败坏，计无可施，只好换一副嘴脸，自称是定策拥立延安郡王的功臣，四处摇旗呐喊。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皇帝仙去，哲宗继位，其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邢恕因“定策有功”迁左司员外郎、起居舍人。可是，这个时候的他又犯了夹不住尾巴的毛病，开始在听政皇后面前炫耀。
某次，他引经据典为高公绘拟写奏折，建议尊崇哲宗生母朱太妃，以便在高太后死后留个后路。宣仁太后阅罢奏折，颇感惊讶，问高公绘：“你平素不多识字，如何写出这等文章？”高公绘不敢隐瞒，具实以奏。太后一怒之下将邢恕黜为随州知府，后又改为汝襄、河阳知府。可以说，邢恕的仕途到此就宣告结束了。
邢恕这个人的故事很值得玩味，最开始，他敢向权臣王安石挑毛病。但七年后，他居然会夹着尾巴跟蔡确混到一起。不过当他自我感觉有定策之功后，尾巴又翘了起来，结果仕途被终结。其实，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夹着尾巴做人。但做官，尤其是你想要做大官的时候，在仕途上，就要有这种夹着尾巴的心思和毅力。
所谓“枪打出头鸟”，小人物在官场上“强出头”是有很多危险的。出头就要损害某些人的利益，而这些人往往是大权在握的，正因为他们大权在握才会无所顾忌，他们有通权的路子，后台硬是更难对付的。故而每要出头之人，都必然面临许多危险，纵使一时成功，也免不了以后被人陷害。故而，为官之人切忌强出头，而此时采取“缩头诀”，等待时机反咬一口，表现在官场上便是：趋避、圆滑。
封建官场常常是不平静的。同僚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轧，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清初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顾炎武曾引白居易题胡旋舞女的诗形容这种坏风气：“臣妾人人学圆转”。晚清吏风败坏，政局多变，圆滑趋避之术更加流行和精微。刘光第曾感叹道：“宦途趋避闪烁，何止万端”。
显宦王文韶是身历咸同光三朝的老臣，他颇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王文韶曾做过很多高官，在地方上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朝廷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官运极佳。如此会做官，定然由他自己的一套理论，虽然并不适应所有的官场，但是却有一定的道理。这个理论所在就是遇事圆滑模棱，明于趋避。《清史稿·王文韶传》说：“文韶更事久，明于趋避，亦往往被口语”。
能够做到事事推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在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表态时，他便会装傻充愣，环顾左右而言他。有一次，王文韶见二大臣为一件事争持不下。西太后问他意下如何，王不知所云，只得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追问，王仍笑。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仍笑如前。
王文韶的耳聋半真半假，他常以假聋作为躲事避风头的手段。深知其奥秘的清末大吏梁士诒在给其父的一封信里说：王文韶“有聋疾，而又遇事诈聋”。王文韶圆滑成性，素不与人争，一旦遇到势大的权臣驳斥自己的意见便特别受不了。有一次在讨论对外政策的御前会议上，他的意见被某权臣驳斥后，竟吓得“汗流浃背，俯首不敢再言”。